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　吴　际　刘长喜　

摘要：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老年人生活问题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社会议题。而关注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生活则是我国老年问题研究的重中之重。本文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10 421名农村老人调研，根据研究假设对农村地区老年人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家庭环境、医疗保障和社会环境进行描述分析和相关分析；根据各指标相关情况，选取合适的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相关影响因素和指标进行验证。随后，根据研究得到的结果提出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相关建议。最后是对本文的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的讨论。

关键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001～2020年，中国将进入社会结构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阶段。⁽²⁾党的“十七大”确立了“老有所养”的战略目标。十七届五中全会也指出，关注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下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要议题。

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我国老年人口基数为世界之最。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1.3亿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这个数量是世界老年人总量的约20%。⁽³⁾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我国老年抚养比为13.1%，即我国每100名适龄劳动人口需要负担13名老年人口养老需求。⁽⁴⁾第二，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迅速，并且增速不断加快。中国网报道，前后仅历时18年左右，我国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就从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西方发达国家虽然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但这一进程的速度比较缓慢，美国完成这一社会年龄结构转变过程大约用了60年，英国用了80年。⁽⁵⁾第三，中国老龄人口呈现不均衡分布——农村高于城市。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达到1.2亿人，其中有9 364.5万人居住于县乡一级地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78.2%。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口仅占我国老龄人口总数的1/4不到。由此可见，我国城乡老龄人口数量分布相差悬殊，并且大部分老龄人口集中于农村地区。

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老年人生活问题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社会议题，而关注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生活则是解决我国老年问题的重中之重。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社会化养老服务系统的建设十分缓慢，难以对农村老年人口的晚年生活起到支持作用，因此，以子女供养为主的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口晚年的主要依靠。但随着国家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壮年劳动力外流，致使农村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另一方面，由于资源投入的偏斜，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建设进度缓慢，难以跟上不断增加的需求，从而导致农村老年人成了我国社会中一大社会弱势群体。⁽⁶⁾在农村社会化养老体系建设尚未成熟、农村家庭养老功能被削弱之际，关注农村老年人生活真正之所需，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使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改善是当务之急。因此，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理应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以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作为研究切入点，关注现实生活中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水平产生影响的各项因素的作用，了解农村老年人对晚年生活的真正需求，进而才能“对症下药”，根据农村老年人的各项生活所需做出相应改善，使实事落到实处。

国外学者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展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且已经在多个研究领域中获得了相当成熟的研究成果，而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安德鲁斯及其同事利用最小间隔分析方法（smallest space analysis），将美国与部分西欧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得到的结果证明了个人收入、生活水平以及身体健康情况之间的联系。⁽⁷⁾在研究过程中安德鲁斯还发现与身体健康情况相比，生活水平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在随后的研究中，麦肯纳尔以安德鲁斯的研究结果为基础，在一项美国国内的研究中，进一步在生活质量研究中归纳出了5个维度，即家庭生活、生活水平、国家政策、社区生活和闲暇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生活质量研究的独立指标体系。⁽⁸⁾肯丁等综合老年健康研究成果，论证了老年人生活质量与健康长寿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该研究还测度了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关键因素，包括疾病预防、主观态度、经济保障和家庭支持等。⁽⁹⁾上述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是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的宝贵财富，为该领域的后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21世纪伊始，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老龄化问题成为关注热点，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得以迅速发展。学者邬沧萍等认为，我国社会面对老龄化高峰的时间要比西方国家短得多；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在处理老龄化问题时稍有不慎，将会对我国的经济社会造成深远影响。因此，邬沧萍等指出，实现“健康老龄化”战略是我国接下来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明智之举。⁽¹⁰⁾

人口学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人口流动导致农村养老模式转型的相关问题。以往研究认为，农村劳务输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双重的：⁽¹¹⁾一方面，劳务输出带来经济收入的增长，能够大力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物质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伴随着劳务输出，农村老年人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变短，情感交流与精神慰藉的功能下降。⁽¹²⁾短时间的劳务输出不仅不能为家庭带来经济支持，反而增加了农村留守老年人的担忧，从而降低生活满意度；子女能够在较近地区（如同县）获得一份长时间的稳定工作，能够有效提升农村留守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评价。⁽¹³⁾

心理学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问题的研究侧重于测量老年人心理状态的变化对生活状态的影响作用。以孤独感作为切入点，关注老年人心理因素的变化给生活满意度带来的影响是心理学研究老年人生活质量满意度的一大重要议题。⁽¹⁴⁾并且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国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提升，从心理层面考察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谢祥龙通过建立依恋、孤独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模型，⁽¹⁵⁾得出不同于年轻人，老年人因为社会参与频率的降低和社会网络规模的萎缩，更容易因孤单而产生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降低生活满意度。

纵观已有文献资料，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影响因素的测量方式的选择上，我国普遍对国外研究中已有的量表进行直接套用。虽然国外成熟的量表在研究的科学性上不容置疑，但这样直接套用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等区域性质的影响因素。因此，这些量表在具体的适用性问题上有待进一步证实。

已有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难以做到全面而系统，即所选取的样本对研究对象的总体代表性较差。国内现有研究多、特殊性强，研究结果所能够覆盖的群体规模极为有限。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些特殊群体研究难以有效代表整体，即难以有效完成对全国老年人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测量，因此，研究的信度难以提升。

研究内容的广度足够，而深度不足，已有研究多是对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进行简单的分析与罗列。比如，研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收入状况、家庭环境情况等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之间的关系，缺少典型案例来深入挖掘这些因素的影响途径与作用方式。此外，对于占据老年人生活重要位置的养老保障问题，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与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缺乏有针对性的解决养老与医疗问题的研究与对策。

学者安德鲁斯指出，对生活质量总体的衡量与评价基本上可以依据对生活质量各个具体方面的加权来表达。⁽¹⁶⁾同时，不少研究表明，在做因果分析时，生活各具体方面的质量指标比生活质量的总体指标更合适。换言之，当我们用具体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及心理因素做自变量来解释生活质量时，我们的解释会更具有说服力和预测性。学者周长城曾指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当前阶段，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尤其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应当侧重于客观指标。⁽¹⁷⁾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侧重于考察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的客观因素。

身心健康是指个体的身体、心理及对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身心健康是人们评价自身生活质量的先决条件，良好的身体与心理状态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老年人而言，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各项机能逐渐衰弱，维持健康的身体状况更是难能可贵。

另一方面，老年人退休后面临着因社会角色的转换而产生的心理落差。退休前，作为劳动者或者生产者，人们承担着各自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农村老年人在人生的“黄金阶段”（青壮年）一直从事着农业劳动工作，并且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从事着同样的工作，从未经历过转变，因此，在退休后或者因其他而无法继续从事农业劳动时，由于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要闭塞，生活方式相对单一，这些被迫离开劳动岗位的老年人大多赋闲在家。这种突如其来的社会角色的落差，造成了心理上的不适应。

根据上述两个原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农村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程度和心理调节能力对评价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具有正向影响。身体越健康，心态越乐观，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就越高。

经济条件是指个人或者家庭通过劳动所获得的报酬以及通过其他合法途径所获得的经济收入情况。随着老年人步入晚年生活，其收入来源和数量与工作时存在较大差异，退休后的收入相对较低。老年人在晚年对于经济上的需求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开支外，主要在于对身体健康的担忧。“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下，良好的经济状况能够保障老年人看得起病，减少老年人对未来的担忧，尤其在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农村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来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二：经济条件对农村老年人评价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即经济条件越好、生活越优渥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质量水平的满意度评价越高。

人在步入晚年生活时，对与他人进行情感交流的愿望更为迫切。老年人拥有自己的社会交往范围和方式。由于身体机能弱化导致行动上的限制与退休导致接触其他群体的限制，老年人社会交往的主要对象相对比较单一。在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也就是最主要的交流对象就是家人，如子女、兄弟姐妹等，这其中除了配偶之外，子女是老年人主要的情感慰藉。尤其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使得子女成为老年人晚年的唯一依靠。因此，农村老年人对于家庭关系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和谐的家庭生活环境对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尤为重要。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三：农村老年人越能够感受到子女对自己的孝顺和关心，他们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评价就越高。

医疗保障属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不完备的基础设施会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从而制约人们对生活质量的积极评价。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日常生活中需求最迫切的就是医疗保障设施，如医院和村卫生室。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四：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对农村老年人评价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作用。医疗条件越好，服务越完善，能够解决农村老年人的看病就医问题，农村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就会越满意。

本研究将社会支持视为来自政府或社区等其他外部机构对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的照顾情况，如经常组织农村老人参加各种保健活动、积极推动提升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的政策等。由于受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和认知水平的影响，在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社会支持的体系还很薄弱。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五：社会支持发展的相对滞后，会制约农村老年人对目前生活质量做出积极的评价。

本文资料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组织的第七次千村调查项目——“中国梦的实现：农村养老模式现状及其创新”⁽¹⁸⁾。本次调查最终收回的有效问卷达10 421份。为了保障后续研究分析的准确性，在数据分析中将部分存在缺失数据的样本剔除，只采用数据完备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共9 826个。本次调查选取的样本所在的31个省市中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口数占全国农村居住总人口数的88.72%，样本总体所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符合社会学对抽样调查的样本数量的科学规定，并且可以认为对全国农村地区的情况具有普遍代表性。

本次调查中对样本的抽取采用多阶段系统规模成比例的不等概率抽样方法（multi-stage systematic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样本通过四个阶段的抽取得到：第一阶段，在全国31个省市当中抽取符合标准的县；第二阶段，从选中的县当中，各抽取一个乡镇；第三阶段，从上一阶段所抽中的乡镇当中再抽取两个行政村；第四阶段，在选中的行政村当中，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60名符合要求的老年人作为本次调查的受访对象。采用该抽样方法的原因是鉴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分布不均衡等因素，单纯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会扩大抽样误差，从而降低估计的精度。

最后，利用SPSS 17.0软件，对所有调查问卷进行汇总，并建立数据库。后续研究主要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根据研究假设对农村地区老年人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家庭环境、医疗保障和社会环境进行描述分析和相关分析；随后根据各指标相关情况，选取合适的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相关影响因素和指标进行验证。随后，根据研究得到的结果提出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相关建议。最后是对本文的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的讨论。

本次调查，研究对象总人数为9 826人，其中男性4 997人，占总样本人数的50.9%；女性4 829人，占总数的49.1%。其中69岁以下的老年人占总受访人数的54.7%；70岁到79岁的老年人占34.3%；8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11.0%。80岁老人已属高龄老人，这个比例在受访对象中超过10%，根据国际通行的衡量标准，我国农村地区目前正呈现高龄化趋势。

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所有受访农村老年人中，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的占了大多数，为82.5%，其中不识字的老年人有3 500人；在上过小学的人中，只上过初小，即小学三年级以下的情况高达67.3%，这部分老年人识字程度不高，仅能够书写除自己名字以外的简单汉字，在平时阅读时存在一定障碍。读过初中或高中的老年人非常稀少，总共只占受访对象的17.5%。

在婚姻方面，多数老年人均已成家并且目前伴侣健在（74.8%），仅24.6%的受访对象目前因离异、丧偶等导致单身。农村老年人的未婚率为1.3%。子女方面，有超过半数（58.0%）的老年人育有2～3个子女，33.5%的老年人育有4个以上的子女，对于社会养老资源缺乏，以家庭养老和代际支持依赖较重的农村地区而言，⁽¹⁹⁾老年人晚年生活得以保障。同时，调查中发现，有136名老年人膝下无子女，占1.4%。在居住情况方面，由于是入户调查，并不涉及居住养老院情况。本次调查中38.9%的受访老年人表示独居或是仅与配偶居住，子女并不在身边。表示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占58.7%，占了绝大多数，符合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

笔者在调查老年人对目前生活总体情况的自我评价满意度时，总体上受访老年人都表示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79.4%），其中表示完全满意的占总体样本的20.7%，表示满意但有些许不足的59.8%。另一部分表示对目前生活感到不甚满意的占总体样本的20.6%。

表1　受访老年人的基本情况

续表

已有研究结果证实，对人类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主观与客观因素之分。将老年人自评生活状况满意度作为回归分析的因变量；自变量包括：身心健康满意度、经济条件满意度、家庭关系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和社会环境满意度。运用线性回归模型，选择将自变量代入回归模型当中来检验五项指标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由结果可知，所选自变量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回归分析R²为0.642，该结果所反映出的意义为回归分析中的因变量（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可以被五个自变量（身心健康满意度、经济条件满意度、家庭关系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解释的影响因素部分为64.2%，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但同时还存在35.8%的部分尚未能够被主观因素所解释。根据周长城教授在《生活质量的指标构建及其现状评价》一书中的阐述，本文认为可以从生活的客观因素方面进行补充。

表2　主观满意度指标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Logistic回归模型假设自变量与事件发生的概率间的关系是可以用逻辑分布函数来表示的非线性关系，该模型的主要用途有：影响因素分析，衡量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情况；预测作用，根据模型检验的结果预测在自变量不同的情况下，发生或者不发生某种情况的概率。本研究采用多项Logistic模型对研究变量进行分析检验，则是用以预测我国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处于各个水平的概率。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村老年人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经过处理后被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和“不太满意”三个程度。作为解释变量要被代入回归分析当中去的自变量，主要分为6类：基本情况、身心健康状况、经济条件状况、家庭关系情况、医疗保障情况和社会支持。对于6类解释变量的具体处理和具体赋值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变量与赋值(www.xing528.com)

续表

本研究使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首先将人口统计的基本情况项中的6个自变量代入Logistic模型当中，模型的整体拟合度在0.05的置信水平上，自由度为18，具有显著性特征。随后分别对6个自变量的显著性进行似然比检验，输出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人口基本情况的似然比检验结果

根据输出结果可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仅自变量年龄（Sig.=0.033<0.05），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其余的自变量在进一步分析中可以剔除。

将与身心健康满意度相关的4个自变量代入Logistic模型当中，模型的整体拟合度结果显示，整体模型χ²为673，自由度df为16，显著性水平Sig.<0.05。该结果表明，与身心健康满意度相关的4个自变量整体上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在分类似然比较中，4个自变量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将与经济收入满意度相关的4个自变量代入Logistic模型当中，验证自变量整体对模型的拟合度。根据结果显示，整体模型χ²为578，自由度df为14，显著性水平Sig.<0.05，即经济收入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为了进一步确证各自变量的影响作用，通过分别进行似然比检验得到的结果显示，在显著性为0.05的水平下，日常家用电器持有数量（Sig.=0.159>0.05），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可以将其剔除出进一步分析过程。

将与家庭关系满意度相关的6个自变量代入Logistic模型当中，检验结果显示，在显著性水平0.05的条件下，家庭关系满意度相关自变量在整体上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影响。将各自变量进行似然比较后，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家庭常住人口数（Sig.=0.519）、子女的资助情况（Sig.=0.07）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将与医疗保障满意度相关的3个自变量代入Logistic模型当中，检验模型拟合度结果显示，在显著性为0.05的水平下，与医疗保障满意度相关的自变量整体模型的χ²结果为690，自由度df为16，显著性Sig.<0.05，医疗保障满意度相关变量在整体上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影响。进一步分析3个变量各自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似然比检验，在显著性为0.05的水平下，3个自变量均对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将与社会支持满意度相关的2个自变量代入Logistic模型当中去，检验整体模型拟合度结果，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自变量在整体上能够对因变量（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随后单独检验各自变量的似然比情况，在显著性为0.05的水平下，2个自变量的显著性Sig.<0.05，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影响作用。

经过上述预先检验与筛选，将所有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因变量）存在影响作用的自变量再次代入多项Logistic模型当中。输出结果显示，所有自变量在整体上对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以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自变量，以基本情况、身心健康状况、经济条件状况、医疗保障情况、家庭关系情况、社会支持为自变量所构造的多项Logistic模型如表5所示。

表5　多项Logistic模型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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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参数在0.1、0.05和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的显著性情况。

身心健康水平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不同健康程度的农村老年人对目前生活满意度水平的评价也不同。本次调查中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非常健康）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感到“非常满意”的概率与“不太满意”的概率之比是身体健康状况不太好（不太健康）的农村老年人的1.966倍。同时，这一比值在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比较健康）的农村老年人中是身体不太健康的农村老年人的1.806倍。由上述比值情况可知，农村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他们对生活感到“非常满意”的概率比“不太满意”的概率越高。另一方面，非常健康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水平感到“比较满意”的概率与“不太满意”的概率之比为1.037；身体比较健康的农村老年人这一概率之比为1.452。综合以上两种不同情况，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水平的评价情况：身体非常健康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水平给出最高评价的概率处于最高的位置；身体比较健康的老年人在次一等评价中的概率最高；身体状况不太好的老年人评价最低，即身体健康状况与农村老年人评价生活满意度水平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因为两种情况都处于显著性水平0.001的情况之下，身体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人评价生活满意度水平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作用。心理健康方面的情况与身体健康情况类似。经常感到焦虑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感到“非常满意”的概率与“不太满意”的概率的比值为0.282；偶尔焦虑的农村老年人的这一比值情况为0.648。可见，经常焦虑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处于最低点。在“比较满意”的评价中，经常焦虑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比较满意”的概率与“不太满意”的概率之比为0.496；偶尔焦虑的老年人的这一比值是没有焦虑情况老年人的0.902倍。综合上述情况，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度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焦虑情况越频繁，对生活满意度评价“非常满意”的情况就越少。因为显著性在0.001的水平下，所以心理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人评价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假设一得到了证实，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并且日常生活基本能够自理的农村老年人甚少会表现出焦虑心理，他们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水平也比其他类型的老年人更高。

经济条件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性较低。在对生活满意度评价“非常满意”的比较中，“有储蓄”与“无储蓄”的情况对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水平做出“非常满意”的评价并不存在显著性影响。有储蓄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水平感到“比较满意”的概率与“不太满意”的概率之比是无储蓄的农村老年人这一比值的1.132倍，并且在显著性0.1的水平下具有显著性。表明在满意度为次一等的情况下，储蓄情况对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水平的评价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在满意度最高水平下，储蓄情况并不影响老年人的评价。消费水平的高低并不显著影响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结果与假设二不符合，假设二被否定。农村老年人对日常生活的物质环境重视程度并没有本研究所期望得那样高，即家庭物质条件高低与否、日常生活用度多少，并不影响农村老年人对目前生活质量的评价。因此，农村老年人对经济条件满意度的来源，可能存在其他方面的衡量标准。

家庭关系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部分显著性影响。在本研究所选取的衡量家庭关系的变量中，子女对居于农村的年老父母的探望情况对农村老年人评价生活满意度并无显著性影响。子女与父母电话联系的情况中，经常打电话联系对农村老年人评价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影响，表明子女与父母频繁联系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作用。与子女的关系情况在农村老年人评价家庭关系中具有重要影响，子女对老年人的情感关心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正向作用。综合上述情况，假设三被证实。农村老年人非常重视子女对自己的关心。老人们所渴望的这份关心并非都来自物质上的支持，而主要来自心理上的慰藉。同时，通过研究发现，老人们的要求并不多，只要子女能够时常与自己保持电话联系就很满足了。稳定的联络与关心能够有效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医疗保障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首先，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非常满意”的概率与“不太满意”的概率之比是没有参加新农合的农村老年人这一比值的1.352倍，说明新农合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其次，全年的医药开支占全年总开支数额1%以下的农村老年人表示对生活“非常满意”的概率与“不太满意”的概率之比是全年的医药开支占全年总开支额度10%以上的农村老年人的3.210倍，是医药开支在3%左右的农村老年人上述比值的2.403倍，是医药开支在5%左右的农村老年人的上述比值的1.411倍。该结果说明，医药开支比例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医药开支比例越低，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做出正面评价的概率就越高，当医药开支比例为1%以下时，对生活“非常满意”的可能性最高。在就医便利性问题上，平时前往镇医院看病就医时，用时不超过半小时的农村老年人表示对生活“非常满意”的概率与“不太满意”的概率之比是用时超过1小时的农村老年人这一比值的1.865倍；用时在1小时之内的农村老年人的这一比值是用时超过1小时的农村老年人这一比值的1.109倍。可以认为就医便利程度对农村老年人评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积极的，即在前往医院的路上耗费的时间越少，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就越好。因此，假设四得到验证。医疗保障情况是农村老年人除身心健康之外非常重视的一项因素。用于看病就医的花费直接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原因可能有两方面：医药开支越少，说明身体健康程度高，符合假设一的判断；老人不用为医药费而发愁，医疗保障体系完善，为老人晚年免除后顾之忧。

社会支持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效果不太显著。借鉴实地访谈所了解到的信息推测，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人力物力的支持有限，难以承担社区养老的角色，因此农村老年人很难从社区获得帮助，也就不会产生依赖感；第二，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程度较低并且常年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工作，不同于城市老年人退休后有丰富多彩的兴趣活动，农村老年人对退休生活的拓展能力有限，从而造成了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作用有限的现状。

(1)　本研究是第七届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的成果之一，该项目首席专家为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感谢张雄院长以及项目组所有成员对此付出的努力。

(2)　中国网．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EB/OL].2006-2-24，http://www.china.com.cn/chinese/news/1134589.htm

(3)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中心，http：//apps.who.int/gho/data/node.country.country-CHN

(4)　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中心，http：//data.stats.gov.cn/

(5)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Committee on Population，Preparing for an Aging World，U.S. Bureau of the Census，New York，1989：7

(6)　邬沧萍，姜向群．“健康老龄化”战略刍议[J]．中国社会科学，1996（5）：52-64

(7)　曾毅，顾大男．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的国际动态[J]．中国人口科学，2002（5）：59-69

(8)　Morrison，K..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An Introduction[J]. Macau Study，2005：26.

(9)　Kind，P.，P. Dolan，C. Gudex. Variations in Population Health Status：Results from a United Kingdom National Questionnaire Survey[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98，（316）：736-741.

(10)　邬沧萍，姜向群．“健康老龄化”战略刍议[J]．中国社会科学，1996（5）：52-64

(11)　叶敬忠，贺聪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研究[J]，人口研究，2009（4）：44-53

(12)　孙鹃娟．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农村留守老人照料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65-68

(13)　贺聪志，叶敬忠．农村劳动力外出对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响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3）：46-53

(14)　郭志刚，刘鹏．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需求满足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71-80

(15)　谢祥龙．老年人依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孤独感的中介作用[J]．心理科学，2014（6）：1421-1425

(16)　周长城．生活质量的指标建构及其现状评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35-37

(17)　周长城．生活质量的指标建构及其现状评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47-149

(18)　本研究是第七届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的成果之一。该项目首席专家为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感谢张雄教授以及项目组所有成员对此付出的努力。

(19)　苏保忠．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