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伯纳尔斯基（Andrzej Bonarski）的一次谈话中，美国戏剧导演柴金（Joseph Chaikin，1935—2003） 说到：“一个永恒的问题是：我们能肯定什么？”梅耶荷德在不同的时间和语境中也坚持认为在革命语境中，艺术的功能应该是鼓舞观众。我们在追溯的争论中，在过去30多年间曾经出现在数以百计的出版物和公共活动之中，它是对柴金“ 我们能肯定什么”这一问题的一系列复杂回答，也回应了梅耶荷德的鼓舞观众的信念。
成百上千不同的戏剧从业者致力于我们可以称之为“表演乌托邦”的这一任务。他们的表演实践引发了众多愤怒和肯定，这说明任何此类想象行为都会很尖锐，都会有风险，也都会处于政治爆炸的悬崖边缘。雷曼总结了文化间实践的难处：“只要文化的表达形式永远同时是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的一部分，或是受压迫文化的一部分，一种潜在的歧义就会继续存在于所有的跨文化交流之中。这种交流不会是发生在两种文化间的平等交流。”
所以问题在于语境和层次，而不是抱负和雄心一类的辞令。 语境告诉我们，现在艺术节在欧洲遍地开花越来越多，其精神都是要修复二战造成的分裂，抚平伤痕，但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理解这些艺术节，使用的方法必须有别于二战后20世纪50年代。语境也要求我们具备对权力、平等和不平等问题的敏锐注意力，也同样要充分考虑到文化交流中个体、群体之间的真正（在生活中经历过的、感受到的）交易。这些交流无法融入既定的意识形态日程之中，通过（形体）戏剧实现的文化碰撞不可预知、杂乱无章，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希望和可能性。(www.xing528.com)
正是杂乱无章、充满矛盾、方向不定的本质才使得这些象征性邂逅作为“未完成作品”而得以逃脱有时仿佛注定的文化殖民主义，而成为富有成效、别具匠心和充满希望的交流。在其文章中，威廉姆斯还雄辩地再次陈述了他在威廉姆斯（1991） 和帕维斯（1996）两本书中的立场。他提到在创作演出《摩诃婆罗多》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更为复杂、 多样、自相矛盾以及布鲁克用时而幼稚笨拙的理想主义辞令宣称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着“巨大分歧”。这也许与苏珊·桑塔格在1993年饱受战争蹂躏的萨拉热窝排演《等待戈多》时的情况类似。《等待戈多》是否真正代表了萨拉热窝的苦难以及造成这场种族屠杀的情况，我们可以不断地争论下去，桑塔格自己的话是否睿智或在当时有先见之明，现在看来也远不如事件本身重要。《等待戈多》在当时条件下的演出行为似乎阐明了这种极端情况下对相同与差异的承认，彼得斯（Julie Stone Peter）称之为“多重声音的政治日程表”和“战略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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