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淑凤
摘要：随着中国正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及其幸福感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10 421名农村老人的调研发现，当前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在身体机能、心理状况、独立能力、社会关系、生活环境、宗教信仰与精神寄托等层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对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定义，现阶段农村老人幸福感形成存在四个理论维度，即需求满足维度、相对标准维度、目标维度和文化维度。通过将调查数据与四个维度在概念和经验研究方面进行整合分析，有助于形成转型时期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研究的新的理论视角。
“农民即老人”，是一个值得反思的认识论问题。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问题。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大量中青年农民涌入城市，按国家统计局常住人口统计，农村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当下留守的农村老人事实上已成为农村人口结构的主导部分。尽管农村老人已构成农村农民的主力，但政府和全社会对此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局限，在现代化财富创造的体系中，老人在社会分工上处于边缘状态，从制度安排到政策设计，都缺乏最大化的关注。并且，中国农村自古以来都处在自然地发展、被动地承受变革状态，现代农业经济的实质性推进没有相应地推动农村老人集体资源的配置、激活和开发，甚至导致对农村老人这一重要生产力主体的弱化。解决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问题，关涉中国一半以上家庭的幸福问题。提升农村老人的幸福感是实现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尤其是在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迁、空巢老人规模日益庞大、农业劳动负担增加、养老照料资源匮乏的背景下，需要对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予以特别关注。
quality of life（QOL），即“生活质量”，是宏观评估不同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被广义理解为人类生存的自然、社会条件的优劣状态，其内容包含国民收入、健康、教育、营养、环境、社会服务与社会秩序等方面。一般而言，生活质量测量包括对个体生理、心理、社会功能三个方面状态的评估。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概念不同，生活水平主要是指与人们的收入水平或消费水平相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或环境的变化，通常通过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健康、教育、文化、娱乐、社交等反映人们生活条件或环境的客观指标来进行测量与评估。而生活质量不仅指客观生活水平，还包括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通常通过人们对工作、生活、婚姻、家庭等领域的态度和满意度等主观指标来测量与评估。
国际上比较权威的关于主观指标的研究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生活质量的定义。WHO将生活质量的内容界定为：身体机能、心理状况、独立能力、社会关系、生活环境、宗教信仰与精神寄托。(2)WHO认为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主要指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的事情和有关的生存状况的体验。WHO于1990年提出“健康老龄化”目标，指出不仅仅要延长人类的生物学年龄，还应该延长人类的心理与社会年龄，使老年人在延长生命的同时，具有较高的生命质量。
研究一国的人民生活质量，必然将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幸福感问题。生活质量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部分，与主观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是幸福感，即subjective well-being（SWB）。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分为三种，即以外界标准界定的幸福、以情绪体验界定的幸福和个体自我评价的幸福。主观幸福感是评价者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为了测量主观幸福感，调查中通常使用总体生活满意度或总体幸福感来衡量主观幸福感。如世界价值普查（World Value Survey）就直接用“综合考虑所有因素，你如何评价这段时期的生活状况？”作为衡量幸福感的问题，回答者通过在1（不满意）到10（满意）的10个数字中进行选择来评估自身的生活满意度，世界价值研究机构据此得出各个国家的幸福指数。当代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3)早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具有不同特征的不同人群的幸福感，特别是一些统计指标，如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等进行描述和比较。第二阶段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研究者开始探索幸福的理论模型并且强调目标达到、适应性和社会比较等方面的内容，包括如何改进并提高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有效性。幸福是一种个性化的感受，个人的幸福体验因个体存在表现出其独特特征。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从多元化的角度对幸福进行了阐释(4)。经济学的幸福研究强调制度的有效性，譬如研究现代国家的民主进程和社会经济政策。(5)对幸福感的关注影响了健康心理学领域，人们开始注意自身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精神刺激的关系，并将生活质量作为个体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的综合指标来评估社会健康状态，又被称为“与健康有关的生活质量”（healthy related quality of life）测量。(6)在已有研究中，主观幸福感通常被认为是人口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政策制度环境等一系列自变量的函数。(7)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为“主观范畴的人格因素，如外向性、神经质、开放性、有爱心、认真等”和“客观范畴的社会因素，如社会关系、经济水平、健康状况等”。(8)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城乡居民收入获得持续增长，但整体的社会幸福感并未同步提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9)其中，农村老人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幸福感尤其值得关注。Knight通过分析2002年中国城镇和农村调查数据发现，尽管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倍多，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要高于城镇居民。(10)从综合生活质量看，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及日常生活功能状况相对来说虽然比较差，但他们的心理健康，特别是社会完好性状况却比较好。(11)当前，以子女为主的家庭供给依然是农村养老资源获取的主要途径，但主要表现为经济资源的供给，而生活照料资源和精神慰藉资源极为短缺，(12)收入水平的高低及是否处于空巢状态对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13)农村老年人虽然在物质生活方面有所提高，其精神生活却没有得到重视。(14)
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同时兼有个体和群体的属性，对农村老人客观生活水平和主观生活感受的测量，突出反映出当下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及其问题。社会是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基础，(15)国家政策的制定是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16) Lanaetal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13个转型国家进行研究后发现，在控制了人口社会学特征变量、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人均GDP以及政府支出平方项之后，政府总支出对居民幸福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17)
生活质量一般分为客观生活水平和主观满意度两个层面。世界范围内的生活质量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作为总体人群相对福利的社会科学指标到作为个体主观感受的一个测量方面，即从基于国家状况的测量到基于个体状况的指标的发展过程。农村老人生活质量测量包括了幸福感测量。主观幸福感代表了农村老人对生活的评价，包括幸福、愉快的感情体验、生活满意程度、不愉快情绪和情感的相对缺乏。随着社会发展和普通物质条件的改善，老年人更加容易获得基本生物需求满足。大量研究表明，完整的社会生活质量评价体系必须充分考虑到人们对幸福的主观感受和满意程度，对于尚处在现代化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群尤其如此。本研究首先将使用世界卫生组织对生活质量所下定义，从身体机能、心理状况、独立能力、社会关系、生活环境、宗教信仰与精神寄托等方面对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与分析；其次，本研究将结合世界卫生组织对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阐述，并结合幸福感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进行拓展，具体分析现阶段影响农村老人社会幸福感形成的四个重要维度。
本研究采用了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2014年的全国调查数据。2014年千村调查项目以“农村养老模式现状调查”为主题，对全国31个省市376县537个村的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涵盖农村老人身体健康、经济状况、家庭关系、养老方式和生活质量、社会政策及社会支持等内容。为了保证样本的无偏性和代表性，抽样方法采用的是多阶段抽样。抽样过程的前三个阶段使用官方的行政区划和人口统计资料：第一阶段从全国31个省市中抽取376县；第二阶段从入选的县中共抽取537个村；第三阶段从入选的村中共抽取10 421名农村老人进行问卷调查。
本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生活质量的定义，将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分为身体机能、心理状况、独立能力、社会关系、生活环境、宗教信仰与精神寄托等方面，并据此对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与分析。
从人口特征看，调查的农村老人平均年龄70岁，其中男性农村老人样本约占50.9%，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村老人样本分别占43.0%、27.4%和23.9%；丧偶老人占22.7%；生活在大家庭（家庭人口在4人以上）的农村老人样本约占33.9%。
从居住安排看，有11.8%的老人处于独居状态；66.7%的老人与配偶同住；另外约有6.7%的老人与孙辈或其他亲属但未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三者合计即为农村空巢老人。
本研究以生活满意度来测量主观幸福感，共分为5个等级，即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较满意、非常满意和完全满意，有81.3%的老人对目前状况表示满意，农村老人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均值为2.04，对自身现状的满意程度普遍较高。具体而言，22.1%的调查老人对目前生活状况“非常满意”，59.2%的调查老人表示“比较满意”，只有14.3%的老人认为状况“一般”，明确表示“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分别只有3.9%和0.5%。
老人对客观社会水平和自身状况的生活满意程度最低。影响农村老人总体生活满意程度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经济条件”“与子女关系”和“身体状况”，其次是“与配偶关系”和“与邻里关系”。具体而言，被调查老人对“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的满意程度最低，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合计分别为56.5%和59.8%，特别是表示“很满意”的分别只有15.8%和14.4%，远远低于生活满意度的其他选项；而表示“非常不满意”的分别为2.9%和1.8%；表示“比较不满意”的分别为15.1%和11.1%，远远高于生活满意度的其他选项。可见，当前农村养老最根本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它关涉老人的生存资源和生命质量。
表1 农村老人总体生活满意度
数据来源：2014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老人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机能处于持续退化状况，对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从健康状况看，调查样本中有18.85%的老人自我评价身体状况不佳，33.6%的老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约有48.9%的老人每天需要服药，48.9%的老人医药开支占家庭年度总开支的10%以上，并且老人随着年龄增长对身体健康的自我评价呈现下降趋势。如果患上重大疾病，能采取积极治疗的老人为72.9%。随着年龄增长，愿意采取积极治疗态度的比例逐渐降低，尤其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的态度与80岁以下老人存在较大差异。
常见病影响老人生存质量，37.0%的老人患有高血压，患有颈椎腰椎病、心脏病、听力疾病和糖尿病的比例分别达到21.9%、12.5%、11.4%和9.0%。老人患病类型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东部老人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西部老人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比例最低。
图1 不同年龄段老人对身体状况的自我评价情况（%）
数据来源：2014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调查显示，农村老人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平时娱乐活动主要是串门聊天、看电视、打牌，其他文体活动比较缺乏，总体精神文化生活异常贫乏。此外，农村老人心理健康总体状况随年龄增长呈显著下降趋势，年龄越大，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农村老人面临传统家庭伦理发生变化下的新环境带来的心理冲击，调查显示，农村老人在心理特征方面呈现的觉得自己记忆力变差、负担减轻、休闲感增强和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中用的比例较高，体现出农村老人与城市老人一样感受到生活负担的减轻，但个人效能感变差。尤其是“对未来担忧”“觉得孤独的频率”“感到紧张、害怕的频率”和“觉得越老越不中用的频率”都明显与老人幸福感呈现相关性。
表2 农村老人心理状态
数据来源：2014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在农村来自家庭日常护理的社会支持能力减弱背景下，老人独立生活能力对其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显得尤其重要。为了评估农村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本次调查设计了16项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指标，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躯体生活自理量表，共7项，即上厕所、进食、穿衣、梳洗、室内活动、大小便控制、洗澡等；二是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量表，共9项，即打电话、购物、做饭、打扫卫生、洗衣、使用交通工具、服药、看病和自理经济。通过对上述16项指标汇总，发现满分为48分即能完全自理的占66.4%，其余老人在完成上述指标活动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其中老人能够完成简单家务、完成室内活动、完成洗澡、完成穿、脱衣服完成大小便控制，与老人幸福感呈现出相关性。
表3 农村老人独立生活能力
数据来源：2014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社会关系会影响幸福感的形成。无论是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还是同辈群体关系，只要是良好的社会关系都会增加人们的幸福感，而恶性的社会关系则会降低幸福感。当前中国老年人养老过程中，配偶是决定幸福感的关键，无论是否与亲属同住，丧偶或配偶不在身边的老人抑郁程度均较高。独立生活的老年夫妇与在三代家庭中生活的老人幸福感较强。(18)
现代“核心家庭”模式进入农村，改变了乡村传统的大家庭模式，子女外出导致在身边照顾比例降低，使得农村大量出现老人自主养老、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留守老人等情形，乡村养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系统面临重建。调查显示，虽然空巢家庭超过半数，但乡村熟人社会和邻里互助传统弥补了社会关系的缺失，老人对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的满意程度最高，尤其是“与邻里关系”“与子女关系”“与配偶关系”。具体而言，对“与邻里关系”的满意程度最高，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合计89.2%；其次是“与子女关系”，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合计86.5%；再次是“与配偶关系”，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合计占83.5%。
农村生活环境体现出乡村社会治理的水平，并将直接影响农村老人日常生活和幸福感。调查显示，“居住条件”对老人幸福感没有影响，但“村里的环境卫生状况”“村里的治安状况”“村里对老人的照顾”和“村里的土地政策”等村庄管理问题都与老人幸福感呈现出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地区农村老人在村庄管理各个方面的满意度都最低，甚至低于西部地区。
表4 农村老人对生活环境与社区治理的具体评价（%）
续表
数据来源：2014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显著影响农村老人的幸福感。本调查以是否参加新农合、新农保来衡量农村老人享受公共服务状况。调查显示，87.6%的农村老人样本参加了新农合，47.5%的老人认为新农合影响大，特别是生大病受益很多，可见新农合制度使得大部分农村老人在对抗疾病经济负担上有了初步保障。近年来开始试点推广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取得较大的成效，53.1%的调查样本将新农保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样本中无宗教信仰的老人占81.6%；信仰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分别占到13.1%、3.2%、0.9%和0.6%。调查显示，总体上，农村老人的宗教信仰与幸福感之间呈弱相关，其中信仰佛教比信仰其他宗教更能体现出对老人幸福感的影响。
图2 农村老人的宗教信仰状况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农村老人对百年后事的态度也与幸福感之间呈弱相关，其中在精神寄托层面选择“听其自然”“有所牵挂”和“总有遗憾”的，比选择“留念人生”“相信来世”更加能够体现出老人幸福感的影响。
衡量一个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是社会成员体验到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程度。生活质量研究认为，好的社会应该能够向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最大程度的幸福，即当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具有较高主观幸福感（SWB）的社会。世界卫生组织将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定义为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个体对于其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的事情和相关生存状况的体验。通过对影响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形成的社会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将世界卫生组织对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定义进一步拓展，提出解释现阶段农村老人社会幸福感形成的四个理论维度，即需求满足维度、相对标准维度、目标维度和文化维度。通过将基于中国农村老人生活质量调查的数据与以上理论维度在概念和经验研究方面做进一步整合，为研究转型时期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需求满足维度假设存在某些普遍的人类需求，幸福感形成就是需求被满足的过程。所谓幸福的社会是绝大多数普遍的人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社会。首先，需要对幸福或不幸福的农村老年人群的基本特征进行归纳，识别出其中的关键性需求。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形成持续相关的社会资源条件往往就是当下老人的基本需求。譬如，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家庭结构与幸福感存在相关性，表明经济水平和社会支持是农村养老的重要需求。其次，基于需求满足维度，国家用于满足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资源数量和质量能够解释由幸福感体现出的社会差别。调查显示，在占有资源最多的东部发达地区，老人往往享有更多的家庭财富、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更高的经济收入。富裕地区还拥有更多的使老人获得良好社会秩序的社会资源，如更高的社会管理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等。最后，虽然幸福感建立在如何满足普遍、内在的人类需求上，但满足强度表现出不同。普遍性需求的满足必定会增进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在某些条件下，普遍性需求的满足将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而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则不行。
当下，农村老人的需求满足尚处于基本满足阶段，客观生活水平和绝对收入对老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产生主要影响。幸福经济学研究早已证实，在特定时点截面上，幸福水平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正向联系，收入越高，幸福值越大。(19)当前，影响农村老年人群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标首先是经济水平，尤其是绝对收入和基本社会保障。大多数农村老人处于无业状态，收入来源更多是子女和国家的新农保。因此，“经济水平”“子女资助”“是否参加新农保”成为当前满足农村老人基本需求的首要维度。黄宏伟等研究指出，新农保养老金不足以使农村老年人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新农保养老金收入仍能明显减少农村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福利水平，增加1元的家庭新农保养老金收入，老年人平均少从事劳动0.01天。(20)
本次调查显示，从农村老人的收入来源上看，超过71.2%的老人主要靠子女的资助来生活，其次是新农保，比例为55.0%，然后是以往的积蓄，其比例为36.1%。由此可见，在农村养老中，依靠子女居家养老的比例仍占到了绝大多数。
表5 农村老人主要收入来源（%）(www.xing528.com)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注：因研究问题不同，此表与前文中表4.4有区别）
从其他收入来源看，70.6%的农村老人没有其他生活来源，说明除了以上所显示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绝大多数老人并没有其他收入。有其他政策性补贴的老人比例为17.8%，领村镇互助金和救济金的老人比例为5.7%和5.8%。有商业保险的老人占1.6%，有乡镇企业分红的比例为1.1%。由此可见，老人除了子女、新农保与土地收入以外，其他收入都相对较少。
表6 农村老人其他收入来源（%）
续表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注：因研究问题不同，本表与前文中表4.4有所区别）
作为养老的物质基础，收入来源对老人晚年生活至关重要。调查显示，农村老人主要依靠子女、新农保及原有积蓄，即基本上依靠家庭与自己；虽然政府通过新农保提供了一定帮助，但绝对保障水平比较低，整体上农村老人收入水平、消费能力和经济状况较差。
与需求满足维度不同，相对标准强调任何客观指标都需要通过与其他条件的比较，间接影响幸福感。人们在不同领域的满意程度由每一领域相对标准决定，满意度是一系列比较的结果，包括与相关他人的比较，与该领域过去标准的比较，甚至和个人的理想与期望比较。农村老人对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评价也是一种内在的比较过程。因此，相较于简单地讨论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要识别出农村老人进行自我幸福感评价的各种可能性标准。相对标准维度试图发现老人进行比较时使用的相对标准，以及比较过程如何形成。
相对标准会对社会主观幸福感评价产生影响。同样是实现最终目标，但加速实现理想目标将比放慢这个过程更能导致幸福感产生，得到或者失去的过程比绝对占有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更容易产生不幸福的体验。对主观幸福感形成而言，标准更高的向上的比较往往导致更低的满意度，而标准降低的向下比较则会导致更高的满意度。因为比较标准因人而异，不同个体面对相同客观条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主观幸福感体验。相对标准强调任何外部刺激都取决于导致该刺激发生的环境，因此，人需要适应所生活的环境，只有出现积极的或消极的变化才会导致幸福或者不幸福体验发生。因此，老人自我评价的生活水平更能够反映出家庭总体的客观生活质量和农村老人的社会福利状况，因而更能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从相对标准维度考察，用绝对收入作为衡量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的唯一标准具有局限性。与需求满足维度不同，相对标准认为绝对收入只对幸福感产生很小影响。如果要理解幸福感的社会建构，揭示不同的比较过程和具体标准比只是简单提出什么是幸福的绝对标准更为重要。调查显示，农村老人对自身现状的满意程度普遍较高，在被问及“对自己目前的养老状况是否满意”时，有75.5%的老人对目前的状况表示满意。实地访谈资料显示，大多数农村老人在生活水平上，习惯于将现状与自身过去的人生经历进行纵向比较，而不是与横向的城市同代人进行比较。即使客观生活水平较低，但老人对生活的期望值也相对较低，知足常乐的心态使农村老人的人生态度大多积极、坚强、乐观。
调查发现，从地域分布看，东部地区老人生活满意程度相对更高，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生活水准高，农村劳动力就地转化比例更高，外出打工回家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更低，使得老人有更多机会享受家庭团聚生活。无论是客观生活水平还是社会支持程度，中部、西部老人对养老状况的满意程度远低于东部老人。尤其是子女外出打工不在身边，会极大影响到老人的生活质量，当这部分老人失去劳动能力、无生活自理能力时，儿女不在身边将使他们面临养老难题，养老满意程度将进一步下降。
表7 不同地区农村老人对目前状况的满意程度（%）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目标维度是相对标准维度的一种变化。所谓目标，是为了达到理想状态或维持现有状态的努力和预期。在评价主观满意度时，人们常常倾向于将预期目标作为一种比较标准而不是评价标准。预期目标将影响个人选择和社会行为，但预期目标通常是在长期过程中慢慢表现出来的，因此与目标有关的信息多用于主观满意度评价。此外，目标的类型也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当个人能够根据自我价值判断选择个人目标并有可能实现这些目标时，幸福感将会增强。因为变化的发生通常既取决于个人机遇，也取决于社会文化对目标价值的认可。
目标维度比其他方法更能解释影响主观幸福感评价的各种变量。根据目标维度的观点，所谓资源是指有助于个人实现目标的知识和财富。只有拥有与实现目标直接相关的资源才会对主观幸福感体验产生影响，对那些与实现目标不相关的资源，即便拥有得再多，对主观幸福感形成也没有太大作用。例如，如何养老、如何看病、家庭成员的支持、村庄关心与社会保障对于农村老人而言十分重要，但对农村的年轻人则不那么重要。
除了个人目标，目标维度还强调社会目标，社会目标是一种理性的社会建构过程。全体人民的幸福快乐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标准。长期以来，GDP和经济增长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命题，但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为实现民众福利改善，进而达到幸福状态的必要手段。因此，民众的幸福感应该取代GDP和效率，成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说，无论是效率、公平还是其他发展目标，其排序总是被社会建构的，并且会受到特定时空条件的制约。阿马蒂亚·森指出：“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如何使用的。”(21)幸福感的社会建构要求政府认知自觉从效率转向公平，当效率尤其是经济效率不再被视为首要目标，社会政策的新目标将表现为缩小社会不平等和降低社会不安全感。社会认知变化将导致政府政策改变，但农村老人对于政策变化更多基于感性认识而非理性认知。调查显示，农村老人对区县政府和国家的养老政策并不了解，对现行国家养老政策落实情况，几乎一般的老人都是“不了解”，占48.5%；而感觉没有落实的老人，占10.5%；感觉到已落实的老人占39.4%。但是，老人对政策满意度都比较高，这说明中国的养老要求比较低，对政府非常信任，对现状也比较满足。从老人对养老政策满意度的地区差异来看，地区经济水平也影响到老人对养老政策的满意度。但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老人对养老政策的满意度比较低，和前面所反映的在硬件设施上东部地区较高呈现一定矛盾。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老人的期望比较高。
文化维度假设幸福感的差别源于社会文化影响。文化会赋予幸福以不同的价值内涵，在强调社会目标高于个人目标的文化中，为了实现更美好的社会目标，个人需求和目标会被牺牲，从而导致较低程度的个人幸福感。不同文化下的社会认知和个人社会化差别也反映在社会幸福感认同上。文化因个人生活观、价值观而异，坚持个性和独立思考还是选择与社会认同保持一致反映出个人与社会的不同。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因国家而异，国家分界通常建立在语言、文化的群体基础上，但国家内部也会存在不同的亚文化，文化尤其是宗教能够极大影响幸福感的社会认知。
中国农村长期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和佛教思想影响，与此同时，转型时期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冲击和外来宗教文化的传入也对农村产生冲击。受传统家庭伦理影响至深的农村老人日益面临社会变迁带来的巨大心理冲击。调查显示，农村宗教信仰明显呈现出年龄结构特征：年龄越大，信教的比例越大。在宗教热情与信教程度方面，受内在观念与外在压力不同等因素影响，不同年龄阶段存在差异，宗教信仰程度基本上与年龄成反比。调查同时表明，在内心和谐方面，信教在一定程度上使老人生活充满希望、情绪乐观、精神振作，因为宗教信仰排除了个体的抑郁与内心孤独。同时，由于宗教教义强调个人心理的调节与对个体行为的规范，有利于促使个体彼此和平相处，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农村老人信教人员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急剧的社会转型给农村和老人带来的压力。虽然社会转型压力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同人群感受程度并不一样，农村老人兼具低收入、低文化程度的特点，所面临的物质与精神压力尤其巨大。从文化层次与受教育的情况看，文化层次越低，信教的比例就越大，文化结构差异反映出现代教育与科学精神的传播对农村宗教具有反向的抑制作用。当前，农村地区亟须有更加有效的、符合农村居民需求的公共文化活动及社会保障与互助体系来缓解农村社会转型的压力。
提高农村老人社会幸福感必须重视“市场化问题”，应该通过多元化的途径增加老人收入，提高老人改进生活水平的经济基础，进而夯实生活质量的物质基础。解决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单靠政府行为或农民自发行为远远不够。无论是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诉求，还是更为多样丰富的各种诉求，都需要相应地通过市场提供满足需求的各种产品，市场可以有针对性地满足老人的需求，有效解决老人养老需求中的现实困难，以相对公平、公正的货币形式提供物质保障。
提高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首先要求民生主义和民享发展，使处在农村社会底层的老年人群能够对发展成果和社会财富实现公平、稳定、有序共享。老人对未来的预期更倾向于来自社会和政府的保障能力与保障水平提升。因此，在农村老人幸福感影响因素中需要引入公共政策变量。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老人被遗留在农村成为留守人群；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和传统大家庭分崩离析，使得传统的养儿防老、家庭养老难以为继，导致农村老人福利状况和幸福感下降。国家在进行社会分配时应该重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公平和公正，扭转市场力量对社会领域的侵入，以及民生和其他非经济领域对市场效率最大化的让步。重视农村社会发展的投入，解决农村基层社区公共服务匮乏问题，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通过完善农村基本养老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将之前抛向市场的养老、医疗等社会责任重新回归政府职责范畴，并最终通过公共政策目标设定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在东部、中部、西部梯度发展的模式下，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巨大的落差。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其农村社区管理在客观物质条件和村庄治理能力方面都更具有优势。西部地区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尚未完全启动，农村社区管理仍然停留在基于农耕社会的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和熟人社会环境中，发展水平低，相对而言变化不大。而中部地区正处于“中部崛起”阶段，因为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出现大量劳动力外流与回流、农村土地征用纠纷，新旧两种管理体制并存造成乡村治理的转型压力在农村社区管理方面会集中爆发出来。
生活质量不仅指物质层面，还体现为人本关怀。对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的思考，应当拥有人本主义的分析维度。提升农村老人生活质量要坚持以人为本，在文化的深层思考上实现“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的贯通”。生命质量主要包括生活与生命的意义、人类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关系构成的问题、由生活方式所依托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关系问题、生活价值的选择与生命的终极关怀的问题。爱老敬老体现出对生命意识认识的深度，将决定生活质量的深度，只有从人的存在、价值、尊严、权利等角度认识当代农民生活质量提高问题，才能激发国家、社会对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提高的自觉，才能把中国农村农民养老问题看成是必要的、根本的、丝毫不可懈怠的民生大计。
(1) 本研究是第七届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的成果之一，该项目首席专家为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感谢张雄院长以及项目组所有成员对此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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