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夏金时期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京津一带先后处于辽、金的统治之下，关中等老牌的“天府之国”或被边缘化，或沦为战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48]，江南地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新的“天府之国”。
五代以后，长安城被毁，关中地区失去了首都的地位，关中经济也大幅度下滑。首先，各县人口大量流失。到北宋初年，京兆府人口降至52 720户[49]，根本不能与唐朝时的情况相比。由于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因而到处是一派残破荒凉的景象：“客从函谷过南州，略说长安旧日愁。仙隐有峰存紫阁，僧居无寺问红楼。兰亭古痤藏狐貉，椒壁遗迹牧马牛。万古不随人事改，独余清渭向东流。”但当社会安定之后，关中经济亦有所恢复。《邵氏闻见录》载：宋代“长安尚有秦、汉游侠之风，地多长杨、老槐，耕桑最盛，古称‘陆海’”[50]。《宋大诏令集》：“关中富饶，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51]故仍有人将关中称为“天府之国”。如北宋王禹偁诗云：“咸秦古天府，百二诚帝疆。”[52]南宋初年，郑骧曾建议定都关中。“高宗初以直秘阁知同州兼沿河安抚使，时谋巡近甸金陵、南阳、长安为驻跸计。骧言南阳、金陵偏方，非兴王地。长安四塞，天府之国，可以驻跸。”[53]《三朝北盟会编》也说，关中“据山河百二之险，自古号天府之国。保关中所以卫京师。脱若关中有警，则所以为朝廷忧者，又不可胜言也。经略左丞忠义一节，勤劳百倍，所以为国家计者，至矣尽矣”[54]。张阐也有类似的说法：“金归我关中，此地古号天府，乃祖宗社稷之灵，天下莫大之福。而议者过计，以为金弃空城以饵我，他日富实敌将复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说疏矣。”[55]这说明，关中地区的影响依然存在。
这一时期，成都“天府”远离北宋首都开封和南宋首都临安，并受到农民起义的影响和宋金战争的摧残。北宋初年未经大战取得四川，使成都平原避免了较大的社会震荡。但由于当地土地兼并严重，激化了阶级矛盾，引起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宋军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杀人“不可胜计”[56]，导致劳动力大量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成都平原的经济建设。此后社会趋于稳定，成都府人口有所增加，农业资源也有所开发，经济实力基本达到唐代的水平。但好景不长，在北宋末年及南宋前期，金人大举南侵。虽然宋军在川陕之战中获得胜利，但四川盆地却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巨大的军费开支拖了这个“天府之国”的后腿，使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在全国的地位大幅度上升。江南地区河湖众多，雨量丰沛，日照充足，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秦汉以前，江南地区地广人稀，生产落后。其后北人南迁，给当地注入了新的活力。经过吴、东晋、宋、齐、梁、陈等“六朝”的开发，江南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到了盛唐时期，南北经济基本持平。安史之乱后，中原板荡，唐王朝在财政上不得不倚重“江南八道”。到了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就被称为“天府之国”了。“嗟乎！江淮而南，天府之国。周世宗之威武，我太祖之神圣，非一朝一夕而得。”[57]显然，在宋人心目中，江南地区已经是“天府之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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