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导演的华丽转身：中国电影新力量导演研究

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影艺术和其他艺术形态的壁垒被一再打破，电影进入了一个“全民皆拍”的时代。中国新力量导演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跨界而来，他们携手实现了国产电影的市场逆袭，形成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并促成了中国电影工业多元的发展面向。从幕后编剧转战台前、执掌导筒的跨界经历，已然构成跨界导演中最为凸显的创作现象。薛晓路就是“编而优则导”并实现成功转型的新力量导演之一。早在21世纪初，薛晓路就以编剧的身份创作了包括《不要和陌生人说话》（2001年）、《和你在一起》（2002年）、《秋雨》（2005年）等10多部引发广泛关注的影视剧剧本，并屡屡斩获华表奖、夏衍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重量级奖项。尽管内容为王的时代需求提升了编剧在电影产业中的话语权，但在尚未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中，中国电影生产没有形成标准化的产业管理和协作，编、导之间在文本话语与影像话语的对接上普遍存在错位，这种状况促使薛晓路转型跨界执导，以期编剧的创作意图能够得到最大化实现。

身为传统学院派编剧，薛晓路的影视剧本创作数量、质量相对稳定，一直在受众和产业系统中具有良好的口碑和知名度。她执笔的影视剧作品以及转型后执导的院线电影作品《海洋天堂》《北京遇到西雅图》《不二情书》《我和我的祖国·回归》《吹哨人》，都立足现实生活，聚焦敏感话题、社会观念和民族立场，展现出现实主义电影美学风格。

她早期编剧的现象级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首次展现了家庭暴力这一社会问题，而由她编剧、策划的电视剧《你在微笑，我却哭了》和《让爱做主》则分别聚焦教育体制中学生分流和婚外恋问题。转行导演后，她自编自导的电影处女作《海洋天堂》的创作初衷是想让更多人关注孤独症人群以及自闭症患者在父母去世后的安置问题。“有许多理论家把现实主义电影与商业电影、类型片等好莱坞特色的电影严格分开，将现实主义狭义地定义为一种存在于实践和理论中绝对的流派。这种观点显然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求，实践不断证明现实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创作精神和手法融入商业电影的创作中。”^[18]转向商业类型创作后，薛晓路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不二情书》这两部小妞电影中依旧把关注点投向赴美生子、非婚生育、移民家庭、同性恋、第三者等社会现象，直指严重挑战国家传统主流价值观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下具有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当代家庭形态、家庭景观和家庭伦理。《我和我的祖国·回归》则聚焦香港回归令国人振奋的重要瞬间，故事中的“九七回归”不再只是宏大历史叙事，而是和个体休戚相关的大事件，表达百姓与祖国同呼吸、共成长的时代主题。而“海外叙事三部曲”第三部《吹哨人》是首部关注吹哨人制度的电影，改编自真实事件，刻画了面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和国家重大风险隐患敢于揭露真相、守护正义的平民英雄。在这些作品中，薛晓路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为人物角色去脸谱化，通过精巧的细节具象化的传情达意刻画人物的生存处境、情感需求和内心隐秘，充分展现人性的复杂性和真实性，使人物更加鲜活以引发观众共情。同时，薛晓路善于设置悬念，常常加入大量的冲突、巧合、反转等古典叙事元素，佐以精巧的结构，以增加作品的叙事张力。薛晓路的作者情怀，使其电影创作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宏大叙事与魔幻风格、商业和艺术之间游刃有余。(www.xing528.com)

薛晓路将现实主义作为影视创作的根本，让电影如“社会之镜”投射现实，捕捉生活本真面目，并在充分考虑市场和受众需求的基础上加入丰富的表现手法和创意元素，以期在确保作品质感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电影的趣味性和观赏性。在实现电影生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目标的强力召唤下，她一次次成功地找到各个电影类型与现实主义传统的契合点，在积极适应商业逻辑的同时，实现了现实主义元素和娱乐奇观的融合共生，完成了自我风格和商业类型的完美对接。

作为编剧出身的学院派导演，薛晓路具有学院派导演创作的普遍特征，“学院派导演有高度的理论自觉”“会本能地把具体的创作与形而上的理论问题联系起来”。对他们来说，“剧作是其创作的一切出发点”“他们的创作是理性地以剧本为蓝图，以结构、人物、情节、理念为逻辑，最终以视听语言呈现出来；而非相反，以视觉驱动叙事”，他们的作品始终在个人化与商业化之间缠斗和游移，展现出个人风格和创作野心，同时在美学维度上“对主流影片的继承性一般来说大于其革命性”，他们在教学经验中累积完整的电影知识体系，并在创作中学以致用。^[19]同时，导演的编剧经验使其在编剧思维惯性下，向导演思维切换。在薛晓路的访谈中，我们能看到她对于电影创作中的每一处细节都有着清晰细致的剧作理论依据，并穿行在影史经典中寻找创作灵感和方法借鉴。如在处女作《海洋天堂》中，因为导演首部作品经验不足，影片手法相对单一，18个情感点出现了一些比较僵硬的戏剧点，同时在叙事节奏控制上略显吃力，碎戏过多，情节比较拖沓，没有形成不同的人物情感高峰。节奏问题在其导演的《我和我的祖国·回归》中也明显存在。而在《不二情书》中，薛晓路并不满足于使用常规话语刻板地讲述爱情故事，而试图创新性地使用爱情类型片中相对忌讳的平行结构。在这个富有技巧的新奇的剧作结构中，我们能看到她对《西雅图夜未眠》的创作借鉴，过度的巧合设置使作品的人物心理和情感逻辑建构出现了割裂感，而致敬《查令十字街84号》的书信传情桥段使这本书信体小说并非以象征性的“潜文本”点缀其间，而是随时“在场”，某种程度上替代男女主人公成为影片真正的叙事主体，爱情类型的话语逻辑受到过多干扰而发生了叙事失效。“导演（编剧）似乎不再甘于做一个‘隐蔽的叙事者’，而是以‘大影像师’的身份凸显其‘作者’式话语地位，剥夺了剧中人物自身的‘叙述’，致使片中的人物沦为了道具的附庸，从而令这部长达2小时15分钟的影片最终呈现为一则恢宏而精致的以‘读书’为主题的‘公益广告’——因为只有在广告叙事中，故事的主体才是‘物是人非’。”^[20]影片表达的多义性在景观及文化层面令人产生微妙的共情，异域空间景观消费符号作为影片描述的主体存在，符合电影受众的文化心理期待，同时承载着跨地域叙事中特定的现实书写和价值判断——“当下的中国，陡然步入消费社会，拜金主义盛行，文化危机重重。而中国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面对无奈的现实，缺乏改变的勇气和热情，而是犬儒化地梦想着更理想的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21]国人在他乡，经济困境不在，但文化自卑心态却与日俱增的现实境况在影片中得到彰显，引人深思。但影片中过多的作者意图使表意元素之间出现相互挤压，造成叙事缺憾。尽管如此，为了达成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兼容，薛晓路的作者性追求相对而言是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