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历史上“天府之国”演变的基本情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2000年间“天府之国”演变的历史轨迹：战国后期，关中盆地和北京一带就先后获得“天府”的美誉。秦汉之际，关中成为著名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开始跻身“天府”的行列。南北朝末年，太原附近一度被称为“天府之国”。隋唐两代，关中盆地高度发展，成都平原也有了“天府之国”的美名。宋辽夏金时期，北方地区战争频繁，社会动荡，而江南地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天府之国”。到元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成为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天府之国”，而闽中、沈阳、武威、台东等地区也有了“天府之国”的美称。其后关中等老天府或趋于衰落，或有了新的称谓，只有四川盆地仍保有“天府之国”的称号。为什么“天府之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影响“天府之国”演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耐人寻味的。从大量资料来看，“天府之国”的演变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有时候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共同影响，情况比较复杂。
中国历史上的“天府之国”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天府之国”首先是大自然的杰作。“天府”本身包含着“天然宝库”的意思。古人在谈到关中盆地、北京地区和成都平原等“天府之国”的时候，常常称之为“陆海”。如东汉人杜笃也说：“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业，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也。《禹贡》所载，厥田惟上……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楩楠檀柘，蔬果成实。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87]此类说法在文献中多有记载，说明在那个时代，关中等地的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动物、植物等自然条件本身比较优越，非常适合作物生长和人类生活。
中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不少，但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并不太多。究其原因，主要与人为活动有关。就此而言，“天府之国”也是人为创造的结果。历史上著名的“天府之国”是人们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经过不断努力创造出来的，都凝结着人类智慧。例如成都平原本身具有较好的自然条件，但在先秦时代经常遭受岷江水灾。自从李冰修建都江堰后，成都平原的生态环境得到优化，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府”。史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壅江作堋，穿郫江捡江……又溉灌三郡。”于是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88]古人认为，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号为陆海”，是李冰开凿都江堰的功劳[89]。而关中号为“陆海”，也是由于“秦开郑国，汉作白沟”[90]。这种说法虽不全面，但有一定的道理。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利用自然，开发资源，优化环境。毫无疑问，人为因素在“天府之国”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自然环境是会发生变化的。历史时期一些“天府之国”的衰落往往与自然环境的恶化有关。关中盆地的情况就是如此。五代以后，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91]，特别是到明清时期，关中的生态环境已经不能与先秦、秦汉时期同日而语。正如《钦定续通志·都邑略》作者所说：“唐承隋都长安，本周、秦旧地，议都邑者以此为选。然阅世久远，盛极而衰。所谓地绝其脉，水化其味者，非复秦、汉以前之旧。”[92]毋庸置疑，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直接导致一些“天府之国”衰落的重要原因。
人为活动也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如上所述，关中“天府”的衰落与当地宋元以来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直接的关系。关中盆地在周秦汉唐时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俱佳，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也是最理想的建都之地，也是最早的“天府”和“天府之国”，其生态环境为什么会逐渐恶化呢？因为关中地区是我国建都时间最长的地方，这一方面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关中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人们为了生存，长期大规模开发土地资源，茂密的森林被砍伐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地力不断下降。到唐代后期，关中这个天府之国就出了问题。唐末五代战乱频仍，军阀朱温对长安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导致关中人口外迁，水利失修，土地荒芜，经济衰退，生态环境急剧恶化[93]。此后随着全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转移，关中失去了中心地位，不再受到关注，再加上自然灾害的摧残，残破的景象长期得不到恢复。到了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起来，关中在全国的地位继续下降，最终失去了“天府之国”的桂冠。
审视“天府之国”演变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天府之国”的形成，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有关，与人类的良性开发活动也有密切的关系。而天府之国的衰落，则主要是不良的人为因素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恶果。经过千百年的风雨沧桑，历史上的“天府之国”大多失去了昔日的荣光，但留下了重要的启示：“天府之国”是大自然馈赠的宝地，是最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之一。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去经营它，但也可能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使它遭到破坏。我们需要“天府之国”，我们的子孙后代也需要它。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总结历史上“天府之国”形成与衰落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资源与环境问题。
【原载于2009年第1期《中国经济史研究》】
【注释】
[1]本文为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06JJD770019]研究成果之一。
[2]相关论文有袁庭栋：《“天府之国”由来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01期）；赵琦：《川西高原造就了“天府之国”》（《四川地质学报》2001年02期）；陈瑶：《李冰：成就天府之国》（《资源与人居环境》2005年03期）；熊梅：《论“天府之国”的兴替》（《成都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陈子谦：《“天府”新解》（《天府新论》2006年05期）等。
[3]《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第1期。
[4]（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3《天文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
[5]（战国）庄子撰，（晋）郭象注：《庄子》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6]（元）脱脱等：《宋史》卷480《吴越钱氏》，中华书局1977年版。
[7]《晋书》卷66《陶侃传》。
[8]（唐）徐坚等：《初学记》卷13《礼部》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
[9]（宋）王溥：《唐会要》卷90《缘封杂记》，中华书局1955年版。
[1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5，中华书局1956年版。
[11]（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195《闰位部·惠民》，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
[12]（明）何景明辑：《列朝诗集》丙集第十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
[13]（汉）刘向：《战国策》卷3《秦策·苏秦始将连横》，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
[14]（汉）司马迁：《史记》卷55《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汉书》卷40《张良传》，《前汉纪》卷3《高祖》所载略同。
[15]详参拙文《关于秦汉农业的若干问题》，刊《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01期。
[16]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4-54页。
[17]《史记》卷69《苏秦列传》。
[1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八·古州》。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19]（东汉）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
[20]《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卷65《东方朔传》略同。
[21]《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22]（刘宋）范晔：《后汉书》卷80上《文苑上·杜笃传》。
[23]（晋）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宋）洪迈：《隶释》卷15《广汉太守沈子琚绵竹江堰碑》，中华书局1986年版。
[25]（晋）陈寿：《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26]（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22，《上求正贷民表》，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7]《晋书》卷37《南阳王模》。
[28]《晋书》卷116《姚苌传》。
[29]（唐）令狐德棻：《周书》卷22《柳庆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
[30]《周书》卷15《于谨传》。
[31]《华阳国志》卷3《蜀志》。
[32]《册府元龟》卷461；《北齐书》卷40《唐邕传》略同。
[33]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3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3《李密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35]《旧唐书》卷57《刘文静》。
[36]（清）董诰等：《全唐文》卷980《对射田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7]《旧唐书》卷120《郭子仪》。
[38]《资治通鉴》卷264。
[39]（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4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2《地理志》。
[42]《全唐文》卷212，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
[43]《全唐文》卷215，陈子昂：《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www.xing528.com)
[44]（宋）洪迈：《容斋随笔》卷9，岳麓书社2006年版。
[45]《新唐书》卷140《崔圆传》。
[46]（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2《形势》，中华书局1984年版。
[47]《旧唐书》卷77《崔义玄传附崔神庆传》。
[48]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宄》，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23页。
[49]（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
[50]（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7，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51]《宋大诏令集》卷212《政事六十五·贬责十·赵全降朝请大夫制》，中华书局2002年版。
[52]《列朝诗集》乙集第三，王禹偁《咏史》。
[53]《宋史》卷448《郑骧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略同。
[54]（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7，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版。
[55]（宋）熊克：《中兴小纪》卷28，中华书局1985年版。
[56]《宋史》卷466《王继思传》。
[57]（宋）李观：《盱江先生全集》卷28《寄上孙安抚书》，1665年清刻本。
[58]（明）宋濂：《元史》卷158《姚枢》，中华书局1976年版。
[59]（明）张惟贤等：《明太祖实录》卷45，1962年版。
[60]（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卷32，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大学衍义补》卷86。
[61]（明）章潢：《图书编》卷3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62]（明）王祎：《王忠公文集》卷11《汉南北军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63]（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36《户政十一·农政上·敬陈农桑四务疏》，中华书局1992年版。
[64]（清）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16《政体·变法上·上变法自强条陈疏》。
[65]（清）刘于义等：《陕西通志》卷7，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66]《明太宗实录》卷1822。
[67]（明）李贤等编：《大明一统志》卷1。
[68]（明）章潢：《图书编》卷35。
[69]（清）钱谦益辑：《列朝诗集》丁集第六，欧大任：《燕京篇》，中华书局2007年版。
[70]（清）嵇璜等：《皇朝文献通考》卷269，浙江书局1882年版。
[71]（清）于敏中等：《钦定日下旧闻考》卷5引《读书一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2]（清）李鸿章等：《畿辅通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3]（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14“碑志”八，中华书局1997年版。
[74]《明太祖实录》卷19。
[75]《明太祖实录》卷21，《明史纪事本末》卷11，《太祖平夏》略同。
[77]（明）杨慎：《全蜀艺文志》卷48，线装书局2003年版。
[78]（清）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49“兵政”五“边防”上，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
[79]（清）庆杜等：《清高宗实录》卷148，中华书局1987年版。
[80]（明）屠本畯：《闽中海错疏·原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81]《清高宗实录》卷202。
[82]（清）董诰等：《全唐文》卷784《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8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中华书局1972年版。
[84]（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7，广文书局1986年版。
[85]（清）连横：《台湾通史》卷1，上海书店1991年版。
[86]（清）连横：《台湾通史》卷28《虞衡志》，卷31《拓植列传》。
[87]（刘宋）范晔：《后汉书》卷80上《文苑传上·杜笃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88]（晋）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六·水利田》略同。
[89]《全唐文》卷793《创筑罗城记》；（清）朱鹤龄：《禹贡长笺》卷8，清抄本。
[90]（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75《地部》四〇引崔寔《政论》，中华书局1960年版。
[91]《五代时期关中生态环境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增刊。
[92]（清）嵇璜等：《钦定续通志》卷110《都邑略》，浙江书局1886年铅印本。
[93]拙著《人为因素对中国西部生态环境的影响》，《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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