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让老人对自己身体状况进行评价时,46.6%的老人认为健康或很健康,34.6%的老人认为一般,16.2%的老人认为较差,2.6%的老人认为很差。由此可以看出18.8%的老人认为自己身体状况不佳。
为什么仍然有53.4%的老人感觉身体健康状况一般和较差?本课题组认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巨大的社会变革、家庭结构的重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医疗条件的贫弱、低层次循环的生活方式的限制,使得当代农村老人身体的疲惫感和各种疾病的非敏感性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挫折感、孤独感、无助感,影响到他们对生活和生命感受的良好预期。
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老人身体状况自我感觉最好。如表3.1所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的老人中认为身体状况处于健康或很健康状态的比例分别为52.9%、40.7%、42.5%、44.2%。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的老人认为身体状况处于较差或很差状态的比例分别为13.2%、23.1%、23.3%、21.1%。
表3.1 不同区域的老人身体状况自我评价情况(%)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图3.1 不同年龄段老人对身体状况的自我评价情况(%)
注:图中各年龄段对应的5个柱形体从左至右依次代表身体状况很健康、健康、一般、较差、很差的该群体老人占该群体老人的比例。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老人对身体健康的自我评价降低。如图3.1所示,60~64岁健康人口达总体的52.2%,65~69岁的达47.8%,70~79岁的达43.3%;80岁以上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其中健康人数只有该群体总体人数的39%。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人身体状况不断恶化。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男性的身体健康状况自我评价较女性要高。如图3.2所示,男性老人中自我评价健康或很健康的比例都高于女性老人。自我评价为较差或极差的女性老人的比例高于男性老人。
图3.2 不同性别老人身体状况自我评价(%)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对老人患病类型的调查发现,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比例最高,达到37%。患有颈椎、腰椎病的老人达到21.9%。患心脏病、听力疾病和糖尿病的比例分别为12.5%、11.4%和9%。因而在老人疾病防治中尤其要关注上述五种病。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第一,这与近年来农村老人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而旧的生活习俗尚未改变有一定关系。第二,高盐高油的饮食习惯加上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必然导致对钠元素的摄取需求量大。第三,农村某些地区特色资源开发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环境保护,导致地方性的水资源污染、空气污染和环境污染,如世界卫生组织指明,空气污染是高血压的诱因之一。第四,颈椎病、腰椎病患病率较高,与农村老人长期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有关,他们对劳动、生活中的障碍往往习惯于借助身体的力量去排除,对物质财富的谋取多借助于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往往依靠肩挑、背扛、手提的形式去完成劳作。这说明虽然国家在建立新农村的战略上提出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普及和引进,但从广延性来看,我国现有农村现代化、机械化的耕种方式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
从区域差异来看,不同区域的老人患病类型存在一定的差异。东部老人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西部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比例最低。这说明经济发达地区的老人更容易患上所谓的“富贵病”。东部、中部和西部患病最多的两种病都是高血压和颈椎、腰椎病,唯独东北部的老人患心脏病的比例非常高,高达25.5%,是该地区患病比例第二高的病。同时,东北部患脑梗的比例也远高于其他区域,将近是东部和西部的3倍,是中部的约2倍。
表3.2 不同区域老人患病类型(%)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从性别差异来看,虽然高血压,颈椎、腰椎病在男性和女性老人中的比例都是最高的,但是,女性老人患高血压、颈椎、腰椎病,糖尿病,心脏病的比例高于男性。
表3.3 不同性别老人患病类型(%)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从不同年龄段老人患病类型来看,如表3.4所示,随着年龄的增长,患脑梗、白内障、心脏病、听力疾病的比例都会相应提高。与其他群体不同的是,80岁以上老人中患病比例排在第二位的是听力疾病。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患有颈椎、腰椎病的老人比例反而下降了。
表3.4 不同年龄段老人患病类型(%)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调查显示,27.4%的老人每天都要吃几种药,21.5%的老人每天吃一种药。这意味着近五成的老人每天都需要吃药。20.3%的老人不定期要吃药。不吃药的老人仅占30.8%。进一步分析发现,女性老人中每天都要吃几种药的比例高于男性老人,不吃药的男性老人比例高于女性老人。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中吃药的比例不断提高。具体到吃药的类型上,45.3%的老人表示倾向于服用西药,仅有8.1%的老人表示倾向于服用中药,17%的老人表示倾向于中西药并用。29.6%的老人表示听医生的,对中西药没有明显偏好。
相关数据反映,吃中药的老人比吃西药的人相对较少,这反映出我国农村老人已逐渐从有病不吃药或少吃药,改变为吃中药,再到较多选择吃西药,这说明农村老人的封建迷信意识渐弱、科学意识渐强。当前我国新农合可报销的药物目录中绝大部分是西药,这就使得农村老人自然进入西药治病的价值选择中,也说明多年来国家在药品健康治疗普及宣传方面还是相当有效果的。
表3.5 不同性别的老人每天吃药情况(%)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本次调查设计了16项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指标,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躯体生活自理量表,共7项(上厕所、进食、穿衣、梳洗、室内活动、大小便控制、洗澡);二是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量表,共9项(打电话、购物、做饭、打扫卫生、洗衣、使用交通工具、服药、看病和自理经济)。通过对上述16项指标汇总发现,满分为48分即能完全自理的占66.4%,其余的老人在完成上述指标活动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如表3.6所示,分数越低表示存在困难的指标活动越多。
表3.6 老人自理总得分分布情况
续表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具体而言,19.5%的老人自行看病有困难;18.1%的老人自行外出购物有困难;21.1%的老人自行乘坐公交有困难;15.8%的老人自行打电话有困难;10%左右的老人打扫卫生、做饭、洗衣有困难;7.5%的老人自行洗澡有困难。
调查显示,在过去一年中有63.4%的老人参加过体检,没参加过体检的占36.6%。从不同区域的老人体检情况来看,东部老人参加体检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区域。东北部老人参加体检的比例最低,仅为46.6%。从年龄段的差异来看,70岁以下的老人参加体检的比例低于70岁以上的老人。60~64岁老人中仅有58.1%参加体检。70~79岁老人中参加体检的比例最高。
表3.7 不同区域和年龄段的老人体检情况(%)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具体到参加体检的地点,34.4%的老人在村卫生室,31.6%的老人在乡镇卫生院,20.2%的老人在区(县)医疗机构。由此可以看出,老人选择体检机构遵循方便性原则。从不同区域的老人体检的机构来看,东北部的老人选择区(县)医疗机构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区域的老人。
表3.8 不同区域老人体检机构情况(%)
续表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www.xing528.com)
农村老人体检率达到60%以上,说明:第一,基层政府重视,如医疗下乡、新农合的推进等。农村基层政府在加大农村医疗知识宣传和一线问诊方面,有了良好的改进。第二,农民体检意识增强,一方面说明农民对重大疾病的恐惧和担忧,验证了农村现代化推进中的确有着静态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型的农村家庭亲情关系、邻里关系、基层政府的关爱也在农村正向蔓延。第三,尽管农民体检的人数逐渐增多,体检的习惯逐渐增强,基层医疗条件在逐渐改善,但要从更高的标准要求,政府对基层的医疗投入仍需加大,需要逐渐提高体检的科技含量、体检指标的全面性。
在就医便捷度问题上,如表3.9所示,69.7%的老人表示村卫生室离家十分钟的路程,非常方便;52.8%的老人表示平时上镇医院需要耗费半小时以内的时间,另有37.8%的老人表示前往镇医院耗时半小时至一小时,时间非常长;只有18%的老人前往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医院耗时半个小时以内,30.7%的老人表示前往县医院需要一到两个小时,7.8%的老人去县医院需要两到三个小时,还有3.5%的老人去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以上。
大部分老人认为就医还较为便利,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到医疗机构。第一,十多年来,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公路等交通设施建设,如推进“村村通”建设。在此基础上,公共交通大为改善。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农民特别是行动不便的农村老人就医。第二,在医疗机构的空间布局上,在政府规范化指标建设的驱动下,每个行政村都配备了村卫生室。由此较大地方便了农村老人就近就医。第三,还有少数老人认为就医不便利,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别地方如山区等受地理条件限制,就医不太方便。另一方面是老人由于生理条件所限,即便空间距离不远,对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的老人而言,要较长时间才能到达医疗机构。虽然多数老人认为医疗机构比较近,但医疗资源配置和医疗技术、医疗规范化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少数药品的采购考虑利润的问题,只采购利润高的,有些常见有效的药品未能进入采购范围。
从区域的差异性来看,如表3.9所示,东部和中部的农村老人中距离村卫生室十分钟以内路程的都占到七成以上。西部和东北部老人中有六成以上的距离村卫生室十分钟以内的路程。东部老人中距离县医院半小时以内路程的比例高于其他区域的农村老人。
表3.9 不同区域老人就医便捷度情况(%)
续表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调查显示,在对乡村医疗机构条件的评价上,42%的老人对村卫生室条件评价好或很好,10.9%的老人评价差或很差。在对乡村医疗服务能力的评价上,六到七成的老人认为乡村医疗机构能满足疾病预防、小病治疗、慢性病管理和药品提供的服务需求。在对村卫生室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的评价上,近七成的老人表示比较满意。
上述数据反映:第一,近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较为重视乡村卫生机构建设,在财政投入和人员投入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如全国范围内开展标准化卫生室建设等。这些投入大力改善了乡村医疗机构的条件,也提高了其服务能力。第二,由于经济方面的压力和传统医疗观念的制约,农村老人对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远不如城市老人高。第三,还有四成多的老人认为乡村医疗机构条件一般,也有少数老人认为差或者很差。这说明当前乡村医疗机构的条件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与农民特别是农村老人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政府应该在基层养老机构方面加大投入、加大规范化、加大市场化手段的引进,而一味地强调三个“一点”(中央给一点、地方政府给一点、市场投一点),容易带来应当投入的经费难以落实,卫生医疗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容易打折扣。此外,这三方的出资也缺乏相应的效果评估和监督的必要的制度规定,所以,很容易出现政府的目标打折扣、产权不明晰、监管不到位。公共产品与私有产品的混合使得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极大化实现便民效应大打折扣,建议对基层医疗机构做到统一建制,利用第三方委托的形式来评估和监督。乡村卫生所的从业人员原则上最好应纳入县级医疗机构的管理体系内,鼓励事业编制的专业医疗人员去基层,政府给予此部分人员以相应补贴。建议给基层医疗机构增配“四大产品”,即床位、设备(常见病的诊断设备)、基本药品、消毒卫生保障品,达到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农民老人的养老医疗条件的改善,最便捷最需要的是家门口的便民服务。需要转换“农民头痛脑热进村卫生室”的观念,随着生活水平和卫生诉求水平的提高,村级卫生室应当扩大原有的功能范围,尽可能地由简单的“望闻问切”过渡到借助器械对老人做最初的疾病诊断。
老人对乡卫生院的评价远高于村卫生室。53.9%的老人对乡卫生院条件评价好或很好,仅有5.1%的老人评价差或很差。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和东北部老人认为乡卫生院条件好或很好的比例也高于中部和西部。
表3.10 不同区域的老人对乡村医疗机构条件的评价(%)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对村卫生室服务能力的调查显示,两成左右的老人认为村卫生室不能满足疾病预防和药品提供的需求;三成多的老人认为村卫生室不能满足慢性病管理的需求;93.6%的老人认为村卫生室能满足小病治疗的需求。
村卫生室服务能力存在细微的区域差异:东北部村卫生室的疾病预防服务能力比其他区域稍微差一些;西部村卫生室的慢性病管理服务能力低于其他区域。
表3.11 村卫生室服务能力评价情况(%)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如表3.12所示,近七成的老人对村卫生室医务人员服务态度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28.6%的老人对村卫生室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的满意度为满分;40.2%的老人对村卫生室医务人员服务态度打4分;5%的老人打2分;还有2.3%的老人打1分。从区域差异来看,东北部老人对村卫生室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的满意度高于其他区域的老人。
表3.12 村卫生室医务人员服务态度满意度情况(%)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调查显示,87.6%的老人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10.4%没有参加,2%不知道这个制度。根据公开数据,农村老人参合率低于全国农民参合率。更值得注意的是,80岁及以上老人参合率低于其他年龄段的老人。从区域差异来看,中部老人参合率最高,达到94%;东北部老人参合率最低,为81.7%。
上述数据反映:第一,新农合本身是一项惠民的工程,事实上最需要参加新农合的农村老人的参合率却低于全国农民参合率。这说明农村老人对新农合的意义认识还不到位。一些农村老人认为身体健康没有病,没有必要每年缴纳几十元钱。第二,新农合在实施过程中,其效果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也有一些老人认为参加新农合后虽然能报销一部分医疗费用,但是整体费用大幅度上升了,个人承担部分和以前没有参加新农合时差不多。因此,一些老人不愿意参加新农合。第三,新农合报销程序还是较为繁琐,一些农村老人文化程度较低,不知道如何办理,出现农村老人因为不了解报销规定和程序而许多费用不能报销的现象。这也大大影响了农村老人参合的积极性。
表3.13 不同年龄和区域的老人参合率情况(%)
续表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调查显示,47.5%的老人认为新农合的影响挺大,特别是生大病受益很多;44.8%的老人认为新农合有一定作用,但作用不大;7.8%的老人认为新农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是形式。从分地区对新农村合作医疗的评价来看,普遍认为新农村合作医疗有作用,其中新农村合作医疗对西部地区的作用最大,认为影响挺大的人占西部地区总人数的57.8%,东部、中部和东北部对新农村合作医疗的评价则不如其明显。这说明新农村合作医疗在改善西部地区医疗条件方面确实有促进作用。
表3.14 不同区域参合率情况(%)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调查显示,48.9%的老人医药开支占家庭年度总开支的10%以上,医药开支占年度家庭总开支5%左右的老人占总数的18.3%。
从区域差异来看,东北部老人中医药开支占总开支10%以上的老人比例最高,为57.3%;东部老人最低,为40%。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东部地区经济条件与自然环境更优越,老人的健康程度更高;第二,东部地区老人在其他方面存在大的开支项目。
表3.15 不同区域老人医药开支占总开支的比例情况(%)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第一,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到了老年以后,医药开支占家庭年度总开支的比例增高,是符合正常生命周期规律的。第二,根据本次调研,农村老人占家庭总支出首位的是饮食支出,其次是医药开支,这与以往医药开支的比重通常偏低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是有病能忍就忍、能拖就拖,直到不得不去看病医治,看上去医疗支付比重忽略不计,但拖出大病又是巨额的费用付出,极易造成因病致贫,对生命自我关怀的意识极为贫弱。而今天,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老人健康意识和疾病治疗意识大大增强,农民的生命自我关怀的意识显著提高。如此较大的支出比例变化,说明在医疗领域内,个人的支付比重的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国家在送医送药到农村的政策拟定上,还是要在降低医疗成本方面给予优惠扶持,以保证最大化地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使农民看得起病、用得起药。
调查显示,如果患上重大疾病,能采取积极治疗的老人为72.9%,顺其自然的为23.4%,愿意放弃治疗的为3.7%。其中东北部老人愿意采取积极治疗的比例最低,仅为58.3%,远低于其他区域。
分年龄比较对待重大疾病的治疗态度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意采取积极治疗态度的比例逐渐降低,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持积极治疗态度最低,坚持积极治疗的人占80岁以上老人总数的67.3%。高龄老人对待治疗的态度与80岁以下老人存在较大差异。
表3.16 不同区域老人对待重大疾病的治疗态度(%)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第一,原来农民特别是农村老人患小病则拖、患大病则放弃的现象在当前的农村老人身上有了很大的改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老人的治疗观念发生了转变。七成以上的农村老人对重大疾病能采取积极治疗的态度,说明对生命的价值有了觉醒。第二,农村老人积极主动地面对重大疾病的医治,也反映了我国农村家庭伦理的孝道传统,且这一传统在当下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仍在绵延,尤其是出现了子女寻医、子女买药、子女扶助、子女付费的好现象。第三,新农合制度的实施对农村老人能对大病采取积极治疗的态度功不可没。新农合制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大病互助,使农民在患大病时能得到较好的支持。第四,老人重大疾病的主动求医,呼唤着政府快速建立县级医院紧急医疗体系及信息网络,保持一定数量的紧急护理和救护车(配备紧急病人第一状态救治必要的设备及仪器),用于使重危病人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第一时间的诊断及救治。
(刘长喜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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