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家庭结构影响分析

■　苏熠慧

摘要：本文通过对上海财经大学2014年大学生千村调查项目以“农村养老模式现状调查”为主题进行对全国31个省市376个县537个村的10 421名农村老人进行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建立Logistic模型，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村卫生室条件、合作医疗参与情况、对疾病治疗态度、参加公共活动情况等多个因素后，家庭居住方式对农村老人患高血压具有显著影响，表现为与子女居住的农村老人患此病的可能性比未和子女居住的老人低。数据同时还表明，良好的村卫生室条件、参与合作医疗、积极对待疾病的治疗、积极参加公共活动，都对老人的健康状况有改善作用。

关键词：医疗；健康；家庭结构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同样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巨大挑战。《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指出，2013～2021年，中国老年人口可能由2.02亿人增长到2.58亿人，老龄化水平可能由14.9%提高到17.9%，这意味着中国将逐步进入老龄化。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老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广大农村老人的生存状态，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口学、社会学、医学都纷纷将老人的生活现状、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纳入学术研究的框架，以期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在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不管是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还是生活质量，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²⁾对于老人的健康状况，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农村医疗设施、医疗环境和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医疗保险的推广，对改善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并没有作用。相关研究认为，医疗保险并不会增加农村老人的就诊概率，不会显著延长老人的预期寿命，也不能显著降低他们的死亡可能。⁽³⁾温劭君和宋世斌通过2005～200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农村医疗保险使老人的总医疗支出显著增加，但农村医疗保险不仅没显著延长其预期寿命，也未能降低农村老人的死亡风险，从而得出医疗保险对我国农村老人健康需求无效的结论。⁽⁴⁾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农村老人对医疗保障和社区护理有非常大的需求，农村医疗设施的改善和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有助于改善老人的健康状况。谢爱萍发现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并且他们存在迫切的医疗护理服务需求。⁽⁵⁾吴惠英等人对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龙山村、狮子村和双流村295位农村老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农村老人易患的八种病分别为前列腺肥大、老年性白内障、脑动脉硬化、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高血压、慢性胃炎、高脂血症，同时还发现老人对健康知识严重缺乏，对医疗保健的满意度低，从而认为应当加强建设农村老年医疗保健网，让更多老人享受医疗保健服务。⁽⁶⁾李继坪等对1 000例60岁以上老人的健康保健状况和社区护理需求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资料统计，发现农村老人的社区护理需求非常高，且受到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健康自评等因素的影响，且医疗健康保健费用的支付情况对老人患病后的就诊情况有直接影响。⁽⁷⁾方黎明通过追踪调查中国健康与养老2011年的基线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发现收入水平与是否处于空巢状况对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而医疗体系方面的建设，例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社区助老助残活动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开展与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紧密相关。⁽⁸⁾

为什么会在农村医疗保险的影响上出现如此大的争议？以上两方的研究都存在共同点，忽略了家庭结构和家庭环境讨论老人的健康问题。不管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脱离了家庭结构和家庭环境，很难真正看清公共领域中医疗体系的建设以及医疗保险对老人健康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虽然看到了家庭因素对老人健康的影响，但却没有将家庭因素和医疗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只是割裂地看待家庭因素对老人健康的影响。王萍和李树茁通过分析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1～2006年在安徽省巢湖市农村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跟踪调查数据，发现老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加快了老人生活自理的衰弱程度，而老人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照顾、情感支持却缓解了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王萍和李树茁认为老人对子女的过度依赖，会加速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⁹⁾刘慧君等人对安徽巢湖6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四期纵向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与他人同居比独居降低了慢性病老人的死亡风险，但却增加了患心脏类疾病老人的死亡风险。⁽¹⁰⁾以上研究将家庭因素和医疗因素割裂来看，纷纷得出家庭因素并不一定有利于老人健康的结论。由于未将家庭因素和医疗因素进行综合考虑，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存在矛盾。

本文在控制医疗因素的条件下，考察家庭结构对农村老人健康的影响。本文引入家庭社会学的视角。家庭社会学认为，家庭结构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不同的家庭结构（核心家庭、联合家庭等）会影响家庭内部的社会关系，而家庭内部的社会关系将影响家庭内部个体的身心状态。涂尔干曾在《自杀论》里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证明家庭关系对于缓解自杀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将在家庭社会学的视角下提出以下问题：家庭结构对农村老人健康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财经大学2014年度大学生千村调查项目以“农村养老模式现状调查”为主题进行对全国31个省市376个县537个村的10 421名农村老人进行的问卷调查。所使用的模型为Logistic模型。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村老人患病的情况。相关数据显示，农村老人患病率最高的为高血压，比例为37.0%；其次为颈椎、腰椎疾病，比例为21.9%；第三位为心脏病，比例为12.5%。

本文选取三个变量“高血压”“颈椎、腰椎疾病”和“心脏病”为因变量，建立三个Logistic模型。三个变量都是二分变量，其中赋值“否=0，是=1”。

本文将家庭结构操作化为家庭居住方式，使用的问题是“您目前与谁同住”，其中变量1“独居”的赋值为“否=0，是=1”；变量2“配偶”的赋值为“否=0，是=1”；变量3“子女”的赋值为“否=0，是=1”；变量4“孙子女”的赋值为“否=0，是=1”。

本文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讨论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性别（男=0，女=1）；年龄；婚姻状况（转化为“未婚”“已婚”“离婚”“同居”4个虚拟变量，参照类为“丧偶”）；村卫生室条件（转化为“很好”“好”“一般”“差”4个虚拟变量，参照类为“很差”）；参加合作医疗情况（转化为“有”“不知道这个制度”2个虚拟变量，参照类为“没有参加”）；对待治疗的态度（转化为“积极”“顺其自然”2个虚拟变量，参照类为“放弃治疗”）；对保健养生的态度（转化为“相信并有行动”“相信但没有自觉行动”“不关心”“其他”4个虚拟变量，参照类为“不相信”）；参加村里组织活动（转变为“积极参加”“被组织参加”“有选择参加”3个虚拟变量，参照类为“不愿参加”）。

本文在家庭社会学的视角下，引入以下假设：

其一，不同的家庭居住方式会影响老人得高血压的概率；

其二，不同的家庭居住方式会影响老人得颈椎、腰椎疾病的概率；

其三，不同的家庭居住方式会影响老人得心脏病的概率。

模型1纳入了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村卫生室条件、参加合作医疗情况、对待治疗的态度、对保健养生的态度和参加村里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也纳入了自变量家庭居住方式。模型1的结果显示，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村卫生室条件、参加合作医疗情况、对待治疗的态度、对保健养生态度和参加村里组织活动的积极性都相同的情况下，家庭居住方式对患高血压有显著影响。其中，与子女同住的农村老人患高血压的可能性，比没有与子女同住的农村老人患高血压的可能性低。这说明，与子女同住能够减少患高血压的可能性。控制变量的影响仍然存在，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包括年龄相同的情况下），女性老人比男性老人患高血压的可能性要高，而性别相同的情况下，年龄越高，患高血压的可能性越大。这可能是因为虽然女性的预期寿命更长，但农村女性不仅要从事农业劳动，还要从事家务劳动，担负着双重负担，身体的健康程度较农村男性老人低。在年龄和性别都相同的情况下，婚姻伴侣陪在身边的老人，其患高血压的可能性要比丧偶的老人患高血压的可能性低。在这个模型中，村卫生室条件、参加合作医疗情况、对待治疗的态度、对保健养生的态度都对患高血压没有显著影响，但老人参加村里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对患高血压有显著影响，积极参加村里组织活动的老人，其患高血压的可能性要明显低于不愿参加村里组织活动老人的可能性，即便是那些有选择参加村里组织活动的老人，其患高血压的可能性也要比那些不愿意参加村里组织活动老人的可能性低（p<0.001）。

表1　家庭居住方式与农村老人患高血压关系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续表

续表

注：* p<0.05；** p<0.01；***p<0.001。

模型2纳入了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村卫生室条件、参加合作医疗情况、对待治疗的态度、对保健养生的态度和参加村里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也纳入了自变量家庭居住方式。模型2的结果和模型1不同，数据显示，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村卫生室条件、参加合作医疗情况、对待治疗的态度、对保健养生的态度和参加村里组织活动的积极性都相同的情况下，家庭居住方式对患脊椎、腰椎疾病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控制变量的影响仍然存在，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包括年龄相同的情况下），女性老人比男性老人患脊椎、腰椎疾病的可能性要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女性老人较男性老人承担更多的劳动，同时还要照顾男性老人，长期从事繁重的劳动使得她们更容易患上脊椎、腰椎疾病。而性别相同的情况下，年龄越高，患脊椎、腰椎疾病的可能性反而低，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脊椎、腰椎疾病是长期积累的慢性病，可能在年轻时候就已经发作。和高血压不同的是，在年龄和性别都相同的情况下，婚姻伴侣陪在身边的老人，其患脊椎、腰椎疾病的可能性和丧偶的老人患脊椎、腰椎疾病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差异。此外，村卫生室条件很好的情况下，农村老人患脊椎、腰椎疾病的可能性要比村卫生室条件很差情况下农村老人的患病率低。老人对待治疗的态度也会对患脊椎、腰椎疾病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表现为积极对待治疗的老人，患脊椎、腰椎等疾病的可能性比放弃治疗老人患此病的可能性低。对保健养生的态度也影响着老人患此病的可能性。数据显示，相信保健知识但没有付诸行动的老人，其患此病的可能性甚至比不相信保健知识老人患此病的可能性高。这可能是相信相关知识但未付诸行动而产生的焦虑感所致。但是，参加合作医疗却对患脊椎、腰椎疾病没有显著影响。与高血压的情况不同，老人参加村里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对患脊椎、腰椎疾病没有显著影响。

表2　家庭居住方式与农村老人患脊椎、腰椎疾病关系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续表(www.xing528.com)

续表

注：* p<0.05；** p<0.01；***p<0.001。

模型3纳入了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村卫生室条件、参加合作医疗情况、对待治疗的态度、对保健养生的态度和参加村里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也纳入了自变量家庭居住方式。模型3的结果和模型1、模型2类似，都显示，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村卫生室条件、参加合作医疗情况、对待治疗的态度、对保健养生的态度和参加村里组织活动的积极性都相同的情况下，家庭居住方式对心脏病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控制变量的影响仍然存在，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包括年龄相同的情况下），女性老人比男性老人患心脏病的可能性要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女性老人较男性老人承担更多的劳动，同时还要照顾男性老人，长期从事繁重的劳动使得她们更容易患上心脏病。和模型1的结果相类似，在性别相同的情况下，年龄越大，患心脏病的可能性越高。同时，婚姻状况对心脏病的患病可能性没有太大影响。此外，村卫生室条件很好的情况下，农村老人患心脏病的可能性要比村卫生室条件很差情况下农村老人的患病率高。老人参加合作医疗的情况，也会对老人心脏病的患病率产生影响。模型3显示，参加了合作医疗的老人，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患心脏病的可能性要比没有参加合作医疗的老人患心脏病的可能性低。老人对待治疗的态度也对患心脏病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表现为积极对待治疗的老人，患心脏病的可能性比放弃治疗老人患此病的可能性低。对保健养生的态度也在影响着老人患此病的可能性。数据显示，不管是相信保健养生知识且付诸行动的老人，还是相信保健养生知识但没有付诸行动的老人，患此病的可能性都比不相信保健养生知识的老人患病的可能性高。这可能是由于老人所相信的保健养生知识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科学依据。与患高血压的情况不同，老人参加村里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对患心脏病没有显著影响。

表3　家庭居住方式与农村老人患心脏病关系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续表

续表

注：* p<0.05；**p<0.01；***p<0.001。

从以上模型的数据可以看出，家庭结构对农村老人健康具有一定影响，但是不同的家庭居住方式对农村老人患不同病的影响是不同的。此外，以往研究中，农村医疗体系、老人自身的医疗习惯以及参加公共活动的影响也在本研究中被澄清，这些控制因素对老人的健康也具有一定影响，不同的指标对农村老人患不同病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因此，本研究的理论假设部分被证明。

首先，若单独考虑家庭居住方式对农村老人健康的影响，会发现家庭居住方式对农村老人患脊椎、腰椎疾病、心脏病是没有显著影响的，而对患高血压可能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与子女居住的农村老人患高血压的可能性，要远低于没有与子女居住的农村老人。可能的原因在于，老人若与子女居住，其患高血压能够更被重视，从而改变饮食，并获得子女更多的监督，从而改善高血压的患病率。

其次，对于农村医疗体系影响作用的争论也在本研究中被澄清。村卫生室的条件在几个模型中的作用都是显著的，且都表现为村卫生室条件好的，较村卫生条件不好的，对应的老人的健康都更加有保障，患三种病的可能性都降低。同时，在只考虑家庭居住方式的情况下，参加合作医疗有降低农村老人患心脏病的可能性。不过，老人的心理状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对患病都有显著影响。态度越积极的老人，患病的可能性越低。但任何一个数据模型都显示，保健养生知识的作用是负面的，这可能是由于老人所拥有的保健养生知识缺乏科学性。相反，积极参加公共活动有助于改善老人的健康状况。

由上面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出，家庭结构对老人的健康状况存在一定影响。此外，完善合作医疗体系，改善村医疗室的条件，仍然能够对保障老人的健康起到一定作用。最后，鼓励老人多参加公共活动，引导老人树立积极的健康观念，对改善老人健康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1)　本研究是第七届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的成果之一，该项目首席专家为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感谢张雄院长以及项目组所有成员对此付出的努力。

(2)　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在老年群体中的应用[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3（10）．吴振云．老年心理健康的内涵、评估和研究概况[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3（12）．李德明，陈天勇，吴振云，肖俊方，费爱华，汪月峰，周林古，张发．城市空巢和非空巢老人生活和心理状况的比较[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6（3）．李越，崔红志．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4（4）．吴捷．老年人社会支持、孤独感与主观幸福观的关系[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8（4）．吴海盛．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农户微观数据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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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谢爱萍．农村老人健康状况及社区护理需求的调查分析[J]．天津护理，2009（17）

(6)　吴惠英，郑彩峨，边平达，许美莉．农村老人健康状况和医疗保健的调查分析[J]．护理与康复，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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