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蜀王本纪》等文献可看出，先秦时期，成都平原常遭洪灾。唐岑参在《石犀》中曾描写道：“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35]虽掺杂了诗人的夸张成分，但却反映了昔日的洪灾惨景。
都江堰的防洪功能，主要由鱼嘴分水、飞沙堰泄水、宝瓶口节制水量共同完成。岷江上游即使发生特大洪水，宝瓶口通过的流量，最大不超过800米3/秒。这个流量，对成都平原基本不造成威胁[36]。西汉早、中期，又在都江堰渠首下开凿繁江，作为成都防洪、泄洪的第二道防线。繁江为郫江支流，进水口在郫县石堤堰下，在赵镇入沱。它是将洪水分入沱江，为成都“二江”分洪减灾，保护成都不被水淹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河道。夏秋水大时，繁江为成都“二江”水系的泄水尾闾，量大水猛。如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夏、秋，江水暴涨，四川总督阿尔泰即命金堂县将繁江下游的赵家堰大坝拆卸，让上游洪水得以尽快泄流。他还亲赴该县查勘，“酌定蓄泄水则、疏筑章程”[37]，以护成都。
都江堰从根本上控制了岷江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使其免于洪灾，或大大减小了洪灾规模。故杜甫在《石犀行》诗中描绘道：“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38]唐太和五年（公元831年），岷江特大洪水，结果仍“水遂漂下，左绵、梓潼，皆浮川溢峡，伤数十郡，唯西蜀无害”[39]。前蜀武成三年（公元910年），岷江暴涨，结果仍“是时，津、嘉、眉水害尤多，京江（成都）不加溢焉”[40]。北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岷江特大洪水，结果仍“嘉、眉州漂溺至甚，而府江不溢”[41]。
但在都江堰兴建后，成都仍有见洪灾记录。这是为什么？这主要与宝瓶口以下地区的雨量有关。大体说来，在宝瓶口流量达到600～700米3/秒时，若宝瓶口以下、成都市区以上地区再下暴雨，24小时内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成都市就会发生洪灾。如《蜀梼杌》载，广政十五年（公元952年）六月岷江大涨，又加成都以上“须臾天地昏暗，大雨雹”，结果水淹成都，“大水漂城，坏延秋门，深丈余，溺数千家，摧司天监及太庙”[42]。又如1981年7月13、14日，岷江流量2350米3/秒，为一般性洪水，宝瓶口流量只有540米3/秒，并不很大。但当日成都府河流量高达900米3/秒，造成一定灾害。洪水的来源主要是都江堰渠首以下、成都市区以上地区暴雨所致（日雨量超过200毫米）。这种洪灾，30~40年可能发生一次。从历史记录看，这种洪水来得快，泄得也快，持续时间较短，只能威胁成都城内局部地区（主要是濒河地带），对整个成都城来说，威胁不太大。
都江堰的防洪功能，对成都城的选址、布局、发展等皆产生了重大影响。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以成都平原为先，首府治地应选在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南北较长、东西较窄，是岷江、湔江、石亭江、绵远河、文井江等的冲积平原，海拔440～750米，总面积约6500平方千米，西北高，东南低，平均坡降度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冲积平原上，形成了一条中脊：
北侧：都江堰市（海拔731米）—金堂县（海拔440米，河道长约100千米、坡降2.1‰）；(www.xing528.com)
中脊：都江堰市（海拔731米）—郫县[43]（海拔556米，河道长36公里、坡降4.8‰）—成都（海拔495米，河道长20千米，坡降3‰）；
南侧：都江堰市（海拔731米）—新津（海拔454米，河道长约80千米，坡降3.4‰）。
此中脊的形成，概因岷江流量最大，冲下泥沙最多所致。都江堰市—郫县—成都市，系岷江口的正中冲积扇。郫县虽距岷江口较近，遭洪灾的可能性却小于金堂、新津，盖因其位于中脊上。成都处于中脊末端，洪水要先淹郫县，然后才能淹成都[44]。
金沙遗址的发现，说明成都早在商周时期即为蜀都。但在李冰建堰前，成都饱受洪灾，其中心地位摇摆不定。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和《蜀王本纪》等古文献记载看，商周至战国，广汉、新都、郫、广都（今双流）等地皆曾先后做过蜀都。李冰建堰后，从根本上解决了成都城的防洪难题。此后，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一直放在成都，不再外迁。受都江堰防洪和交通功能的制约，成都甚至成为全国罕见的2000多年来城址只有大小变化、中心位置一直不变的大型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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