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禹治水之枢、立国之本、兴文之始

著名学者谭继和先生认为，夏文化初起于西蜀，而兴盛却是在河洛，经历由西向东的发展过程。大禹是夏朝的创始者，我们至今仍在沿用的“中国人”“华夏民族”，都来自这位震古烁今的伟大帝国的统治者。与他的前任尧与舜以美好德行著称不同的是，治水是其最光辉的业绩，治水是其立国之根本。

禹治水始于岷山，再扩及九州。岷山治水的焦点在都江堰。也可以说，都江堰是禹建立夏国的立国之本和出发之地。

大禹治水始于岷山基本上是一种定论，而说大禹治水始于都江堰，则首先是一个最基本的理性判断。因为都江堰以上的岷江基本上都处于深山峡谷之中，水流急湍，至今看不到“导”水的痕迹，也无“导”水的可能；岷江到了都江堰山口，就失去了峡谷的约束，尤其到了丰水季节，暴涨的河水漫过河道，在川西平原横冲直撞，致平原成为一片沼泽，所以“导”水之处必在都江堰山口附近。从营盘山到宝墩文化的众多古城、三星堆、金沙遗址一脉相承的文化上看，营盘山是原始时代的聚落，还没有进入农耕时代，洪水既不威胁人类的生存，也无灌溉的必要，而对以农耕为主的宝墩文化等众多古城和大量人口来说，洪水则是抹之不去的阴影，故洪灾时减少水量下泄是最好的选择，而最佳位置也只能是都江堰出口处。

关于禹治水始于岷山之事，谭继和在《禹文化西兴东渐简论》一文中有着准确的描述：

禹治水包含治山和治水的两项内容。禹治山的办法是“随山刊木”（《禹贡》），“随山之势，相其便宜，斩木通道以治之”，确定山居地形和水的流向。禹治水，是“决川浚浍”（《尚书·皋陶谟》），“尽力沟洫”，是疏浚河道。禹治山实际是从岷山开始的，导山是导水的准备，“先承山而导之”，“然后循水而导之”，“以察地势之高卑而蓄泄之”。“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是禹最先治水之地。随山刊木，疏导岷江，分别其支流，叫作“别为沱”，这种办法在岷山实验成功了。禹可以说是山与水环境综合治理的第一人。后来，随着夏部族由西蜀东迁中原，而变成了整个中原的治水方法……(www.xing528.com)

“禹名文命，字高密。”“文命”“高密”这两词……实从岷山、蒙山的地名取来，“文”“命”“密”“岷”“蒙”“萌”“氓”，皆为同音义近，其义为初始、朦胧、迷茫。岷山，古又称为“蜀山”。蜀山氏即因山为名。蜀者，独也，有独特初始之意，故岷山被名为“蜀”。从蜀之字有初始独特义。“蜀”与“渎”字相通。“渎”者，江之初也；“犊”者，牛之初生也；“读”者，初次阅看言说也，衍生为读书之读。故《方言》说：“蜀，独也。”此诸证，皆证明禹文化之初兴，实兴于西蜀治水。岷江称为“江渎”，是因禹最初治理岷江，故称为“渎”。因为夏禹治水而使岷山西羌的文化先发达起来，故后人把岷江视为江（长江）源、江渎，是文明最先发达的地方。

已故著名学者王纯五先生经过论证，认为“大禹就是利用导江铺这个相对较高的地势，在其左上侧新开江沱，引岷江水支流向东北，到古新都大渡（今金堂县赵家渡）会洛水，出金堂峡”。他在《大禹治水的地域（禹贡）江沱及成都古城址》中说：

关于《禹贡》江沱的地望，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于郫县云：“《禹贡》江沱在西，东入大江。”郦道元在《水经注·江水》中说：“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郭景纯所谓玉垒作东别之标者也。”又在该书《禹贡山水泽地篇》说：“益州沱水，在蜀邵汶山县西南；又一在郫县西南，皆还入江。”再从“又东别为沱”的一个“又”字，说明早已有古老的江沱，蜀王开明氏不过是继续疏凿使其通畅。对此童恩正先生认为：“只要我们细读《水经注》原文，就可以发现该书是将开明氏所凿的沱放在湔水与都安县之间叙述的。湔水即今白沙河，在灌县城以西注入岷江；都安县为汉置，县治在今灌县以东二十里的导江铺。开明民所凿的沱即在二者之间，而当时离堆又未凿通，其分水口就只有在离堆以南较为平坦的地区。当时作为分水口标志的玉垒山，也就是离堆以北的灌口山，至今山顶仍称‘玉垒关’。这条人工河的入口虽然在李冰修建都江堰时被废弃了，但是它的河道（即今柏条河）两千多年来一直被人利用，构成内江灌溉系统三大干渠之一。”

大禹治水首先治理的是岷江，这是被历史学家一致认定的。“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是其最重要的依据。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南宋蔡沈考证史料所绘的《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中，清楚地标识了江源及岷、沱二江位置，其分叉点就是今天的都江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