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我国由分裂走向统一,农业生产高速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峰[15]。这个时期,我国重要的农业区基本形成,关中地区成为“天府之国”,北京地区和成都平原也有了“天府”的美名。
战国后期,“七雄”之间的兼并战争不断升级。在这个过程中,秦国迅速崛起,而东方六国则相继衰落。当时秦国的中心区域是关中平原。关中平原又称关中盆地,南依秦岭,北至渭北诸山,平原广漠,土壤良沃,农业素称发达[16]。秦国凭借关中“四塞”和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向外扩张,对东方诸国形成巨大的威胁。出身纵横家的苏秦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在公元前338年游说秦惠王时,对秦国的地理形势和综合国力进行了分析,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他建议秦惠王称帝,结果未被采纳。后来他又去游说燕文侯,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17]这样,战国后期便出现了2个“天府”:一个是秦都咸阳所在的关中盆地,一个是燕都蓟城所在的北京小平原。这两个地区虽然都被称为“天府”,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北京一带的自然环境和富庶程度是不能与关中盆地相比的。战国末年,秦国在成都平原修建了都江堰,在关中地区开凿了郑国渠,其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史载: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被山带河。秦氏资之,遂平海内。[18]秦始皇正是依托关中优越的地理形势,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不失时机地向东方六国发起进攻,在短短的10年中,先后灭掉六国、统一天下的。
秦代对关中盆地进行了良性开发,特别是郑国渠灌区的建成,有效地改造了渭北一带的“泽卤之地”,使整个关中盆地成为千里沃野,世人称之为“陆海”[19]。秦末天下大乱,关中一度沦为战场,但仍具有良好的统治基础。正因为如此,楚汉战争结束后,刘敬建议汉高祖定都关中。留侯张良分析了当时关中的形势,认为经过秦代的开发,关中盆地已经成为“天府之国”,是最适宜建都的地方。于是汉高祖即日定都关中。由于张良所提出的“天府之国”的概念比“天府”更适合关中的实际情况,所以从西汉初期开始,人们就把关中称为“天府之国”了。汉王朝在定都关中之后,通过移民等多种手段,加大了开发关中的力度。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与水路交通,扩大了旧有的灌溉渠系,又兴建了六辅渠、白渠、成国渠、漕渠、龙首渠、灵轵渠、樊惠渠、蒙茏渠和漳渠等一系列新的水利工程。与此同时,采用先进的犁、耧等生产工具,在关中推广代田法和区田法,通过集约使用水肥,实现精耕细作,夺取高额丰产。班固《西都赋》云:“郑白之沃,衣食之原。提封五万,疆场绮纷。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插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汉书·地理志》载:“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20]于是关中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农业区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21]东汉时建都洛阳,但并未对关中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后汉书》载:关中“沃野千里,原隰弥望。保殖五谷,桑麻条畅……厥土之膏,亩价一金”[22]。由此可见两汉时期关中地区的富庶程度。(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北京地区较前也有所发展。秦灭燕后,对其地设代、广阳诸郡进行管理。西汉时设广阳国及涿、渔阳诸郡,属州刺史部。东汉为广阳、渔阳、涿郡,属冀少日。但作为“天府”,北京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与此相反,成都平原脱颖而出,成为“天府”。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北部,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时常遭受岷江水患,人民生活颇为艰难。公元前215年前后,李冰修成都江堰,灌溉蜀、广汉、犍为三郡,于是蜀中生态环境得到优化,逐渐成了最适宜人类生活的地区之一。秦汉时期,成都平原有了很大的发展。汉景帝时,郡守文翁发动百姓疏凿都江堰宝瓶口以下河床,引内江水灌溉繁县农田1700余顷[23]。其后武阳县(今属彭山、蒲江)拦蒲江水修筑大堰,开六水门引水灌溉农田。东汉时,都江堰的岁修工程由民间自理改为政府主持,并在广都等县修建水利工程,引郫江及绵水建造陂塘,造福一方[24]。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成都平原相对较为安定。公元208年,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对刘备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25]。这种说法反映了成都平原已经成为“天府”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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