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一般认为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作品。该书把全国划分为九州，把巴蜀地区划入梁州，认为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说这里的土质是下上等（第七等），应缴纳下中（共分九等，下中为第八等）三错（第七等、第九等也可以）的赋税。梁州的土质被划为第七等，较差。它反映了战国晚期蜀郡大规模从事水利建设前的历史状况。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后，即发生了变化。《史记·货殖列传》说：“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汉晋间，成都平原水稻亩产30~50斛（约390~580千克）[49]，系当时全国最高产量之一。都江堰灌区，由于能确保丰收，寸土如金。1966年4月，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记载了一些重要数据：
田八亩，质（值）四千，上君迁王岑鞫田……
田三十亩，质六万，下君迁故……
田顷五十亩，直三十万。何广周田八十亩，质……
故王汶田，顷九十亩，贾三十一万……(www.xing528.com)
张王田三十口亩，质三万……[50]
这里的田价，每亩500~2000钱。而《居延汉简考释》释文卷三有“田五顷，五万”的记载，其田价每亩100钱左右。都江堰灌区田价在当时全国是偏高的。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高士廉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当时成都平原农田用水紧张，渠堰附近的田地因之昂贵，“顷直千金”[51]。秦汉制度，“百亩为顷”，唐因袭不变。此有两种释读，从字面上看应是每亩田值10两金子、1000两银子；另一种释读，把这里的“金”理解为银子，“千金”实际上说的是1000两银子，即每亩10两银子。即使依照后者，在当时全国地价中也属偏高的。到宋代绍圣（公元1094—1097年）初年，地价更大幅度上涨。当时，王觌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蜀地膏腴，亩千金，无闲田以葬，觌索侵耕官地，表为墓田”。[52]“亩千金”从字面上看应是每亩10万两银子，但从习惯用法上看，更可能是每亩1000两银子，即使依照后者，在宋代也属最高田价之一，在整个都江堰灌区历史上也属最高田价。清乾隆时期，随着都江堰灌区的复苏，田价上涨，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四川郫县曹氏死，其婿刘子杰将田18.4亩当与朱飞熊、林云松，共当银117两[53]。当价为每亩银6两5钱，实际卖价应在10两以上。嘉庆时期，都江堰灌区的新都，田价为25两至60两[54]。都江堰灌区内，最贵的田价应在成都近郊，新都的田价在整个灌区中居于中游偏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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