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力量导演研究：父爱与主体成长

徐静蕾的导演处女作《我和爸爸》以极为清新、淡雅的散文化叙事风格塑造了一个另类父亲形象：一代顽主渐渐老去，开始渴望舐犊情深，在前妻意外车祸去世后，他有模有样地肩负起照顾女儿和后来的孙女的责任。而从女儿的角度来说，母亲意外过世后，小鱼开始与不靠谱的父亲一起生活，经历丧母、高考、父亲坐牢、恋爱、结婚、离婚、与父亲一起抚养孩子、照顾痴瘫父亲，到再次结婚。徐静蕾在片中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形式追忆了“我”与“爸爸”之间那段平淡却不失新潮的父女关系，他们看似疏离，却有着中国传统父女关系中难得的亲近、平等与尊重。

从表层的故事逻辑看，这种疏离与亲近的夹杂是因为父亲在青春期才正式进入女儿的生活世界，而从深层的故事时代背景来看，这一代顽主虽然还是满口京片子味儿，却真实经历了改革开放后那个时代从思想到生活习惯的全面西化，他啃着汉堡为女儿点着三明治，自己经营着酒吧，想着张罗女儿去国外溜达溜达，他看似有些西化的亲子关系其实也是那个时代集体崇洋的某种烙印。而这种略显洋派的新式父亲在更深一个层面上讲，也是导演徐静蕾对自己真实童年经历的老派父亲的一种心理性补偿。

徐静蕾在采访中多次提到自己的父亲是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亲，对童年的自己十分苛刻，每天都是练书法、背古诗、学英语、写日记，甚至为她安排精确到分钟的生活作息时间。在父亲的强压下，她一直是乖乖女形象，考入大学后，她挣脱了父亲的控制，开始了一段滞后性的青春叛逆期，是王朔口里的“摇滚果儿，玩得就是邋遢帅”，而她与王朔之间经历的那段复杂关系在心理学意义上具备某种恋父情结，这一心理也折射在她选择改编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个故事同样是父亲缺失后，恋父心理在另一个男人身上的想象性投射。从心理结构来看，这种关系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俄狄浦斯情结，而正是这种在对父亲迷恋并不断取代母亲的过程中，女孩子获得自我主体身份的不断确认。在《我和爸爸》中，徐静蕾非常细腻地刻画了存在于父女之间的这种潜意识的“爱恋”关系，全片充斥着大段的父女对话，但除了旁白，小鱼从头至尾没有直呼一句“爸爸”，而是全部以第二人称“你”的方式称呼，这种“爸爸”称呼的有意回避，也是女儿恋父心理的一种语言表征。(www.xing528.com)

当然，徐静蕾没有简单地停留在恋父层面，而是更深一层，探讨了爱作为一种镜像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源于一种自恋。片中，父亲问女儿“你像谁”，并期待女儿对自己的认同。女儿却说：“我谁也不像，我像我自己。”并对父亲说：“我妈说你谁也不爱，你只爱你自己。”父亲立即反驳：“我爱你呀！”女儿追问：“你爱我妈吗？”父亲思索几秒回答：“不知道。”相比于是否爱他人这个问题上的犹豫难决，爱女儿是父亲们可以不假思索的回答，正如片中父亲的那句名言“再混蛋的爸爸也是爸爸，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因为女儿是自己生的，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可以作为自己的某种镜像。从这一点上说，人类爱的能力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恋，正如拉康的“镜像理论”中所说，人类自6—18个月开始到镜像阶段的完成，将开始终生的“恋镜”。^[27]这一主题在后来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徐静蕾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这个陌生女人虽然用一封信告诉一个男人“我整个的一生，一直都是属于你的”，却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我爱你，与你无关”的人生苦难和爱情悲剧。

不过，徐静蕾关于爱的主题的深邃探讨还是流于感性，或者说停留在一个独立女性的直觉上，其电影文本在叙事上不够精细和严谨，而似散文一样有感而发，偶有佳段。在这个遵循父权法规的社会里，徐静蕾关于女性成长的探讨带有一定的自娱性，她的“艺术三部曲”更像是写给自己的成长日记。《我和爸爸》处理的是一个女孩与父亲的关系，《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说的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父亲般的男人的故事，《梦想照进现实》依然说的是一个女演员如何寻找自我的问题，从开篇的“我一直在演我自己”的困惑，到结尾的“我一小女子，最好谁也别得罪，生活我改变不了”的成长释然。然后，她一头扎进现实的怀抱，开始了小妞电影类型里的女性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