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心家庭”模式在农村的推进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家族大家庭模式，导致城市发生的老人自主养老、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的情形同样出现在农村，这也是农村家庭价值观的改变。本次调研重点围绕家庭结构，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子女对老人的照顾情况、老人对子女孝顺与否的评价、老人与家族亲情关系的来往情况等方面，展开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调研。
农村老人独居的比例为11.8%，与配偶同住的占66.7%，与子女同住的为45.4%，与孙子女同住的为25.5%。其中三代同堂的，指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与孙子女的，为1 514人，占总被访老人（10 421人）的14.5%；与子女、孙子女同住的为699人，占总被访老人的6.7%。
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为45.4%，超过一半的家庭没有年轻子女在身边对老人直接进行照顾。三代同堂的比例比较低，说明传统大家庭的比重正在降低。
图5.1 中国农村老人家庭的同住对象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对家庭关系整体比较满意，表示满意（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老人占大多数，为83.6%。
图5.2 中国农村老人对家庭关系的满意程度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农村老人对配偶关系的满意程度整体较高，满意（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为83.6%。
图5.3 中国农村老人对配偶关系的满意程度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从性别交互来看，男性对配偶关系的满意程度要高于女性对配偶关系的满意程度。从访谈来看，在农村家庭中，男性老人还是担任着一家之主的角色，对家庭事务的决定程度高，对家庭资源具有绝对的分配权。而女性更多常年劳作，为家务和儿女抚养操劳，社交活动少，与老伴的关系也并不都是自己能选择和改变的，因此，对配偶关系的满意程度较男性老人低。
图5.4 不同性别农村老人对配偶关系的满意程度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文化程度对与配偶关系的影响明显，文化程度越高的，对配偶关系的满意程度越高。这可能与有更高文化程度的老人在夫妻相处以及沟通方式上做得更好有关。
图5.5 不同文化程度农村老人对配偶关系的满意程度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对于子女关系的满意程度比较高，满意的比例为84%。
图5.6 中国农村老人对子女关系的满意程度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从孩子个数与子女关系的满意程度来看，孩子个数与对子女关系的满意程度相关性不大。
图5.7 家里孩子个数与老人对子女关系的满意程度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前文已述子女对老人的照顾，主要以给钱为主，达55.9%；既给粮食又给钱的为13.7%；既不给粮食又不给钱的为24.8%，不给粮食也不给钱的情况中多数为贴身照顾。从不同资助形式中不同资助者的比例来看，在粮食资助、金钱资助以及既提供粮食资助又提供金钱资助的形式中，占比例最高的是“儿子、女儿都资助”，其次为“儿子资助”，再次是“女儿资助”。
图5.8 子女对农村老人的资助方式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对在外单过的老人，从子女资助的比例来看，一般是儿子和女儿共同资助，其次是儿子资助，最后才是女儿资助。这与传统观念的影响有关。
图5.9 儿女对农村老人的资助比例（%）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传统社会，老人在经济上所受到的支撑，往往是“分家不分田、分房不分钱”，长者主管着整个家族的财物，在同一大家庭里不同辈分、不同小家的支付费用几乎都在大家庭的一本账上。据此次调研数据显示，儿女在经济上以货币形式资助农村老人的比例已过半，说明农村的家庭经济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传统的以实物财富为主变为以货币财富为主。
子女在外地的比例为26%，在本地的比例为72%，其中住在本村的比例最高，为37%。与前面农村老人的同住者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很多农村老人的儿女居住在本地，但并没有跟老人居住在一起。这说明传统的家庭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年青一代更多选择独立居住。这也给养老带来了一些问题。
图5.10 中国农村老人的子女居住地统计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老人们对子女的孝顺程度评价很好，其中“很孝顺”的比例为43%，“比较孝顺”的为45%，占大多数。
图5.11 农村老人对子女孝顺程度的评价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对子女孝顺的表现，老人们认为重要性占前三位的是“生活上照顾”“经济上支持”和“情感上关心”。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活上照顾”，比例为41.1%；其次为“经济上支持”，比例为28.8%；再次是“情感上关心”，占17.4%。
图5.12 中国农村老人对子女孝顺表现的认知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传统社会，老人通常生活在三代同堂的亲情环境中，“日日见、天天聚”。此次调研数据显示，如今子女回家探望老人变成“月月难，年年少”，通常集中在三个时间节点上：春节、农忙或特殊事件需要。
与老人不同住的子女，探望老人的频率差别也比较大。所占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每周来探望（27.1%），逢年过节来探望（26.7%），不定期探望（21%），每月来探望（15.5%），以及有需要时来探望（5.8%）。
图5.13 不同住的子女看望老人的频率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传统社会，中国农村老人与子女的信息传递主要靠“耳提面命”、书信往来、亲友捎信等方式。此次调研数据显示，如今老人与子女联络靠手机、电话方式的占八成以上。
图5.14 农村老人子女与父母的电话联系情况（%）(https://www.xing528.com)
数据来源：2014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中国的老人绝大多数对子女方面的容忍和宽容是极强的，生来为儿女服务，给钱多少也不苛求。尽管半数以上老人处于空巢状态，但老人们对子女的孝顺程度的评价是好的，对子女关心的满意程度，满意度（很满意和比较满意）较高，为86%。
图5.15 农村老人对子女关心的满意程度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老人们父母还健在的，探望的比例比较高，每周去探望的为22.9%，逢年过节去探望的为16.6%，不定期去探望的为16.4%，经常去探望的一般会关照下父母的生活。基本不来往的原因多为父母过世、住得太远或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
图5.16 农村老人与父母来往的情况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与兄弟姐妹的来往情况，比例最高的是基本不来往（23.6%），主要原因是没有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已经过世或住得远、自己身体状况欠佳。其次是逢年过节来往（22.1%），再次是每周来往（20.8%）。
表5.1 农村老人与兄弟姐妹来往的情况（%）
续表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传统社会，不同辈分的老人都在一个大家庭中生活，不同辈分的老人之间未明晰护老助老的责任，存在着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习俗；妯娌之间、叔伯之间、子孙之间没有明晰的老人助老人的责任关系，但家庭中的关爱关系是十分深厚的。此次调研数据显示，此种情况有了新的变化。总体上看，农村老人多数生活在血亲关系和宗法关系相交织的兄弟姊妹及更老一辈的亲人互帮互助、互相照应的环境中，保持传统，但有两点变化：一是同一辈分兄弟姊妹老人群体之间，相互照应的亲密关系比过去有所弱化，主要是因他们关照各自儿女，家庭负担过重所致；二是在直系亲属关系中的两代老人之间，既有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亲情伦理关系的约束，又显现了两代老人之间养老责任意识的趋强，形成了当今中国农村老人“老老相助”的特点。
相关调研数据显示，老人的心理感受方面：觉得自己记忆力变差，负担减轻、休闲感增强，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中用的比例较高，体现出农村老人与城市老人一样感受到生活负担的减轻，但个人效能感变差。
表5.2 农村老人的心理感受（%）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对“感到紧张、害怕”表示“从不”的为36.3%，“很少”的为29.9%，“有时”的为22.9%，“经常”的为6.7%，“总是”的为1.8%。
对“觉得孤独”表示“从不”的是34.7%，“很少”的为27.7%，“有时”的为23.6%，“经常”的9.6%，“总是”的为2.7%。
对“觉得越老越不中用”表示“从不”的为20.2%，“很少”的为23.8%，“有时”的为30.8%，“经常”的为18.1%，“总是”的为5.4%。
对“对未来担忧”表示“从不”的为29.2%，“很少”的为28.8%，“有时”的为24.8%，“经常”的为10.8%，“总是”的为3.2%。
对“觉得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表示“从不”的为10.7%，“很少”的为17.3%，“有时”的为30.2%，“经常”的为29.4%，“总是”的为11.1%。
对“负担减轻、休闲感增强”表示“从不”的为12.0%，“很少”的为23.8%，“有时”的为27.7%，“经常”的为22.9%，“总是”的比例为9.0%。
根据本次调查进一步分析，中国农村老人处在新的环境变化之中，新的情况给老人带来三个方面的冲击：
首先，儿女离开农村去城市务工的现实给农村老人“养儿防老”的心理产生巨大冲击。
自古以来，农村老人就奉守着膝下有子女、身边有亲人、“子孙同堂即是福”的传统观念。如今，儿女进城务工，或选择与老人近距离地分开居住。现实的冷僻、孤独和无助，对老人“养儿防老”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
调研数据显示，老人们对子女的生活照顾非常看重。对子女孝顺的表现，老人们认为重要性占前三位的是“生活上照顾”“经济上支持”和“情感上关心”，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活上照顾”，比例为41.1%；其次为“经济上支持”，比例为28.8%；再次是“情感上关心”，占17.4%。
其次，许多农村老人在本应颐养天年的年纪，担当着照顾家庭、抚育孙子女的责任，由此产生的失落感给老人心理带来巨大冲击。
传统的家庭父辈进入老年后，通常长子为大，儿女必然担当整个家族的主导责任，老人的心理处在被儿女所照料、所计划、所支持的状态。如今，儿女们与他们分散居住，农村老人不仅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反而在年老体衰的状态下继续承担照顾整个大家庭的责任，给予整体上的牵挂、担忧及担当。预期的破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失落感，给老人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对农村老人的家庭同住者与其心理状况进行交叉分析，发现处于独居状态与有紧张感、有孤独感、自我效能感变差、对未来担忧以及记忆力变差都显著相关，其次则是与配偶同住，再次是与孙子女同住，最后才是与子女同住。而与子女同住的状态甚至与老人自我效能感变差不显著相关。农村老人在与成年儿女同住的家庭关系中心理状况更好，与孙子女同住不如与成年儿女同住的状况则验证了照顾留守儿童的农村老人仍处于较为担忧、孤独和焦虑的状态。
再次，正处在社会转型中的城市与乡村的复杂变化，造就了农村老人与子女的新型儿女关系，这种关系加大了老人对儿女及其家庭的担忧，也给老人带来心理上的巨大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千百年来的农村生活习俗发生巨大改变，这一代老人茫然失措，祖宗所传承的老年人自我认定的理念、价值观、信仰及生活方式，逼迫他们要重新做出选择。他们往往从不明晰的现象中找不到行为暗示，在诸多不确定性和偶发性的事件中感到无法应对。新型的儿女关系由于处在社会转型的城市与乡村的复杂变化中，从某种程度上使老人对儿女及其家庭产生了更多的担心和焦虑，对不确定的未来充满一定的恐惧。古言“儿行千里母担忧”，而今老人们担心的人与事更加繁杂、程度更加严重。由此带来的焦虑和恐惧，给老人带来了心理上的巨大冲击。
基于上述数据的综合分析，本次调研得出如下三个重要判断：
第一，55%左右农村家庭处于空巢状态（老人身边无子女），这说明农村空巢老人已成为养老问题的重中之重。
应当指出，就当下中国农村空巢老人与城市空巢老人养老现状进行深度比较十分有必要，其有助于国家在下一步推进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资源配置以及政策投入的重要关注点，以便于更加准确地解决当下中国养老的瓶颈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农村老人的空巢现状与城市空巢老人现状有三点不同：
其一，农村空巢老人与城市空巢老人相比，在经济、情感、公共资源支持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经济方面的差距表现为养老金对生活支持能力的替代非常有限。情感方面的差距表现为农村老人由于文化程度所限，精神生活比较匮乏。公共资源支持方面的差距表现为农村缺乏较为完备的社区服务体系，未提供与养老相关的公共产品。
其二，城市空巢老人往往是在经济来源较为充足的情况下，通过各种现代化的通信工具，与子女获得不同空间交流的便利，加强亲情关系。较之城市空巢老人，农村空巢老人在借助于现代通信工具联络交往方面显得比较不自觉和贫乏。
其三，全社会都要关心农村老人心理健康问题。传统观念总认为，现代化背景下的城市人群更多地受到心理疾病的侵袭，他们受到的内外部环境的打击和刺激相对较多。实际上，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农村老人也会受到来自他们的生存环境的刺激，受到挫伤及打击。最重要的是，社会转型的总能量分解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而农村老人所承载的由转型带来的紧张、焦灼、孤独和无助等不适应的心理情结及能量，受到文化教育程度的限制以及社会交往方面的局限，加上社会在此方面的不足，农村老人在心理疾病方面更具特殊性和重要性。间接调研显示，由于农村空巢老人孤独生活，一些老人患有较为严重的忧郁症，导致农村空巢老人的自杀率上升。
第二，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已趋多样化。
由于城镇化、商品化、世俗化所带来的生活价值观的变化，有的农村老人开始追求独立自主的家庭生活模式，多数老人主动选择与儿女分开居住。由于政府提倡农民转换为城镇居民的政策，越来越多农村老人的子女外出打工和买房，使得有的老人不得不接受与子女分开的独居模式。由于公平公正、人人尽责的养老价值观的驱动，一些农村老人处在儿女分摊养老的状态，出现了“候鸟”式的迁徙养老、长期跟随子女外出的养老，还有与儿女比邻而居的养老。
第三，农村老人所生存的家庭亲情关系和生态环境呈现出四种状态。
其一，“双向反哺”式的亲情关系联络，儿女对老人关爱备至，而有些老人则担当起隔代抚育的责任。
其二，“电话式”亲情联系方式。一些儿女尽管与老人空间上分居，亲情仍然不减，借用现代通信工具，用电话经常对老人嘘寒问暖。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空间上的隔离感。多数农村老人已经适应这种亲情联络方式。
其三，“节点式”亲情联络方式。老人的子女在外工作，受到岗位、行政关系的约束或工作性质的制约，把与老人热烈的亲情关系交流寄托在每年春节。相关调研数据反映：多数外出打工的子女往往在一年一度的春节回家探望父母，比邻而居的子女多数一周回家一次探望父母。
其四，“单向哺育”式的亲情联系方式。有些农村青年不同程度地受到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在处理亲情关系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显示出感情的疏远、心理的隔阂、责任感的淡漠，认为父母对自己的关爱是理所当然的，“感情债”应当是此一代还给下一代。
（王鲁峰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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