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文化之源：都江堰——天府之国的起步

成都和成都平原在秦汉时期正式发展为“天府之国”，具有极为久远的渊源和深厚基础。

成都平原自然条件非常优越。作为四川盆地核心区域的成都平原，加上邻近和周边丘陵低山区，幅员广袤，生存回旋空间大；平原平旷肥沃，河流湖泽密布，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富多样，很早以前就宜人宜居宜业。因此，这一带不仅是我国文化和文明最早的起源地之一，而且历来是长江上游、大西南地区的文化和文明中心。

关于以成都为核心的蜀地历史，现存记录分属两个文献系统：中原文献系统和蜀地本土文献系统。前者以传世文献中最早的《尚书·虞夏书》为首，记载较早而零散。后者成书年代较晚，现存最早的相传是西汉扬雄所著的《蜀王本纪》，明确记载了先秦蜀地经历过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这些记载，过去多认为仅仅是传说，无法验证。随着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的长足进展，人们认识到，即使是传说，也仍然包含了大量真实的历史信息。如《尚书》讲大禹治水时，曾于“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继而“沱潜既导，蔡蒙旅平”，反映大禹时代先民治水之迹广及长江上游。《史记》也记载黄帝与蜀地土著西陵氏之女嫘祖联姻之事，而《华阳国志》则称古蜀“肇于人皇”。这几条关于成都平原和四川的记载和传说反映的历史非常古老，发生在四五千年前。

这些古老的传说并非完全出自古人虚构，也包含了真实的历史素材。成都平原近年来一系列考古发现揭示，与上述传说内容大致同期的宝墩文化的开端距今已经有四五千年，其古城群中最大的新津宝墩古城面积达到276万平方米，规模在当时东亚大陆名列前茅。不仅如此，它周边的成都平原上还分布着三星堆遗址（一期）和都江堰芒城、郫都古城、温江鱼凫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以及晚些发现的大邑高山、盐店二等古城遗址。这些古城面积在10万至三四十万平方米之间，规模都相当可观。由此可见，成都平原上在至少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分层的聚落网络，说明当时成都平原的人气已相当旺，文化已相当繁荣发达。如果说宝墩文化大体上可以印证五帝时期，那么岷江上游考古发现的营盘山遗址，距今五六千年，则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时代。这些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蜀地亦即后世“天府之国”的范围内已经有先民繁衍生息。(www.xing528.com)

传说中的大禹时代之后，蜀地进入了相当于中原夏商周三代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诸朝，属于文明时代早期。与之对应的考古学发现是著名的三星堆、十二桥-金沙文化等一系列遗址，这是成都平原上古文化的第一个辉煌时期。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所代表的文明，是那个时候地球上最发达的文明之一。三星堆遗址面积达到12平方千米，是当时东亚大陆规模最大的聚落之一。三星堆文明最令人瞩目的发现之一，是遗址出土的数量众多的青铜人（神）像，其发式服饰的多种多样，生动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等史籍中古代西南地区族群众多、支系纷繁、杂居聚居的复杂情形。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精美的青铜器，连同大量精美的玉石器和金杖等黄金制品，反映出古蜀王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宗教信仰的发达。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巴蜀地区首次在政治上正式与华夏融为一体。

《战国策》记载了秦灭巴蜀前秦国君臣关于统一天下战略的一次激烈讨论。大臣司马错指出，蜀地富饶，如先兼并之，“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认为得蜀则得楚，得楚则天下并。秦兼并富饶的巴蜀地区几乎使自身的经济基础扩大了一倍，大大增强了实力，最终在战国末年的统一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先秦时期的成都平原，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金沙文化等时期的长期发展，“成都”作为区域性中心，都邑之名也大致在秦举巴蜀之际出现。凡此种种，均标志着以成都为核心的这片广袤的区域已经形成了东亚大陆最灿烂的早期文明之一。不过，从十二桥遗址的严重水灾遗迹、文献中望丛之际曾持续存在过“若尧之洪水”的记载可知，其时的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尚未达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标准，但是，“天府之国”的愿景已经萌芽、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