1.身份认定、团结对外和印第安人的缺位
如果说，1810年独立战争爆发前拉美土生白人针对殖民者的自我意识觉醒——即“克里奥尔主义[4]”，是拉美民族主义正式诞生前的萌芽，当独立战争在各地相继胜利之后，部分杰出的拉美解放者和思想者形成了超越国界的视角，催生的“大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则正式宣告了拉美民族主义的诞生。
“大陆民族主义”的突出代表是米兰达（Sebastián Francisco de Miranday Rodríguez）和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他们都设想西属美洲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玻利瓦尔用“大哥伦比亚共和国”（Gran Colombia，1819～1831年）的成立将其付诸实践。由于长时间殖民产生的封闭割据，新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外部的干涉，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最终分裂解体，这一想法未能实现。然而，作为伟大的思想先行者，玻利瓦尔在大陆独立之初，就敏锐地指出了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整体联合自强的先天条件和必要性。1819年，他在致委内瑞拉制宪大会的长篇报告中说：“我们（指土生白人，作者注），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印第安人，我们是介于原住民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一个族群。我们落生在美洲，拥有欧洲人的血统，我们一方面处在与原住民争夺对这片大陆的所有权的冲突中，另一方面又与欧洲侵略者抗争以便能够生存在我们降生的国家。我们的情况极为特殊和复杂。”[5]
针对这种独特的身份和斗争形势，1824年玻利瓦尔致信当时的哥伦比亚、墨西哥、拉普拉塔（今阿根廷，作者注）、智利和危地马拉共和国政府，倡议召开“泛美大会”，建立一个拉美各国间的统一权力和协调机构，“为这一伟大的政治实体构建体系并巩固权力”，[6]“这一机构可以在我们遭遇重大冲突时提供建议，面临共同危险时保持接触，遇到困难时忠实地解读公共协约，出现分歧时进行调解……当我们审视所面对的国际政治形势时，特别是面对欧洲时，将会凸显这一机构的优势。”[7]
玻利瓦尔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拉美大陆统一与联合的“大陆民族主义”思想，源于土生白人经济和政治身份的共同特征，其直接动因则是出于刚刚取得独立后，一致对外，特别是对抗欧洲老殖民国家的需要。
随着新型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拉美国家开始渐渐感觉到来自北方的威胁。反美逐渐成了拉美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1823年门罗宣言发表后，在政治上，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拒绝同新独立的拉美国家缔结共同对敌的同盟条约；在经济上，“美国经济需要拉美的矿产，就像肺需要空气一样……美国资本家在拉美的利益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日趋一致。”[8]玻利瓦尔敏锐地预见到了美国人的扩张主义野心。他警告说：“我建议诸君好好警惕不断犯边的美国人：他们会为了一个里尔（real，西班牙殖民时期货币单位，作者注）卖掉整个哥伦比亚。”正如玻利瓦尔所料，门罗宣言提出大约 20年后美国开始了对拉美的扩张。它先是非法夺取得克萨斯，然后是1846～1848年与墨西哥的战争，夺取墨西哥大片领土，接下来是对中美洲和加勒比的领土扩张和经济渗透，门罗主义的真实面目越来越被拉美民众认清。[9]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从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加紧向拉美国家渗透扩张，到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失败，把它在美洲的最后一块殖民地波多黎各输给了美国，美国干脆以殖民者的形象出现在拉丁美洲。古巴伟大的爱国者和思想导师何塞·马蒂（José Julián Martí Pérez）以爱国者的警觉指出，美国才是拉美人民更危险的敌人。早在1891年，马蒂在其发表的长文《我们的美洲》中，他明确提出了两个美洲的概念，即“西班牙美洲”——“我们的美洲”，和“起源、利益、天性与志向不同的另一个美洲”[10]。马蒂极力抨击并用实际行动抵制美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实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对拉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这一时期，拉美民族主义的初始内涵是对自己美洲身份的认定，其主要任务是团结对外。他们歌颂自己生长的国度，为了实现对生长的土地完全有效的自治与自决权利，他们期望自己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欧洲旧的宗主国势力和新兴的北方霸权国家。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正是由于这种身份认定，拉美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的承担者，是独立战争的领导者和独立后的既得利益者——土生白人。在此阶段，广大原住民印第安人以及下层的混血人在这种群体认同中是缺位的，他们的利益和诉求尚不能被新型国家本国的领导阶层认识与考虑，甚至如玻利瓦尔所言，与整个土生白人群体存在着“对大陆的所有权”之争，就更谈不到彼此认同。
2.民族认同、文化民族主义与墨西哥革命
如果说19世纪前半期拉美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对外，那么，在接下来的阶段，其重心则是谋求发展。
19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主导拉美现代化发展观的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者抨击西班牙殖民文化和印第安文化，推崇法、英等欧洲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获得的巨大成就，积极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他们认为，巩固新生国家的最好方法是充分利用一切欧洲的资源。他们鄙视本土的印第安和混血人种，认为从欧洲大量移民是国家得以实现发展的重要途径。他们从改革教育、制造舆论入手，逐步走上参政道路。代表人物有墨西哥的加维诺·巴雷达（Gabino Barreda）及其门徒组成的“科学家派”，巴西的本杰明·康斯坦特（Benjamin Constant）及其创办的“实证主义协会”、曾任阿根廷总统的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玻利维亚的阿格达斯（Alcides Arguedas Díaz）等人。客观上，实证主义者审视国情，严厉剖析了本土文化，揭示了传统文化阻碍和不适应现代化潮流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走向了否定传统、全盘接受外来文化的极端，导致本土民族文化精神日渐淡漠，受到压抑[11]。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实证主义在拉美思想界居主导地位的同时，拉美的文化独立意识开始觉醒。一大批拉美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对实证主义者盲目鼓吹和模仿欧洲的做法进行深入反思，他们首先在文化领域超越了玻利瓦尔“土生白人是美洲人”的单一身份认同，开始寻找本地区土著文化的根源，拥抱本民族的混血文化，拥有了一种更为广泛的民族认同观。他们坚持拉美的历史和文化本身就是独特的，不应该用外来影响抹杀本民族的个性。至20世纪中叶，文化民族主义的兴盛是拉美民族主义的重要发展。
何塞·埃尔南德斯1872年创作的长篇史诗《马丁·菲耶罗》（Martin Fierro）讴歌了一位阿根廷高乔歌手和英雄，描绘了阿根廷潘帕斯独特的自然与社会风貌，独创了外来西班牙语与本地方言相结合的民族语言，在文学中树立了高乔人的形象。高乔人和高乔文化为正在找寻自身文化认同与标志符号的年轻的阿根廷民族提供了一个丰满而独特的载体，其崇尚自由与英雄主义精神深深地烙印在阿根廷的民族个性中，成为阿根廷民族及其精神的象征符号[12]。1900年，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Camilo RodóPiñeyro）出版了《爱丽儿》（Ariel）一书，该书表达了拉美文化优越论和民族文化自豪感，一经问世，就成为拉丁美洲主义的符号和象征。墨西哥思想家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1925年发表《宇宙种族》（La Raza Cósmica）一书，提出混血的趋势是世界的潮流，未来的种族将是融合各种族血液的“宇宙种族”，认为拉美混血种族代表了新的文化的诞生和历史的进步[13]。
这一时期，文化民族主义在整个拉美地区拥有包括古巴的何塞·马蒂、秘鲁的何塞·马里亚特吉（José Mariategui）在内的一大批代表人物。(www.xing528.com)
然而，真正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落实了这种民族认同的是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革命。以下层农民争取土地改革为发端的墨西哥革命历时八年，是拉丁美洲独立以来最为重大的事件。革命后的1917年，墨西哥颁布了新的宪法，宣布国家对一切土地、水源和地下资源的最终所有权，为打击大土地所有制、削弱教会权力和限制外国资本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巴西学者S.富尔塔多用从“欧化”运动到民族运动来概括拉美发展进程的深刻转变。他认为，墨西哥革命代表了一种力量的胜利，“这种力量主张打破殖民制度所建立的统治结构。这种力量想使印第安群众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并建立其自己独特的文化。”[14]墨西哥革命从制度上明确了拉美的民族主体，是拉美国家寻求民族自主性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3.民众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一体化实践
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拉美大地上兴起了一场被称为“民众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其主要标志是1924年秘鲁政治家阿亚·德拉托雷创建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又称“阿普拉党”）的成立。民众主义体制则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拉美趋于成熟。[15]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给拉美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将拉美经济的依附性和脆弱性暴露无遗，拉美传统的寡头制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体制面临着增长、分配、参与和合法性的四重危机[16]。这为强调内向型发展战略、工业化、国家福利和劳工动员的民众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出现的拉美民众主义政治上既反对寡头又反对共产主义，主张最大限度地将民众纳入政治参与进程；经济上主张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采取扩大就业、增加工资、提高社会福利等措施以赢得民众的支持。被动员起来的既有城市工人，也有中产阶级成员、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拥护民众主义领袖的主张，渴望通过实现国家的变革而改善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墨西哥的拉萨罗·卡德纳斯政权（1934～1940年）、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政权（1934～1945年）、阿根廷的庇隆政权（1946～1955年）等都是拉美民众主义的典型代表。
争取经济上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拉美民族主义的主旋律，即所谓“经济民族主义”。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Federico Prebisch Linares）为代表的拉美经委会提出了“发展主义”的理论，他们认为初级产品出口的传统经济结构使拉美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外围”，在与以欧美为代表的“中心”国家的贸易交换中处于劣势，这导致了拉美经济的不发达和不稳定性。他们主张采取贸易保护，减少进口，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将国内工业作为带动民族经济发展的主导部分，提出“促进出口”和“出口多样化”的方针，在能源、矿业等自然资源部门实行国有化政策。上述政策为拉美主要国家的民众主义政府付诸政策实施，构成整个地区的经济民族主义实践。
“二战”后，拉美民族国家的经济有了迅速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随着亚非拉民族国家逐步获得独立与解放，以及20世纪60年代后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共同抵御美国的经济政治渗透，拉美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另一个令人瞩目的趋势是谋求联合自强，地区一体化组织开始涌现。
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起，拉美国家间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开始勃兴。1950年，中美洲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成立。1958年，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五国签订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多边协定及工业协定，1960年，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协定生效。同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七国签署《蒙得维的亚条约》，建立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这是跨南北美大陆最早的自由贸易组织。1969年，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和乌拉圭五国组成的拉普拉塔河流域组织成立。1975年，拉美及加勒比经济体系成立，成为当时涵盖该地区国家最多的一体化组织，致力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协调与磋商，促进地区合作和一体化进程。1980年11个拉美国家在墨西哥召开拉美自由贸易协会第19次特别会议，将该协会改建为拉美一体化协会，并于8月签署了新的《蒙得维的亚条约》。1969年，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智利五国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签署协定成立经济一体化组织，由于缔约国均属安第斯山脉国家，因此该集团被称为安第斯集团。
无论是大范围还是小地区，拉美的一体化组织蓬勃兴起的主要宗旨是促进贸易交流和经济合作，实现地区性保护政策，维护成员国共同利益，向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协调化的方向前进。尽管由于组织结构较为松散，有些成立不久即告终止，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地区一体化格局。但是，这些组织以集体民族主义的方式共同捍卫本地区各国的经济政治利益和主权的努力和尝试，有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战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
4.开放的地区主义、新左派崛起与反全球化
1989～1992年苏联的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两极格局的终结对世界所有国家而言都意味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当此之际，在经济上，拉美国家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提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新理论，主张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看待拉美经济一体化，认为拉美国家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开放的出口导向模式转换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含义，主张打破旧的封闭式的一体化理论，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一体化。这一时期，南美洲形成了南北两大一体化组织。南部的就是1995年起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共同建立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北部则是在1996年由安第斯集团重组而成的安第斯国家共同体。
20世纪末，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拉美地区内部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土著人运动高涨等问题，外部面临着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美国对其“后院”的经济政治渗透，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的治理。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得各国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扩大，出于对新自由主义及全球化所引起问题的回应、对历史和现实的民族利益冲突的反思，拉美地区新左派崛起，民族主义的浪潮再次勃兴。
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等国左派纷纷上台执政。随着国际社会全球化的发展，在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对内，这些左派国家摈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理，主张资源国有化；对外，加强对亚洲、非洲、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多元外交，“离美”倾向明显；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与沟通，“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17]”（2004年成立）、“南美洲国家共同体”（2004年成立）、“南方银行”（2009年成立），都表达了区内在政治、金融以及国际舞台上协调互助的愿望。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拉美民族主义运动更加关注波及全球范围的问题，反对全球化就是其中心议题之一。在世界性的反全球化运动论坛——世界社会论坛，巴西总统卢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政府首脑，以及来自拉美不同的行业和阶层的学者、劳工、农民、学生、原住居民、女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反战主义者、环保主义等等，共同讨论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试图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1990年巴西劳工党在圣保罗建立了主要由拉美左翼政党和团体组成的圣保罗论坛。论坛成立伊始是为了讨论苏东之后的国际局势及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其参与者也都是拉美地区的左翼力量，但是渐渐也有欧亚等其他地区的左翼政党和社会运动参与进来，到目前为止圣保罗论坛已成功举办20届，其影响已经不再限于拉美地区，在全球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面对全球化，始终处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弱势地位的拉丁美洲产生了新的诉求与不满，在这场世界各国各地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的浪潮中，拉美急需正确分析外部环境，合理利用现有条件，努力探索一条能够有效抵制外部入侵，维护本民族利益，同时可以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壮大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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