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灌溉系统的技术改进——重塑天府文化之源

自秦至三国，成都平原的农地日益垦辟，对自流灌溉的需求日益增大，使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功能从以保障航运为主逐渐变为灌溉与航运并重。为了扩大灌溉面积，人们开始设法在不失去控制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内江的水量，这就推动了对都江堰水利设施技术与管理的改进。

白沙邮下三石人的设置，旧说多归于李冰。任乃强先生据1974年出土的东汉李冰石像铭文，认为“似此则常《志》言三石人为冰所作，亦误也”^[4]。其实细观常《志》，也是将三石人的始置系于“溉灌三郡”之后，并未明言置于李冰时代。三郡即蜀、广汉、犍为，则三石人的始置，当在汉武帝开犍为郡之后。三石人置于白沙邮下水中，刻有“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或腰）”字样，表明它们是供人们启闭外江以控制内江水位的标尺。东汉李冰石像出土于金刚堤外江中，铭文为：“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镇）水万世焉。”无前述九字，当系重造，或别有它用。

“都水掾”即蜀郡太守属下专司水利的掾史，“长”应即湔堰所在县长官，此县世有“郫”“湔”之争^[5]。考《续汉书·职官志》，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郫县为大县，〇置令，见《华阳国志》卷一《刘宠传》。湔县系由湔氐道改置，县小，当置长。可证湔堰地属湔而不属郫，亦可证至迟到东汉后期，湔堰已由蜀郡专官与地方长官共同管理。到诸葛亮时代，更特置堰官，常驻白沙邮下。堰官驻地的选择，表明这时湔堰的关键工程——铧尖（鱼嘴）仍在湔水口原址。堰官的任务，无非就是率领“征丁”1200人对加高后的湔堰两翼进行维修、重建与保护，以确保内江水量的稳定供给，真正做到“水旱从人”。

引水渠口使用闸门，是汉代北方人民的创新，如关中樊惠渠、南阳六门堨、汴水入口、漳水十二渠等，都有“水门”。据《华阳国志》，于“灌溉三郡”之下亦有“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的记述，显示受北方农业文化的影响。都江堰灌区内有些渠口也设置了闸门，这是内江水量增加后采取的相应措施，是防止洪涝、调节水量的必要补充手段，较之李冰时代自然又进了一步。类似的“水门”尚见于武阳大堰^[6]。

两晋南北朝时期，湔堰岁久失修，渐致毁坏。据《新唐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志》，唐高宗龙朔年间，由某侍郎予以修复，遂名“侍郎堰”。堰体仍为竹笼卵石，故又名“楗尾堰”。鱼嘴仍在原址，然而没有了右翼，非复往日的“人”字形，堰体成为高约2丈（七垒）、宽约10丈、长约6里而微弯曲的细长形顺坝，故亦有“象鼻”“杨柳”之名，至宋，始有人称为“都江堰”^[7]。水位标志改在离堆之侧，刻置水则。(www.xing528.com)

右翼之失，似与鱼嘴沙洲略向右移致使内江口变宽，枯水期亦有足够水量维持有关。然这样一来，洪水期也更容易使堰体溃决。于是，百丈堰的作用便不能不引人注意。百丈堰亦建于龙朔年间，位于今索桥上游左岸，长约百丈，与侍郎堰中段平行而略有夹角。根据河道地形观察，这个夹角可以改变内江高速水流的方向，使内江洪水极易冲决或漫过侍郎堰中段，形成减水河，从而保全首尾两段。前蜀武成三年的洪水移堰，就是例证。看来，唐人采取的是“丢卒保车”的策略，因为专修一段总比修复全堰容易得多。

或许就在当时，人们干脆把侍郎堰中段修成滚水低坝，堰高以离堆水则第6则（即2米）为准。宋初重镌以“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这段低坝，与百丈堰配合，在洪水期既能泄洪，又能排沙石，成为现代飞沙堰的前身。宋代“侍郎堰”即专指此段。哲宗绍圣年间，整个灌区建立起严格的岁修、管理制度，“差宪臣提举，守臣提督，通判提辖。县各置籍，凡堰高下、阔狭、浅深，以至灌溉顷亩、夫役工料及监临官吏，皆注于籍，岁终计效”^[8]，此法以后一直沿用下来。

元代吉当普对都江堰水利系统进行了全面整治，措施多有创新，主要是将各堰改为硬堰。《元史·河渠志》载：“诸堰皆甃以石范，铁以关，其中取桐实之油和石灰、杂麻丝而捣之使熟，以苴罅漏，岸善崩者，密筑江石以护之”，凡有淤塞，“或疏旧渠以导其流，或凿新渠以杀其势；遇水之会，则为石门，以时启闭而泄蓄之”。吉当普还在鱼嘴之前铸铁龟16 000斤，“贯以铁柱，以镇其源”，希望鱼嘴坚牢经久。这反映了人们对鱼嘴作用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出宋元时代鱼嘴因所在沙洲（今名韩家坝）移动而屡遭破坏。张勋燎先生认为元代的鱼嘴已不在上游韩家坝洲头，而与现在位置大体相同，似可备一说^[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