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物记录了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过程，它们真实而厚重的内涵深深吸引着我。大约十年前，我从广州购回一小箱纸质文献资料，内中便有这本东江纵队北撤日记。由于当时手头杂事较多，未做及时整理，这箱材料便一直堆放在库房里，多年没动。现在想来，那时我对这本小册子的印象，以为其无非是从日军处缴获的一本空白日记本，仅用来作一般性的记录，并未注意到它事关东纵北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2014年我找到了时任东莞市长安镇宣传文体局局长黄晓丽，商讨以我个人所藏文物、文献在长安镇图书馆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藏品展”的计划。经与黄晓丽局长协商，在取得她的支持后，初步拟定将展览时间定在2015年9月。此后我对我所收集的抗战文物、文献藏品进行了全面整理。正是在这一整理过程中，这本东纵北撤日记被我重新发现。在此以前，作为东莞人，我自小听过无数关于东江纵队的传奇故事，但对东纵北撤这段历史却并不了解。当读到日记主人在日记本最后一页写下：“一段伟大历史的日记：从广东到山东”，我内心激动异常，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或许将因此浮出水面。我迫不及待地希望弄清楚日记写作的有关背景和作者的信息。
日记文首处有这样一段记录：“一九四五，三，一，敌机‘跌下’铁岗。八个敌人（包括陆军少将吉田安等）被我全部消沬（灭），缴获双门与单门机各一挺！这是战利品之一。”带着上述信息，我前往大岭山东江纵队纪念馆求证。在纪念馆的陈列资料中有对此事的详细记录，相关内容与日记所录基本一致，印证了确有其事。而日记除详细记录了东纵北撤这一历史过程，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外，日记本本身又是东纵缴获日军的战利品，双重意义使日记的文物价值大为提升。而对这样重要的文物，弄清日记作者的身份，就显得很有必要（盖因日记中缺乏作者相关情况的直接记录）。
2015年9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藏品展”在长安镇图书馆如期举行。展览期间东莞市委宣传部潘新潮部长前来观展，潘部长对日记格外重视，要求我尽快弄清楚日记作者与相关历史背景的情况。为此我邀请来曾庆榴、杨琪、刘子健、杨新新等一批党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得益于他们的指导与帮助，在日记中发现了一条与作者身份相关的重要信息：“陈达明要调走了，第一队的政治工作要我来负责。”对此曾庆榴教授立马表示：“这好办，陈达明还健在，向他打听当时工作交给谁便真相大白了。”而此时陈达明先生已是97岁高龄，所幸其记忆、思维仍然清晰活跃，经曾庆榴教授咨询，陈达明先生说出了“叶锋”这个名字。此后东江纵队后代王丽珍老师又把日记中的相关图片发给叶锋之女叶丹老师，得到了叶锋夫人邓君璧女士与其家属的确认，日记作者就是叶锋！
目前对东纵北撤情况的记叙，多系当事者的后来回忆，直接涉及这一问题的相关材料尚付阙如。而东纵北撤日记的重见天日，无疑是对此最好的补充，亦将对后来者重新研究与撰写此段历史大有裨益。在了解到日记的重要性与较高历史价值以后，黃晓丽局长决定由长安镇宣传文体局牵头，报请长安镇人民政府，支持日记的公开出版。为尊重并更加真实地重现这段历史，在征得叶锋先生夫人邓君璧女士及其亲属后代的理解与同意后，公开出版的日记尽量不作删减，以期保存原文的本来面貌，呈现给读者。(www.xing528.com)
最后，感谢为日记公开出版给予支持、帮助的领导和朋友们！
孙伟超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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