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新力量导演：新世纪新美学的体制内作者

薛晓路在新力量导演群体中，是具有自觉商业意识的创作者之一。她一边坚守着艺术创作本位，同时又能适应制片人中心制的管理机制，并在其间最大限度地发挥创作主体的自主性。在创作《北京遇上西雅图》时，她积极采纳制片人江志强的市场预判，选择了10个故事构思里的“赴美生子”和好莱坞电影《西雅图夜未眠》相结合，同时在制片环节严格控制成本，在30多天的拍摄周期里，以不到3000万的项目成本，创作出票房黑马；在《不二情书》的片名确定上，她也是听取了宣发、营销的建议。薛晓路在电影的受众定位、项目融资、生产制作、宣发营销等产业链各个环节上都努力面向市场、尊重市场，并努力探索类型化生产的多种可能性。“从《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的成功可以看出制片人中心制不论是在市场定位、投资把握，还是在演员选择、拍摄流程方面，都以制片人把握到的市场为导向，这对于一部具有商业化类型性追求的电影来说至关重要。制片人中心制是电影工业化生产的管理中枢，而流水线生产机制最重要的概念是分解和组装。”^[22]在导演统筹下的各部门于专业化岗位上各自发挥所长，才能真正实现电影工业体系的优化生产。

薛晓路首执导筒就幸运地得到了具有丰富制片经验和业界地位的制片人江志强的强力支持，作曲久石让、摄影杜可风、美术指导奚仲文、剪辑张叔平，李连杰、文章、桂纶镁等一线演员加盟主创团队，亦奠定了影片精良制作的基础。强大的制片背景和主创团队阵容，为薛晓路的导演生涯奠定了很高的起点。这部处女作的创作初衷源于导演对作品所描写孤独症患者群体的特殊情感和迫切希望该群体引发社会关注的意图，为此，薛晓路转行亲自执导该片，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己的作者性，刻意淡化了故事的戏剧性，让观众真切认识到孤独症患者的生存境况。影片在业界口碑爆棚，先后获得2010年第7届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导演奖、2011年第3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编剧奖以及2011年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新人编剧奖等，但作品的市场反应平平，投资2000万的影片最终仅以1300万的票房惨淡收场。通过首次电影试水，薛晓路在创作中不再局限于自己主观意愿上的内心表达，迅速调整电影创作的市场面向和类型定位，以期实现电影品质和市场效益的合谋共赢。

对于电影导演来说，类型电影生产遵循标准化的生产原则，是既符合流水线生产需求，又经过市场系统检验的符合受众观影心理的成熟的艺术规律集合。它是导演、制片人和观众共享的一套惯例系统。类型化创作有利于导演创作思路和艺术风格得以高质、高效实现，但如果对类型程式缺乏精准的尺度把控，则会令作品陷入机械蹈袭的境地。“在务实的社会氛围和现实体制中，‘类型作者’可能会让一小部分才气逼人、天才型的导演磨掉自己的个性和才气，作品会变得四平八稳、缺少锐气和艺术实验精神，但对大部分青年导演来说，这是实际的。不妨说，他们就是要（也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在限制中求自由。”^[23]

薛晓路在《海洋天堂》遭遇市场败北后，开始转向小妞电影类型创作。作为介于爱情片与喜剧片之间的一种亚类型，小妞电影是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及相应的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日益扩大而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舶来品。作为爱情轻喜剧，它以女性为目标受众，内容上远离宏大叙事，以都市年轻女性为主角，以物质消费、日常情感和自我成长为叙事侧重点，遵循类型电影的叙事结构，风格时尚浪漫，获得大量年轻受众的青睐。从国内首部小妞电影《非常完美》（2009年）开始，一大批同类作品在中国电影市场涌现出来。到2013年，八部小妞电影斩获当年国产片总票房的五分之一，国产电影票房前十名中有三部小妞电影，其中就包括贡献5.2亿票房的《北京遇上西雅图》。在这部影片及其续集《不二情书》中，薛晓路选用大量小妞电影类型成规化的视听符号和典型构造元素，结合规范的戏剧性叙事法则和本土化创作理念，创作出高度符合类型电影规范的工整的电影文本，通过时尚化造型、喜剧化表达和本土化改造，把观众带进影片类型所规定的爱情情境之中。(www.xing528.com)

两部影片中多处展示了导演的风格化叙事和空间造型的巧思，异域的景观和诗词等中国文化符号承载的家国情怀共同建构起以“西方外衣”制作的“中国故事”。然而，薛晓路的这两部作品中，“中国故事”常常是被放置在他者的位置上展开讲述的，正如她接受访谈时所说，她试图学习李安电影中以“符合西方文化的点去植入东方化的情感内核”。她会用西方化的符号，如《查令十字街84号》等“让西方的观众可以迅速地进入情景，熟悉文化外壳”，^[24]进而了解东方化的情感表达。故事中身在他乡的人物角色、大量的西方文化符号以及叙事策略等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西方立场，丧失了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表达。同时，影片里还存在着明显的内涵浅表化的问题，文佳佳的小三经历及拜金主义倾向、焦姣以一夜情换取豪赌资本实现命运逆转的扭曲价值观等设定，暴露出消费主义时尚包装下快餐文化的精神匮乏和价值紊乱，作为娱乐文化底线的伦理规范和美学尺度，消解于类型电影的规定情境和叙事程式中。

的确，薛晓路在“北西”系列中的类型化创作更加接地气，其实就是更加接近主力电影观众群体的消费需要、心理规律、文化认同、审美趣味，这也必然带来国产电影更加娱乐化、戏谑化、草根化的“轻电影”品性，为中国电影更好地被观众、被市场接受带来了优势。然而，一味迎合电影受众而轻忽对艺术和美学的坚守，只有破坏性的创意设置而缺乏建设性的价值传达，或过度依赖明星效应带来的粉丝经济，“这种自觉的‘审美下沉’、去高雅性、去严肃性的现象”，^[25]某种程度上大大降低了导演作品中的艺术趣味，随着电影宣泄型功能逐渐失去新鲜感，势必会使电影受众产生审美疲劳进而强烈抵制。从社会反响上看，类型化生产的“北西”系列两部作品，分别创造了高达5.2亿和7.9亿的票房神话，市场表现突出。但从豆瓣网的评分看，从《海洋天堂》的7.9分到《北京遇上西雅图》的7.3分，再到《不二情书》的6.4分，一路下滑，可见“北西”系列作品的艺术评价低于市场评价。薛晓路敏锐地发现小妞电影的类型弊端，并积极寻求转型。新主流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回归》把小人物置身于大背景之下，抓取特定的时间节点，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以小见大，实现面向历史的中国主体性表达。在影片创作过程中，还充分展现了导演内化于电影创作的互联网思维。如薛晓路在构思故事时，通过各种网络关键词组合的方式做了大量的资料索引，找到了一个讲述一位香港修表师傅的短视频，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最终创作出以钟表师傅为男主人公、以时间为叙事基点的香港回归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