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新力量导演研究：70后女导演的女性立场

在时代转型的现实语境下，随着社会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女性作为中国电影新势力的中坚力量和重要的电影消费群体，深刻影响着电影界的结构性调整和优化。作为中国新力量导演中的女性导演，薛晓路在电影作品中自觉融入女性生命意志和性别平权意识，在女性视角、女性形象、女性镜像语言等方面展现独特的女性立场和导演风格。

杨远婴认为70后女性导演以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从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命运的安排来体现其女性意识。^[26]70后女导演薛晓路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不是用来做文化反思的符号，与传统主旋律叙事中被抹杀性别特质的女性也迥然相异，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通过讲述社会边缘化女性角色的生存困境和情感成长故事，真实准确地表达女性主观意愿，进而完成女性独立人格的主体性建构，彰显新时代女性意识的崛起。薛晓路擅长的小妞电影类型本身就指涉以新女性主导的流行文化为表征的性别文化。比如“北西”系列中的女性角色性格设置是在与男性角色的对峙过程中完形，人物的强势塑造与小妞电影中女性角色找回自我、实现自我救赎的精神诉求不谋而合，也彰显出薛晓路对男权社会的隐形批判。同时，影片的叙事视角也是建立在女性角色的视点上的，以女性的眼光去“看”，并形成基于女性立场的价值判断。传统叙事中“被看”的女性由被动转变成主动去“观看”的主体，而把男性置换到“被看”的叙事位置，或者形成男女之间平衡的相互窥视关系。女主角文佳佳和焦娇都有着容貌姣好、青春靓丽的外形，但影片没有任何一处物化女性身体的欲望式影像表达，女性不再是叙事中附庸男性审美价值的被审视的景观。薛晓路在小妞电影中将自己对女性生存现状的观察与感悟，结合爱情喜剧元素，以电影为载体，为当代女性建构话语空间。在新主流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回归》里，惠英红饰演的女警长在工作中干练霸气，极具个性的女强人形象设置直指女性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表意层面，传达导演对独立女性的身份认同，同时，在生活中女主人公的搭救给予男主人公华哥重生，并给予华哥幸福的家庭，在影片的家庭权力关系结构中女性占据主导位置，而在两性情感关系中她和华哥又是平等的、相互独立的个体。在薛晓路的影片中，叙事视野更加开阔包容，对两性的对立态度也相对缓和，并且在爱情元素调剂下趋向弥合。

作为新力量导演中的“她力量”，薛晓路对中国电影工业化趋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她的创作往往从受众出发，充分发挥粉丝经济对市场的影响力，大量起用明星演员，打造陌生化视觉奇观，以满足观众的视觉及心理的需求和期待。她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不二情书》《吹哨人》中三度携手汤唯，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观众对女性的审美观念，也显示出在泛娱乐化时代试图在商业性和作者性之间寻求平衡的女性导演意识的游移。(www.xing528.com)

无疑，薛晓路是新力量导演中较好地实现商业类型和作者风格对接的一位，她遵循电影工业美学原则，在创作中从女性立场出发，努力践行类型化、产业化标准，使电影生产趋向精细化、规范化，并在受众喜好和市场环境的规约下，尽力呈现导演的作者化表达。但是，在接受电影工业的牵引，尊重电影的大众性、商业性特点、电影消费规律的同时，要警惕超越伦理底线，避免陷入过度娱乐化、粗鄙化、虚无主义的旋涡。作为新力量导演，要进一步在电影作品中建构工业美学风格，提升作品的人文意蕴和美学高度，讲好中国故事，开启中国电影在新时代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