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作湔堰（都江堰），“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正如有人所理解的那样：这里讲的石人，是测量江水水位的水则。“立三水中”的三水，可能指内江、外江和未分流的岷江。今白沙河入岷江处名白沙街，一般认为就是古白沙邮，常璩说的“玉女房下白沙邮”，当是泛指这一地区。“三石人相距不远而分在三水，则必在鱼嘴附近。”这说明当时的鱼嘴应在上游白沙街附近[5]。近来不少研究都江堰发展史的同志更进一步具体指出，李冰都江鱼嘴前端就在白沙下面不远的韩家坝洲头。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如果李冰当时所凿的离堆就是今天的灌县城南宝瓶口离堆，当时的都江鱼嘴就绝不可能修到这个地方。
在今灌县城南宝瓶口离堆基础上修建的都江鱼嘴前端的位置，现在的情况是：上距白沙河与岷江会合处2400米，下距宝瓶口1070米[6]（图1）。鱼嘴前端到离堆之间的距离，虽然不是完全不能变动，但根据客观自然规律和大量的历史材料可知，这种变动绝不能太大，不能由人们随意伸长或缩短。据研究，“由于都江堰鱼嘴修建在冲积很深的沙卵石河床上，过去无法接触基岩，或作较深基础，而且它位于岷江中流溜急之处，易被洪水冲毁，所以历史上都江鱼嘴的位置曾经多次发生移动。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都江大堰的扩展，鱼嘴位置是在离堆上游向上移动的。清初修建的人字堤，鱼嘴位置在离堆附近。清朝中叶上移至二王庙对岸。清末大修都江堰时，再上移至索桥上两百余尺的位置。但在较长的时期内，鱼嘴位置还是在二王庙对岸，宋明两代的都江鱼嘴位置也大约在那里。清人彭洵《灌记初稿》分析了其中原因，他说：“分水必须大溜。河身渐顺，水势益伸，因势导之，不与水敌，工乃可久。鱼咀[7]旧在二王庙对岸，视今鱼咀减三之二未尝损者，水势缓也。……索桥以下，水既伸展，则分之易。”就“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原则来看，在当时无法使用混凝土修造鱼嘴和堤岸的条件下，在索桥下二王庙对岸水势伸展、河床比较平顺的地方，修砌鱼嘴是比较适当的。[8]“堰长百丈，长则能截水入堰。”[9]如果鱼嘴过短，“分水鱼嘴距宝瓶口太近，枯水期水位不高，宝瓶口进水困难，取水量不足”[10]，则达不到分水的目的。如果鱼嘴过长，“鱼咀愈上，则受冲愈甚”，也不行。清同治年间，丁宝桢将鱼嘴上移到索桥上游二百余尺的位置，便由于水流湍急，“分水太促”，“其势直与水敌，鱼咀万难稳固”[11]，虽用大石砌筑，不到几年，仍被洪水冲毁，以后又不得不下移二百尺。由此可见，以今宝瓶口离堆为基础修建鱼嘴，其前端只能在二王庙对面附近的位置才最合适，既能达到分水的目的，又能保持其相对稳固，除此以外的过上或过下的位置都是不行的。既然以灌县城南宝瓶口离堆为基础修建的都江鱼嘴前端上游超过二王庙前不远的位置就已经不行了，那么如果李冰修都江堰所凿的离堆就是这个离堆，李冰当时所修的都江鱼嘴又怎么可能由此向上游延伸1000多米，修到白沙下面不远的地方去？又有什么必要把整个分水堤埂增长到现在的一两倍？按照“鱼咀愈上，则受冲愈甚”的规律，把鱼嘴从宝瓶口离堆修到韩家坝上端，其结果必然是：“分水口位于岷江大河湾的上游，且在河流摆动很大的广阔河床上，容易被泥沙淤塞；分水堤埂前沿太长，也容易被洪水冲毁。故每年岁修工程必然也很艰巨。”[12]这在现代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条件下完成起来也极不容易，在2000多年以前人口不多、技术条件远为落后的情况下，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将鱼嘴建在二王庙附近有百利而无一害，延长到韩家坝洲头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李冰当年偏偏要把它修到韩家坝洲头，而不修在二王庙附近？这只能说明原来李冰修建都江堰所凿的离堆不是现在的宝瓶口离堆，而是远在这一离堆上游的另外一个小山堆。(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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