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移堰与形成的介绍

李冰当年所凿的离堆就是今鱼嘴上游南岸的马脚沱小山，唐末以前的都江堰渠首枢纽一直都是以此为基础向上游修筑的。那么，到底都江堰渠首枢纽是在什么时候怎样移到现在的位置，现在的宝瓶口和与之相连的离堆又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形成的呢？唐末五代人杜光庭有《贺江神移堰笺》专文记载说：

伏睹导江县令黄璟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事：伏以大禹浚江，发洪源于龙冢；李冰创堰，分白浪于龟城。导彼灵津，资乎民用。而涸胫泛肩之誓，表则有常。若怀山沃日之灾（原误作“多”），奔腾难制，立虞垫溺，必害蒸黎。昨者，夏潦渤兴，狂波未息。顾岷江之下濑，便逼帝都；灌口之上游，遽彰神力。于是震霆业地，白雨通宵，驱阴兵而鼓噪连天，簇灵炬而荧煌达曙。回山转石，巨堰俄成，浸滛顿减于京江，奔蹙尽移于峡路。仰由圣感，仍假英威。见天地之合符，睹神明之致祐。编于简册，冠彼古今。叨奉奖私，弥增抃跃。谨奉笺陈贺以闻。^[17]

同一作者的《录异记》卷四中也说：

蜀朝庚午年夏大雨，岷江泛涨，将坏京江。灌口堰上，夜闻呼噪之声，若千百人，列炬无数。大风暴雨，而火影不灭。及明，大堰移数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帜皆湿。导江令黄璟及镇静军同奏其事。是时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18]

《录异记》的“蜀朝庚午年夏大雨”，《太平广记》卷三一三引作“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除“成都”二字当为衍文之外，二者文虽不同，意思是一样的。蜀朝庚午年即唐天祐七年，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即公元910年8月5日。从两段记载看，这以前都江堰渠首枢纽的位置、规模大部分保持了李冰时的原状，在后来的都江堰上游几百丈的地方，盛不没肩、浅无至足的石人也尚在继续发挥水则的作用。不过，其地理位置在某些方面不如后来的优越，工程的某些部分在唐末混乱之中也可能有失修的情况，所以遇到大洪水（“怀山沃日之灾”），便往往不能很好控制（“奔腾难制”），造成灾害，危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立虞垫溺，必害蒸黎”）。到公元910年8月5日，灌口上游连夜暴风雨，洪水猛涨。大概内江水口节水效能较差，下游通到成都的府河（即京江）行将泛溢，眼看成都就有被淹没的危险。但一夜地动山摇的洪水在把原来李冰所修的旧堰完全冲毁之后，继续向下游涌进，所过之处，山崖崩断，岩石开裂，在下游数百丈的地方另外冲成了一个巨大的新堰（“巨堰俄成”，“大堰移数百丈”），使洪水大部分由外江流入新津等河。结果新津、眉山、乐山等地出现了严重的水患，而内江的水则规规矩矩地由“峡路”中流过，水量得到控制，府河没有出现洪水，成都得以免受水灾之害。我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江堰渠首枢纽的位置、规模，也就是这次洪水移堰所奠定的基础，今宝瓶口、离堆和金刚堤左边的内江河道，都是这次特大洪水冲出雏形，以后再不断加工修整、逐步完善而成的。“峡”字就是两面是石的狭窄通道，这里讲到的“峡路”，就应该指的是宝瓶口夹道。原来以马脚沱小山为基础修建的渠首枢纽，外江在小山右侧被洪水冲下来的大量巨石泥沙壅塞之后，江水横流，将堰身从小山前面（可能为侍郎堰位置）拦腰截断，使整个岷江之水全部归到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外江位置的小山左边的内江，而大溜也由原来的南向变为东向，以极大的冲力直逼左岸。左岸为陡峭之崖壁，不能继续向岸左泛溢，遂折而东南向，沿湔山脚冲出了一条新的水道，并且把灌县城南湔山的突出部分冲断，形成了现在的伏龙观离堆和宝瓶口。原来的外江既淤，原来的内江便成了新堰的外江，经过宝瓶口的新水道，便成了新堰的内江。熊达成教授告诉我，根据搞地质的人的考察研究，在现在的伏龙观离堆没有和湔山分离、宝瓶口未穿通时，这里在地质上本来就存在一个薄弱环节。四川省水利电力厅勘测设计院徐慕菊工程师也说：今伏龙观“离堆角砾岩层面走向与宝瓶口流向斜交，倾角近于垂直，宝瓶口进口沿角砾岩层面开凿，而层面两侧是受风化影响较软弱的岩体，这还可以从现在宝瓶口上游左岸的三道崖、二道崖间软弱层面看到……四川盆地西北缘一侧白垩纪角砾岩受地壳变动影响，因其脆硬，每每形成天然断裂。这样的天然裂口现在在青川到芦山一线许多地方都可看到，灌县青城山就有。宝瓶口处角砾岩体最初是否有断裂，也可能有裂口，如有裂口，则开凿起来就较容易了。但最初凿成的宝瓶口没有这样宽是事实……现在的宝瓶口两岸于1970年用混凝土衬护加固，则是防止继续冲刷的保护措施。”^[19]既然这里原来在地质上就是一薄弱环节，有受风化影响形成的软弱岩体，有因石质脆硬受地壳变动而形成的天然断裂，甚至还可能有因地震之类的原因造成的较大裂口，如果受到与裂缝裂口平行的从上游来的洪水的强力冲击，无须经过人工开凿，也完全有可能出现越来越大的缺口，形成宝瓶口的雏形。看来，现在的宝瓶口应该是在公元910年这次特大洪水冲出上连二王庙前湔山脚水道的缺口的基础上，以后再经过人力加工修整和流水冲刷扩大而成的，并不是先由人工凿开而后水流扩大所致。宝瓶口冲开，与之相连的伏龙观离堆自然也就形成了。原来从上游百丈堰河岸连到新离堆之间的陆地，因为二王庙南沿湔山脚这条新水道的形成，处于两江相夹的地势，前端本来较窄，经过洪水的冲刷，也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分水鱼嘴。杜光庭说经过一夜洪水之后，新的“巨堰俄成”，代替了原来的旧堰，使“大堰移数百丈”，其具体变化情形，大体就应该是这样。前面讲到的上游马脚沱小山右边500米宽的一段原外江河道，也应该是这次洪水毁旧堰时淤塞断流，以后逐渐填成平陆的。在整个新堰代替旧堰的过程中，马脚沱小山一方面由于洪水的冲蚀太大而改变了原来的旧貌，同时它作为都江堰渠首枢纽工程的基础的离堆作用已经完全丧失，而为新形成的宝瓶口离堆所取代。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便错误地把新的都江堰渠首枢纽看作李冰所修，新形成的宝瓶口离堆被认作李冰所凿，马脚沱小山这个真正的李冰所凿过的离堆，则从此逐渐不为人所知，以至于最后在人们印象中完全消失。甚至本来是在马脚沱小山前面不远的侍郎堰，也随之搬到了新的宝瓶口离堆前面飞沙堰附近的位置。只有百丈堰部分，因为宝瓶口左岸为自然形成的坚固石壁，无须另外构筑这样一道人工堤堰。同时，从现在的地形情况看，当年洪水把都江旧堰堰身冲断，韩家坝与马脚沱小山分开，其间成为几乎是正东向的一段岷江右派，大溜直向百丈堤河岸，容易引起崩塌，既影响河床稳定，又会把泥沙带向下游，增加内江淤积。百丈堤保留在原处，仍可对此新堰上游河岸起到必要的保护作用，因此后来屡经培修，一直作为一段顺水坝保存在那里。(www.xing528.com)

最早讲李冰凿离堆的古文献都没有讲到它的具体位置，说它在虎头崖、斗鸡台附近的材料始见于宋。现在的伏龙观离堆山，在宋以前也找不到把它叫作“离堆”的可靠记载。有人甚至还专门撰文论证此地原名“观坂”，不叫“离堆”^[20]。“观坂”之说到底是否可靠虽尚有不同意见，但此地原来不叫“离堆”，它被称作“离堆”是宋以后的事，这确是事实。这也是伏龙观离堆和宝瓶口的形成当在宋前不远的很好证据，与公元910年洪水移堰事完全一致。

此外，历史上李冰（后来又加上其子“二郎”）锁孽龙于离堆之址神话传说的产生，今离堆“伏龙观”建筑和宝瓶口“伏龙潭”名称的出现，也是宝瓶口和离堆形成于五代初年的另一佐证。南宋淳熙年间曾敏行所著《独醒杂志》卷五记载：“有方外士为言：蜀道永康军城外崇德庙，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朝人，尝守其地，有龙为孽，太守捕之，且凿崖中断，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锁孽龙于离堆之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21]范成大《吴船录》卷上记其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至都江堰，“又登怀古亭，俯观离堆。离堆者，李太守凿崖中断，分江水一派入永康以至彭、蜀，支流自郫以至成都。怀古对，崖有道观曰‘伏龙’，相传李太守锁孽龙于离堆之下，观有孙太古画李氏父子像”^[22]。南宋嘉定年间王象之著《舆地纪胜》卷一五一“成都府路·永康军·风俗形胜”：“伏龙观，在离堆上。按李膺《治水记》载：蜀守父子擒健耄囚于离堆之址，谓之‘伏龙潭’。后立观于其上。”《治水记》一书已佚，没有查到确切的成书年代。但据已故之李思纯先生在《灌口氐神考》一文中的考证，唐、五代时虽已有二郎神之说，但最初二郎神原系氐族牧神，“与李冰治水，却丝毫无涉了，灌口二郎神由氐族牧神变为李冰之子的传说，实始于南宋时”^[23]。则其成书亦不会早过宋代。梁代虽有李膺著《益州记》之书，但与此处著《治水记》之李膺绝非一人，时代迥然不同。范成大讲到伏龙观中有孙太古画李冰父子像，孙太古名知微，北宋初年淳化前后人，这一材料的年代也没有早过宋代。北宋张唐英《蜀梼杌》卷下云：后蜀广政十五年（公元952年）“六月朔，晏教坊，俳优作灌口神队二龙战斗之象。须臾，天地昏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涨，镇塞（当如有本引作‘孽’）龙处铁柱频撼”。这是讲李冰锁孽龙故事的最早材料。在此以前，虽有李冰化为牛或龙与江神斗的说法，但都没有提到李冰锁孽龙的事。即使如前面引到的杜光庭《贺江神移堰笺》《录异记》这样的材料，也完全没有这一内容。由此可见，李冰锁孽龙之说的最早出现，当不早于五代后期，与上述“伏龙潭”“伏龙观”产生的年代是一致的。因为过去的人迷信，以为洪水系孽龙所兴，洪水至宝瓶口受到比过去更好的控制，内江下游成都等地比宝瓶口形成以前更安全，就好像孽龙在这里被降伏、被锁住而不能为祟一样。后蜀广政十五年（公元952年）距前蜀武成三年（公元910年）洪水移堰已整整42年，其时新堰即李冰所修，宝瓶口和与之相连的新离堆系李冰所开凿的错误观念已经逐渐形成，而李冰锁孽龙于离堆的故事和与之相联系的“伏龙潭”“伏龙观”恰好在此前后相继出现，正是这一客观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曲折反映。

公元910年洪水移堰形成的新堰和原来的旧堰相比，除了旧堰因历年久远所形成的一些缺陷之外，在地势条件方面，新堰也比旧堰要优越得多。首先，作为渠首枢纽工程基础的新离堆，在地质结构方面就比马脚沱小山更坚固。其次，原来在马脚沱小山左侧修造水口，水口左边只能由人工垒砌百丈堰护岸，也远不如宝瓶口两岸皆为天然石壁坚固耐久。同时，二王庙前至宝瓶口整个内江左岸直接湔山山脚，河身也比原来更稳定。以致洪水来时，依靠旧堰有“将坏京江”、淹没成都的危险。新堰形成，可使“京江不加益”，成都得以解除洪水的威胁。因此杜光庭才把这次洪水冲成新堰代替旧堰看作神灵致祐于人，堪可“编于简册，冠彼古今”的大好事，特奉笺于朝称贺。应该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都江堰渠首枢纽工程的位置、规模，直接是由这次洪水移堰确定下来的。这的确是都江堰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但是，这次洪水冲成的新堰，最初无论如何也还只能是一个雏形，不免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缺陷，之后不久成都也还出现过水灾。例如前面提到《蜀梼杌》卷下所记广政十五年岷江上游大雨一事，便说：“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涨，锁塞龙处铁柱频撼。其夕，大水漂城，坏延秋门，深丈余，溺数千家，摧司天监及太庙。”以后经过宋人的进一步加工修治，才逐渐臻于完善。所以文献上讲到都江堰的许多工程细节、管理制度，如正规的岁修制度、离堆附近刻画精密的水则，以及“深淘滩，低作堰”之类的治水诀等，都是从宋代或宋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和上述历史情况完全吻合，这绝不是偶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