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历代先贤智开源

李冰之后，地方行政长官，代不乏人，率领广大民众扩大灌区，维修管理，持之以恒，以确保江堰工程长青，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扩大灌区

西汉文帝末年（公元前145—前141年），蜀郡守文翁在宝瓶口下1078米处开蒲阳河。《华阳国志》载：“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1]。”灌县东部及彭县、新繁大片田地因此得到灌溉。

唐太宗时，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高俭“附故渠厮引旁出，以广溉道，人以富饶”。

唐代武则天时（公元684—704年），据《新唐书·地理志》载：益州长史刘易从柏条河引水，灌彭县九陇和郫县唐昌的农田。

开元天宝年间，章仇兼琼任益州长史，开通济（古名远济）堰，自新津邗江口引渠南下百二十里，至眉州西南入江，溉田千六百顷，于成都万岁池筑堤积水溉田。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成都县令独孤戒盈在成都县南官源渠作堤长百余里，溉田上千顷。

德宗年间（公元785—805年），汉州刺史卢士强于雒县立堤堰，溉田四百余顷。

宣宗年间（公元847—879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白敏中以成都环锦江为池，开金水河于城内，既丽城景，又方便运输。现金水河仅余人民公园内一段。另外还在成都西北筑堤，修引水渡槽灌溉农田。

僖宗乾符年间（公元874—879年），西川节度使高骈修成都西北糜枣堰，由原府河向南入成都改为在通锦桥附近绕城北至东北角，再折向南行，于合江亭处汇合南河，由此形成府河与南河二江抱城之今日格局，既护城、壮景，又灌溉周边大片农田。

唐末（公元907年），眉州刺史张琳整修通济堰，自新津之修觉山后故址，至眉州西南合于松江，溉田一万五千顷。

宋代哲宗时，成都府司理张唐英在崇宁独自捐金筑堰，溉田数千亩，堰名司理。（《崇宁县志》）

徽宗崇宁初年，华阳县令赵申锡修复沙坝堰，溉田三万多亩^[2]。（天启《成都府志》）

孝宗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彭州太守梁介修永昌、九陇、蒙阳十余堰，民受灌溉之利，及于邻邦。（《嘉庆《彭县志》）

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四川总督黄廷桂重修通济渠，并引渠灌溉新津田三千五百余亩、彭山田一万三千余亩。

乾隆元年（公元1753年），双流知县黄锷在牧马山相度高下，令民开塘浚沟，潴水待耕，得田二万亩有奇。（嘉庆《四川通志》）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眉州知州张兑同彭山令张凤翥复引灌县小海子水入旧堰，开浚智远渠下古沟八十余里，凿翻水口分支入眉，共复彭山古渠二十八，灌田二万九千二百十二亩；眉州古堰十四，灌田二万九千二百七十四亩；合新津共灌田七万三千一百十六亩。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爔，青神县令王承改修二堰堰头，淘挖堰沟，以宽深为度。坚砌鱼嘴，拦水入堰，始畅流焉。计鸿化堰灌田七千六百四十亩，曾兴堰灌田六千亩。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彭山令张凤翥会华阳、仁寿县令在古佛洞之野桂坝修堰，从罗家林堰口起，至彭山县之江口为堰尾，计长八十余里，灌三县之田一万四百亩。

成都水利知事官兴文1942年至1946年主持修建长11千米的导江堰（省政府命名“兴文堰”），从城南三泊洞引水，绕城北山麓，汇入蒲阳河，灌田约3.33平方千米。(www.xing528.com)

除当地行政长官主持修堰开渠、灌溉田亩外，川西平原广大百姓亦踊跃自觉加入都江堰水利系统工程建设的行列。

乾隆年间，邑人艾文星、张金信、王天舜、刘玉相各倡捐银五百两，相其地势，由沙沟河西岸开沟，环山凿渠，琢石计数百丈，通正水道。更横截石定江以渡堰水。越七年堰成，溉田万余亩。

新都大朗和尚募资修建大朗堰，至今还在发挥良好的效益。

双流华阳有一地名姐儿堰，乃时年当地一村姑带头修堰造福乡梓，百姓称颂其功德，传留下这个美丽的地名。

历代志士仁人及广大人民代代相承，艰苦奋斗，使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日益完备，川西平原得以沟渠纵横、水网交错，成为“家家有流水修竹”的天府沃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灌区面积达到1883.8平方千米。

2.建立制度

都江堰自建立起，岷江输来大量的水流和沙石，夏秋之季时时冲毁堤堰，淤积河床，因此维修就成为每年必需的实务，成为影响天府经济和当地官吏的大事。必得建立制度，方能持之以恒，长治久安。

秦代时，李冰是蜀守，兼管都江堰水利。西汉时，蜀守文翁亦兼管水利。东汉时开始专设都水掾、都水长等官员。蜀汉时，“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之，有堰官”。（《水经注》）诸葛亮专设堰官和护堰专业队伍1200人，常年管理维修，防患于未然，确保了都江堰水利，天府“足食足兵”。其建立的制度和成效，为历代之楷模。

南北朝时沿用蜀汉的水利制度。规范的岁修制度在唐宋时期形成。《宋史·赵不惪传》“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绝江遏水，以灌数郡田”可证。明孝宗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省设专门机构，由按察司水利佥事总领堰务。第二年，仿照蜀汉制，设专官管理都江堰，朝廷派京官刑部员外郎刘世熙任按察佥事，赴成都主持都江堰水务。后明代一直延续专官制度。

清代开始设水利同知，主管都江堰水务。先后担任此职的有110人。清雍正年间，巡抚宪德下令丈量都江堰灌溉土地，计510平方千米，采取用水早迟多寡、计费分摊水费的办法，由成都水利同知每年征收，按工程计划使用，保证了岁修的经费来源，使岁修趋于规范化、制度化。

民国时期，设水利委员、水利知事，都江堰工程处、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等。1936年成立四川省水利局。学习掌握了现代水利科学知识的专家张沅、官兴文、徐松涛先后担任水利知事等职，为都江堰的维修管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加强修护

都江堰的管理维修是其建堰用水之初相伴而生的，后逐渐形成岁修的制度，其积累的经验，如前述“深淘滩，低作堰”等也越来越成熟。历史上比较大的修护如下：

蜀汉时，成都西北府河防洪渠九里堤，其地低洼，极易泛滥成灾，直接影响到下游即成都的安全，自然为重点维护的河道。《成都大词典》载：九里堤“兴建于1700多年前，在历史上曾发挥过较大的防汛作用。据明朝嘉靖《成都府志》记载：‘九里堤在成都西北隅，其地洼下，三国蜀汉诸葛武侯筑九里堤，以防冲啮’”。明代正德《四川志》、天启《成都府志》及清代康熙《成都府志·山川》、永州《四川通志·津梁》皆谓糜枣堰为诸葛亮所创建。

宋初洪水冲决堤堰，从西门入城，冲毁城郭田园。宋太祖赵匡胤派兵部侍郎刘熙古到成都治水。刘熙古力挽狂澜，拯黎民于灭顶之灾；不辱使命，筑长城保百姓家园。工程浩大壮观，时称“九里长虹”。后人又称此堤为“刘公堰”“侍郎堤”。宋哲宗时（公元1094年），成都知府王觌见“江水贯城中为渠，岁久湮塞，积苦霖潦而多水灾。觌疏治复故，民德之，号王公渠”。宋高宗时（公元1134年），李璆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时，“成都城府多毁。璆至，首命修筑。俄大水至，民赖以安”。高宗时，都江堰吏盗金，减役夫，堰不固而圮。田失水，致岁屡饥。成都转运判官赵不惪绳吏以法，躬操版筑，督修古堰，都江堰至此复完，蜀亦无饥。

元代，陕西、四川道按察副使李乘彝采用“铁石坚作”法修飞沙堰，三月竣工。洪水从堰顶顺利溢出。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四川肃政廉访司事吉当普，“以铁万六千斤铸为大龟，贯以铁柱而镇其源。以捍其浮槎”，使鱼嘴分水堤更为坚牢，对都江堰进行大修，维持了都江堰近40年的平安。后鱼嘴基础淘空，铁龟没入水中。

明嘉靖年间，崇宁令刘守德、灌县令王来聘用铁六万七千斤^[3]、铁板铁锭五千斤，铸铁牛固鱼嘴分水堤。获效益40年后，亦毁于水中。万历年间（公元1575年），“江大溢，堰尽坏。成都知府徐元气、灌县知县萧奇熊列状修复”。巡抚御史郭庄命于铁牛外“增以铁柱，令寻牛趾而浚之。自堰以下，如仙女、三泊洞、宝瓶、五陡口、虎头诸岸间植三十铁柱。每柱长丈余，共用铁三万余斤。又树柱以石，护岸以堤”。

明末清初，都江堰工程失修，堤圮河淤，灌区凋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民瞻巡抚四川，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与文武官倡捐银二千有奇，用李冰旧制，修筑淘汰，以开民利，自是堤堰复成。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人字堤、三泊洞、府河口尽被冲决，诸邑沿河之城郭庐舍田亩漂没者以灾告。四川巡抚能泰“捐资抚恤”，又筑人字堤三十八丈，高八尺。又于府河口、三泊洞筑新堤，长三十八丈，高八尺，厚五尺。支分条析，水得复循故道，时称为太平堤。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渟，四川总督阿尔泰认为内江每岁淤者，以堰底不坚固耳。乃令视往岁挖堰加深三尺，坚筑石坝于堰底。又令沿山一带上游筑堰蓄水，以备春耕，民利赖焉。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间，强望泰先后八次任成都水利同知，每年淘滩作堰，躬与役徒为伍，虽严寒风雪，不敢告劳。《蜀西都江堰工志》云：“欲求洞悉情形，躬亲指示如强望牵其人者，实不易得。”同治丁卯年（公元1867年），成都水利同知曾寅光在人字堤原址筑千金堤三十丈，筑蒲阳河东岸玉带堤长三十丈，堤虽短而当要害。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奏请十万金，大兴工役，坚作鱼嘴，省淘河床，重砌河岸，用银十二万两，规模空前，扩大灌区约53.33平方千米。当年洪水暴涨，大小鱼嘴未损坏，灌区未成灾。百姓在二王庙左兴建丁公祠庙祀。

民国时期，官兴文任成都水利知事，下移鱼嘴60多米，改条石砌筑，以更好地发挥其分水泄洪作用。修筑柏条河之马鞍堰、黄金堰、万寿堰、杨家湾、青竹堰等处堤埂，畅通水渠，水患大减。1933年，叠溪发生7.5级大地震，岷江水位因湮没塞河道溃决，陡涨成灾，死难者8000余人。四川水利局局长张沅主持大修，重筑鱼嘴，加固百丈堤、金刚堤和飞沙堰，淘修河床构筑堤岸，贡献巨大。其鱼嘴工程直至1974年才被新鱼嘴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