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近代水利系统的奇迹

近代都江堰水利系统的形成，至迟应上溯到明代。前引张勋燎先生论文据明张彦杲《议处修堰新规》算出，嘉靖年间的堰体长度不到1000米，可证至迟到明代中叶，鱼嘴已后撤到今二王庙对面索桥附近，飞沙堰亦相应后撤，接在金刚堤后。有人以为明代鱼嘴仍在韩家坝，但未提出确实证据。我们知道，唐宋以来，内江进水口变宽，水流增加，势必使韩家坝沙洲继续向右移动，大江主流终移向沙洲左侧，形成近代格局。一旦发生了这种变化，鱼嘴建在韩家坝便失去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明代成都平原的农业不如宋代发达，灌溉用水量相对较小。当大江主流移往左侧后，不必修筑很长的顺坝也可使宝瓶口获得足够的进水量。何况弘治、嘉靖年间的两次大修，都以铁、石结构为主，颇耗人力物力，当时四川经济并不发达，兴修这种堰体更应舍长取短。所以不难理解到万历时人们何以又放弃金刚堤，鱼嘴更撤到今飞沙堰人字堤位置，堰体也恢复为竹笼卵石。

飞沙堰撤到今址后，其飞沙、泄洪功能不再来自百丈堰，而来自宝瓶口前的立轴漩涡阻水位^[10]。

清初对都江堰有过几次修治，重在淘凿疏浚，使明末以来沙石填淤的离堆故道保持畅通，都江堰体仍以竹笼卵石为之。雍正六年（公元728年），成都府同知分驻灌县，成为专管都江堰的官员，又称“水利同知”或“水利知府”，此后渠首管理基本走上正轨。乾隆中叶，新刻10划水则于古代水则之上，又添置了丁字铁板、铁柱，作为淘河基准。但这时堰体长仅百丈，鱼嘴与明末一样仍在人字堤上游端，乾隆末修撰的《崇庆州志》《灌县志》皆如是说。这一时期，不少有识之士对都江堰水利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四川总督阿尔泰认为，渠首年年淘淤，应加深三尺，并“坚筑石坝于堰底”。二王庙住持王来通编印《灌江备考》《灌江定考》《汇集实录》三书，所收《天时地利堰务说》一文指出：“夏秋所淤塞沙石，挖淘一尺，得水一尺。深淘至交春时，堤埂水面要比堰底高五尺”，才算合法。“竹笼砌鱼嘴分水处，要比水面高五尺，渐至离堆山脚高一丈为合法。堰长百丈；长则能截春夏水入堰，低则能泄夏秋野水还大江。”还指出各节令的需水量：“清明作秧田时，水湮五六划；谷雨下秧种时，水湮六七划；立夏小满成都州县普遍插秧，水湮七八划至九十划。”如此简明精当的记述，在都江堰文献中是前所未有的。^[11]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春汛，已上移到索桥附近的鱼嘴以下堤堰多处决口，飞沙堰也淤积严重。推测鱼嘴的上移，当在乾隆末至道光初。咸、同年间年年堤堰失修，而要水之风日盛。至光绪初，四川总督丁宝桢决意对都江堰系统进行一次规模较大、范围较广的修治。历经数年，共疏浚内外江及各分水干渠进口段3500多千米，计土石方40多万方，砌石埂40多千米，用竹笼19 000余条，修筑了砌石的“新工鱼嘴”，还维修了分水、泄洪堤堰，并植树护堤，修复桥梁。新工鱼嘴虽系石砌，但因灰泥脱落，渐次圮溃，而蒲阳、柏条河的鱼嘴却存续到民国时代，这是丁氏砌石工程中成功的一项^[12]。

清末都江堰水利事务归劝业道管辖。随着社会动荡，管理逐渐松弛，渠首多年失修。1926—1934年间曾由水利知事两度主持大修，将鱼嘴下移60多米，复以浆砌条石代替临时堆起的竹笼卵石，但都很快毁于洪水。

1935年再次大修，汲取了屡次失败的教训，新建鱼嘴以传统工程木桩工处理基础，并首次采用水泥混凝土作条石胶结材料，以增加自身强度和整体性。新鱼嘴全高9米，础深、出水各4米多，前端作椭圆形，后端与金刚堤衔接；外围竹笼卵石护基层厚3米余，解决了砂卵石地基上建刚性结构的问题；位址利用1933年洪水后仅存的索桥桥墩——神仙墩，较之从前略向右移，可加大内江水量。新鱼嘴一直使用，至1973年修外江闸时才进行改建。这是都江堰工程结构的一次重要变革。但从全灌区来看，直到1949年，各处工程仍以竹笼工为主。灌区内支渠口悉无闸门节制，唯干渠首筑拦河坝或顺坝引水，另设一湃水阙（低坝）以泄除余水，是项建筑统名曰“堰”。

1935年和1936年的大修，除渠首外，内外江各干渠重要分水工程、险工堤防及应疏浚的河道都得到了全面、系统的修治。两度大修均在灌区14县征调民工，由各县水利会主持施工，省水利局和都江堰工程处勘测设计，并实行施工监督。这是由省专业管理部门组织的全灌区系统修治工作，为民国时期灌区实现统一管理之始^[13]。

抗日战争期间还对外江系统的沙沟、黑石、江安河口进行了改造。沙沟河进水口原与黑石河口相距不远，互相间颇有干扰，且易受飞沙堰洪水及外江水流冲击而决口。改造措施主要是将沙沟、黑石两口合并，称“沙黑总口”，总口以下，两河复以小鱼嘴分流，两口间的干扰基本消除。江安河改造，主要是封堵了受飞沙堰汇洪影响较大的旧进水口，新进水口下移，并改造进口段的湃阙，以提高渠道引水、泄洪控制能力。

此外，1936年起，还先后在都江堰首上下游几千米范围内建立了紫铺坪、杨柳坪、外江河口、内江河口和宝瓶口5个水文测站，以实测水位、流量、悬移质泥沙等资料。

这样，都江堰系统至近代已逐渐改造为以灌溉成都平原14县3万余公顷农田为主的日臻完善的水利工程，其航运功能则由于成都锦江水量日益减少及近代陆路交通的发展而逐渐衰落了。

【原载于1992年第4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注释】

[1]谢元鲁：《论成都的建城及其蜀地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秦汉史论丛》；魏达议：《成都平原古代人工河流辨解》，《中国史研究》1979年04期。(www.xing528.com)

[2]冯广宏：《壅江作堋考》，《四川水利史研究》第2-3辑。

[3]《中国水利史稿》（上），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版，第72、74页。

[4]《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5]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第240页；罗开玉：《秦汉三国湔氐道、湔县考》（《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03期）等。

[6]《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卷一〇中《朱遵传》。

[7]《宋史》卷二四七《赵不惪传》。

[8]《宋史》卷九五《河渠志》。

[9]《李冰凿离堆的位置和宝瓶口形成的年代初探》，《中国史研究》1982年04期。

[10]徐慕菊：《科技史角度看都江堰的科学性》，《都江堰史研究》1987年。

[11]谢忠梁：《清朝前期都江堰工程的治理》，《都江堰史研究》1987年。

[12]谭徐明：《近代都江堰工程管理的兴衰》，《都江堰研究史》1987年。

[13]谭徐明：《近代都江堰工程管理的兴衰》，《都江堰研究史》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