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电影工业美学’作为一种整体的概念，那么我们可以细分为重工业美学、中度工业美学、轻度工业美学……中度工业美学电影，它主要以典型化的故事为核心，以类型化工业流程为美学配方，以人物命运为动力要素，陡转、延展、聚焦或裂变社会现实和个人遭遇，实现电影与社会的双向互动。”[12]就此而言，饶晓志的作品尤其是《无名之辈》是堪称黑马级的“中度工业美学电影”。陈旭光教授提出：建构电影工业美学体系可以遵循“电影四要素图式”，即“作为影像之源的客体世界或想象世界，作为生产者的生产主体，作为本体的电影形态、电影作品，作为接受与传播的第二主体的观众及媒介”[13]，“又可简化分为电影的文本内容、生产机制和传播接受三大层面”[14]。
以下，融合上述学术观点，试从三个层面总结评析饶晓志导演两部“中度工业美学电影”的主要特征，分析作品在电影工业美学方面的表现。诚然，两部影片数量太少，也许只能作为导演风格的孤证，我们无意也不宜生搬硬套，更多的是借此表达对这位颇有潜力的80后新力量导演今后创作的期待。
（一）电影文本内容：双重叙事策略下的典型化故事
有观众指出，《你好，疯子！》与美国电影《致命ID》有颇多相似之处，剥开故事表层（人格分裂者的精神世界），二者实际上迥异其趣：《致命ID》是非常缜密烧脑的惊悚电影，恐怖悬疑色彩极为浓重，指向人性深处的邪恶；《你好，疯子！》是在悬疑喜剧基调的烘托下展开荒谬的剧情，故事走向并未停留在揭秘释悬的层面，而是通过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城市阶层在现代洪流中人性的幽微复杂和情感欲望的扭曲变形，述说普通人对理想完美人格、对内心向往与需求的深沉渴望。导演说，同《你好，疯子！》一样，“《无名之辈》仍然是一个封闭空间的故事。封闭的不只是那个屋子，还有那座桥，那个城市。它只是把一群人、一群困兽放在了一个小城里……《无名之辈》里‘尊严’这个主题是比较明显的，但对我来讲，‘无名之辈’这四个字才是主题，才是我创作的出发点，哪怕只是小人物或平凡人，他也有尊严，有孤独，有爱情，还有底层的浪漫”[15]。
两部电影都是讲中国人在生活中被困和突围的故事。《你好，疯子！》侧重内在自我层面的焦灼，《无名之辈》聚焦身份认同层面的忧虑。虽然人物的离奇遭遇跟很多观众的真实生活并不相像，甚至似无交集，但两部影片通过疾病书写和疯癫影像的双重叙事策略，直指现代人的通病，反映出当下中国都市工薪阶层和底层小人物所处的、较为普遍的文化语境和时代症候，因而能够收获大批观众感同身受的眼泪和心领神会的笑声。虚构的传奇故事，凝结着共通的情感和普遍价值观，借由通俗夸张的演绎和世俗化的表达，典型性逐步彰显，从而打动了更多观众。
（二）电影生产机制：改良升级版的类型化配方
作为电影圈的新人，饶晓志的作品不完全是严格按照规范标准的工业化流程制作的，但从影片的形态、类型、风格、演员表演等方面来看，他在逐渐向电影工业体制中心倾斜，在向电影工业美学的精神靠近。他“在拍电影之前做了十年的舞台剧，主要是在市场这个空间里打拼……没有做太多过于迎合市场的作品……也没有做太多过于当代的、贝克特风格的戏剧，主要是希望能够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16]。可见，饶晓志对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文化市场机制是很清楚的，也愿意去找电影商业性与艺术性的结合点，并努力在体制内发出自己的声音。
1.类型风格的革新
荒诞的现实化也好，现实的荒诞化也罢，两部喜剧影片都剑指鲜活的现实之态，抱有现实关怀，关注现实焦虑。《你好，疯子！》聚焦内在的心理现实，《无名之辈》则渲染外部的生活现实——二者汇流，印证出新世纪中国电影疯癫影像在现实品格和类型取向层面所呈现出的总体面貌：“中国社会早已摆脱简单的情绪宣泄的观影理念，将电影作为生活品质与生命观照的艺术来看待。面对仍然无法直接言说的现实和各种无形有形的权威意识形态，悲剧之后的喜剧，正剧之后的荒诞剧成为必然。”[17]
受舞台剧思维的影响，饶晓志的电影都不是写实的，但喜剧外壳下包裹着荒诞悲剧的严肃表达，有着某种“电影工业美学的诗性内核”[18]。两部电影都不是写实的，均受到饶晓志舞台剧思维的影响——《你好，疯子！》风格化比较突出，寓言色彩强烈；“在影片（《无名之辈》）前边做了一些比较夸张的设计，比如摩托车飞上天、马先勇挂在推土机上等，就是为了消解观众的写实感……这种做法跟舞台剧很像，舞台剧有一个说法是‘立规矩’……立了规矩之后，观众对你之后的表演就比较能接受了”[19]。饶晓志认为两部影片的喜感与幽默气质与开心麻花、周星驰的电影截然不同，不是那种直接性的，“可能也是戏剧对我造成的影响，我认为喜剧性和严肃性并非不能相容”[20]。两部电影用喜剧外壳包裹着荒诞悲剧的严肃内核，“要把生存之可怕荒谬的厌世思想改变成使人借以活下去的表象。崇高和滑稽便是这样的表象，前者用艺术来驾驭可怕，后者以艺术来解脱对荒谬的厌恶。这两种相互纠缠的因素被统一为一个模仿醉又与醉嬉戏的艺术作品”[21]——基于这样的机制，两部悲喜交加的荒诞影片诞生了。
两部电影基本上找准了观众人生体验和生活情感的最大公约数，没有故弄玄虚，也没有孤芳自赏的喃喃絮语，更没有深度陷入作者个人化情绪的旋涡里，总体来说，通过喜剧桥段的积累弱化了清高自我的精英意识和过度私人的感性化宣泄，通过悲情含义的挖掘去尝试撞击观众的心弦，提醒他们注意喧闹、自嘲、戏谑背后的感伤与刺痛。这也与电影工业美学的思想趋于一致：“在电影生产中弱化感性、私人、自我的体验……不是一种超美学或者小众精英化、小圈子化的经典高雅的美学与文化，而是大众化、平均的，不那么鼓励和凸显个人风格的美学。”[22]
2.高分表演对明星制的超越
饶晓志在两部电影中启用的基本都是实力派演员，像《你好，疯子！》中的万茜、周一围、金士杰、莫小棋等，《无名之辈》中的陈建斌、任素汐、章宇、潘斌龙、王砚辉等，他们不属于当红的明星大牌，甚至寂寂无闻，都是踏踏实实凭个人演技在戏剧影视领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们重点涉足的领域有话剧（金士杰、王砚辉），有影视剧（万茜、陈建斌），还有相声小品（潘斌龙），但均把角色演绎得入木三分、丝丝入扣，未出现用力过度、话剧腔严重、肢体动作夸张等违和感，不温不火的表演让观众觉得自然舒服。万茜凭《你好，疯子！》荣获第24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任素汐、章宇等人的出色表演为电影赚取了“好演员的春天到了”的口碑基础，甚至衍化为“好电影的春天也要到了”的赞誉；而相声小品演员潘斌龙的转型突破也让饶晓志倍感惊喜。演员集体认真敬业地为观众提交了一份高分试卷，打破了人们对演员领域做区隔的思维定式，大大提高了电影的“颜值”，也验证了饶晓志甄选演员的独到眼光。他说：“我认为演员就是演员，我特别不喜欢区分话剧表演和电影表演。在我看来，表演只有好的表演和坏的表演，好演员在舞台和电影里都能表演得很好，其间的区别只是分寸感的问题。”[23](www.xing528.com)
3.用意象建构美学厚度
意象世界的建构，不但勾连了饶晓志作品的关联度和内在的一致性（相同意象），还塑造了两部影片依稀可见的寓言体色彩；更为重要的是，各个意象借助电影语言穿梭于故事发展过程中，随着情节张弛有致的连缀与铺叙，自然恰切地流淌出“象外之意”，让影片具有了诗性，强化了人物的立体饱满度和情感意绪的浓度，升华了故事整体的思想内涵。“意象世界开启了被遮蔽的真实的心理和思想空间，它所完成的，是对不可言说的深远的真实的一种言说。它一方面能够显示客观事物的外表情状，另一方面也能够显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其中既包含理，也洋溢着情……这个‘理’不是逻辑概念的理，不是理论活动意义下的‘真理’，而是渗透于审美感兴中并能直接体现的理。”[24]饶晓志的作品有着“电影工业美学的诗性内核”，讲究“更为纯粹的精神性、更为充沛的情感性、更为厚实的文学性以及更为深刻的思想性”[25]。
（三）电影的传播与接受：人物命运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实效
1.《你好，疯子！》运营策划失利的教训
《你好，疯子！》是饶晓志的电影处女作。从一开始，导演“就刻意去打破自己的惯性思维、叙事方式，首先在文本上做了最大化的区别，可以说舞台剧剧本和电影完全不一样”[26]。电影确有不少闪光点，包括重重幻影的揭示，对人性变异和社会强权的嘲讽，万茜（饰安希）一人分饰七角（对多重人格）的精彩演绎……然而，从整体上来说，悬疑风格所占比例过重，黑色喜剧风格弱了一些；前面部分充满幽默和嘲讽，后面部分则在释疑之后陷入苦涩、深沉与凝重，叙事上有一定的突兀感、割裂感。影片围绕安希的性格和命运展开，但由于开篇高度的假定性，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电影感，中途抛出谜底后画风突转，其他人物性格的发展有一些虎头蛇尾，多次穿插基督形象、祷告场景以造成宗教救赎的意象而使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故事夹杂了一点西方味……多方面因素造成叙事节奏不够流畅，甚至有些别扭和断裂。所以，影片在对社会现实和个人遭遇展开的双向意指方面也就显得力不从心，有些语焉不详。
本片的宣传标语是“疯进元旦，笑出疗效”，试图营造“疯狂跨年”的气势。时光网显示：首日票房365.62万元，累计票房1569.2万元。该片投资1500万元，不少观众还是同名话剧的粉丝。影片“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却是经得起推敲和实践检验的，甚至有人称之为2016年最佳影片……殷乐（本片制作人）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这次票房失败更应该从宣发方面进行反思，‘选择新年档期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影片惊悚悬疑的风格在新年档期尤其不受欢迎’。正是因为选错档期，宣发不得力，该片上映首日的排片率只有7.2%，第二天就变成4.2%，而一部影片要想达到一定影响力，至少应该有15%的排片率”[27]。影片宣传定位的偏差导致档期选择失误，不是大制作，没有大明星，宣发力度小，未能引爆足够的话题热度……好口碑与惨淡票房形成让人瞠目结舌的反差，制片方也不得不接受“叫好不叫座”的遗憾结果。
2.《无名之辈》“制宣发”的有益经验
《无名之辈》的宣传标语是“人生如戏，笑着活下去”。时光网显示：首日票房917.56万元，累计票房7.93亿元。本片投资3000万元，投资体量小，但最终硬是翻盘托起逆袭的票房。小成本影片突破好莱坞大片的夹击而扬名立万，除得益于根据上座率而及时上调排片率，还有赖于宣发切入点的精准亲民以及病毒级别的口碑传播效应。
片名本身带有一种“迷思”色彩，容易在观众之间引发熟悉的亲切感和一探究竟的好奇感。同时，戏里戏外关涉着两群“无名之辈”（创作者与剧中人），电影作品就像是一个超文本，链接着两群人的不甘与无奈、悲苦与欢笑、愤怒与执着、梦想与希望。新晋导演饶晓志如何也称不上“大腕”；主要演员除了陈建斌名气大一些，其他人也基本上带动不了多少流量；编剧跟《你好，疯子！》一样，还是饶晓志、雷志龙；故事题材并非源自热点IP……创作阵容堪称清一色的“无名之辈”。故事围绕着（进入）小城市的一群普通人曲折多舛的命运遭际（即便是应该光鲜耀眼的房地产开发商，也面临债台高筑和情感变故的双重危机）而展开，每个人——急于获取社会认同的人（眼镜儿、大头、真真、波仔，绰号取代了其真实姓名），有名无实的人（马先勇、高明，处于与其姓名含义相反的状态），毫无生存欲望的残疾人（年轻姑娘马嘉旗，一天天地挨着日子；所以，她一开始也主动遮蔽了自己的姓名），都为自己所理解的尊严而抗争着，如蝼蚁般渺小的他们疯狂闹腾着，竟合力奏响了现代社会普罗大众孤独心理的最强音——可谓“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为了增强影片接地气的贴近感，制作方通过制造“我不是无名之辈”话题，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无名小人物的海报，一张张质朴平凡的面孔配上两行扎心实在的“无名体”简文，励志而温暖，进一步缩短了电影与广大观众的心理距离。
名人、素人在观影后，迅即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纷纷力挺、推荐，更是让影片口碑迅速发酵。比如，电影上映第三天，作为公知同时也是新力量导演的韩寒发微博：“它看似是喜剧，其实也是喜剧，但远远不只是喜剧。除了导演编剧一流以外，《无名之辈》的表演也非常棒……好电影能拯救你的眼睛和心情，好导演好演员就应该有更好的回报，希望大家狠狠买票，让这些优秀的电影人们名利双收吧。”影片上映第五天时，有人在自媒体预测“近六亿票房已经是不错的成绩”。“澎湃新闻评论道：‘《无名之辈》前三分之二荒诞得令人发笑，后三分之一吊诡得令人悲从中来。’但恰恰是这真正展现导演思考的三分之一，却容易让影片最后陷入逻辑崩坏的巢窠。”[28]所幸，《无名之辈》较为明智积极地利用了这三分之一的叙事段落，在转悲的剧情中配以愁苦凄凉、感染力强的贵州民谣歌曲《瞎子》，同时以狂欢的姿态，利用巧合、误会、错位等桥段将一群小人物聚合到一起，营造“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时缓时急的节奏调剂着故事的气氛，持续不断地激发着观众的兴趣，并在九点钟烟花晚会正式开始时推向全片最高潮，伴着灿烂烟花适时响起煽情的电影同名主题曲，最后设置相对圆满的结局，让“无名之辈”们得到比较好的归属，促使观众在“强刺激、强共鸣、强共情”中强烈地感受到这部喜剧类型片鲜明的、差异化的独特品质，那就是令观众“在欢笑中有唏嘘感”[29]——笑看一群平凡人疯闹的荒唐戏码，心底却不由自主地为之感慨落泪。
对比前作，《无名之辈》更加谙熟观众心理和市场风向，操作也更为沉稳机智。某种程度上，《你好，疯子！》就是在距离结尾大约三分之一处开始走向“逻辑崩坏”的：一群人发疯后，真相浮出水面，安希发表了令人动容的“真情告白”；至此，一个“疯子”的“病理逻辑”倒是完满了，但痛彻心扉的言说与严肃正经的剧情转向都不可避免地与观众在观影前三分之二段所建立起来的期待视界发生龃龉，直到剧终乃至彩蛋的释放，心情被拉向低郁沉重的观众恐怕很难破涕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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