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力量导演研究：《哪吒之魔童降世》独特叙事逻辑

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横空出世，使之前常规的动画电影分析显示出理论缺憾，需要独辟专章进行个案分析。在之前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研究了动画新力量导演的创作共通性与动画电影的市场前景，但是，我们若把视线投回到2019年7月26日之前，谁也不会想到，这部《哪吒之魔童降世》能拿下50亿的票房。尽管在提前点映场，很多业内人士纷纷看好该片，但它能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票房迅速超过《流浪地球》，位列中国电影票房榜第二，相信必定有其独特的规律与品质。关于这部电影，我们已经讨论过导演饺子在艺术创作方面的敬业与努力、投资方光线传媒对市场把握的敏锐与机智、整体制作团队的配合得当与操作规范，在此，我们仍要回归人文属性与心理深层去考查这部影片，从美学的角度与文化认同的角度进入文本内部，因为任何艺术作品其文学性的价值根基才是最终获得深度认同的原因。新哪吒故事能被观众赞赏，必定具有其特有的高于其他动画电影甚至真人电影的银幕作品的独特叙事逻辑。

（一）人物设定：双男主镜像结构

《哪吒之魔童降世》改变了原著中哪吒的人物设定，《封神演义》中的哪吒是灵珠投胎，而《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则把灵珠改写为混元珠，元始天尊将这颗天地灵气孕育出的巨大能量的混元珠提炼成灵珠和魔丸：灵珠投胎为人，助周伐纣时可堪大用；而魔丸则会诞出魔王，为祸人间。因太乙真人的一时疏忽，哪吒阴差阳错成为魔丸降世，而在原有的故事中代表邪恶一方的龙宫三太子敖丙，却成为灵珠投胎。因此，原著中简单的正义邪恶双方，变成各有复杂人性的矛盾体，从而建立起了一种更立体、多层次的人物关系，戏剧冲突也随之变得更有对抗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好莱坞“双男主”设计，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变脸》《无间道》《追龙》等，都被市场证明双男主结构是极具观赏潜力的商业类型。原本集中在哪吒一人身上的戏剧冲突，被转换为哪吒和敖丙的双重戏码，极大拓展了影片的叙事空间。在整个故事发展中，二人相爱相杀，惺惺相惜，一方面是哪吒顽劣不羁，却努力去证明自身价值，能造福于百姓；另一方面是谦谦君子敖丙，却时刻提防自己的真实身份败露，被世人所唾弃。两者形成了一种拉康的理论镜像结构，都在努力寻求身份认同，都对自己的身世有所不甘。哪吒和敖丙在这种互为镜像的身份认同中来回地转换，如同《无间道》中的经典台词“我想做个好人”，从而具有了极大的观赏趣味。《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有三次重要的身份转换，每一次转换都制造出强烈的戏剧冲突。第一次转换是灵珠和魔丸被偷换，将元始天尊的天命旨意颠倒，尚未出场的哪吒和敖丙获得了命中注定的悖谬人生，从而在故事开端建立起了叙事动力。第二次转换是哪吒和敖丙各自去掉外在的身份标识，发生本性的第二次互换，敖丙为了掩盖自己的龙族身份，要水淹陈塘关，杀死所有知道自己身份的无辜百姓。然而，已经得知自己是魔的哪吒，在亲情的感召之下，选择与敖丙对战，拯救百姓。二次转换引发了影片的高潮片段，视听效果也极具冲击力。第三次反转，则是在结局段落，灵珠出身的敖丙最终良心发现，放弃了家族的使命，寻回了自己的善良本性，与哪吒一起对抗天命。这三次转折的发生点与好莱坞叙事的三幕式结构吻合度极高，是有效的戏剧性叙事手法，情节增添了复杂性后极大地提高了原著单一情节、单一性格的局限。

（二）情节合家欢：从反叛到和解(www.xing528.com)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上映时期为2019年暑期档，该档期诞生过票房冠军《战狼2》，但《战狼2》上映时的火爆有一定的特殊原因。首先，它在内容题材上与主流大片的观众定位比较一致，再加上前期缺少优秀作品，积累了大量的需求储备。但2019年诞生了多部高票房作品，《流浪地球》《复仇者联盟4》都是当年国内票房甚至全球票房的爆款。《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前期市场储备并不丰厚，同时作为动画电影，在观众的基本认知中，它是一部少儿题材作品。因此，它的成功充分说明了其有效吸引了各年龄段、各阶层的爱好者，这当中提前点映与大范围开画之后的口碑宣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果说双男主镜像结构争取到对高对抗性与强冲突性感兴趣的观众的话，《哪吒之魔童降世》在亲情伦理上的设计为其争取到了大量家庭群体。可以说，这同样源自对原著作品的成功改编。哪吒虽然在各类古典文本中被一再讲述、不断演化，但吸引人的始终是哪吒“削肉还母，剔骨还父”的反叛精神内核。在1979年的《哪吒闹海》中，作为陈塘关总兵的李靖与哪吒基本上没有任何父子亲情。从一开始，李靖的夫人生下一个肉球，李靖心怀惧怕地对其砍杀，到哪吒将敖丙打死抽筋，龙王震怒找李靖算账，李靖慌忙赔礼道歉，哪吒却不服，直至最后，敖广水淹陈塘关让百姓受灾。李靖束手无策，只得怪罪哪吒，并夺走了哪吒的法宝，使他无法和龙王决战，而哪吒心灰意冷只能选择自刎而死。其实，哪吒形象始于印度佛教，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人文环境相互碰撞，完成了从佛教到本土化与世俗化过程^[45]。在《封神演义》中，哪吒的故事是汉化儒家的一个特例，是对父权社会及其价值体验的反抗，哪吒自戕身体的行为在儒家教义中应该被视为大逆不道。如果最初他只是为救百姓而不愿连累父母，最后李靖毁了哪吒行宫金身之后，哪吒誓要杀李靖报仇，就是彻底决然地对抗了。这种“杀子”“弑父”行为在儒家文化中是违背伦理纲常的惊世骇俗之举。《哪吒之魔童降世》则完全改写了这一父子关系。从一开始，李靖就表现出对孩子的疼爱，甚至愿意拿自己的命换哪吒的命，而哪吒之母也增添了大量的戏分，与孩子陪伴玩耍的画面温馨感人，真实刻画出为人父母的潜台词：“无论你在别人眼中是何等顽劣不堪，仍然是父母的心头宝贝。”这种重写将亲情贯穿于哪吒整个成长过程中。可以说，哪吒每一次身份认同的转换都是父母亲情感化在起着关键作用。从“杀子弑父”到“替子还命”更加符合当代人的家庭伦理观，也就促成这部合家欢电影成功进入每一个家庭的文化消费中。

（三）主题深层建构：命运的自我决定

《哪吒之魔童降世》从宣发伊始就强调那句惊天一呼：“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在二次元的动漫作品、网络小说中经常被采用。近年来，“逆天改命”出现在《悟空传》《择天记》等各种衍生网络作品里，以表达网络世界充满热爱的情绪与渴望底层逆袭的高幻想世界。混元珠本在宇宙混沌中生成，其善恶二分是人为设计的，由元始天尊指定了灵珠与魔丸。但哪吒并没有表现出十恶不赦的举动，有的只是同年龄段的恶作剧而已；而敖丙的善虽然是天生的，但他的确也企图为私利消灭众生。因此，这种于先天之恶与后天之恶之间，出身能否决定人生的观念暗合了当下年轻人阶层之间的固化与浮动。经历了世纪之交、历史变迁的一代人，大多已为人父母，当70后的父母带着00后的孩子走进电影院时，是改革开放第二代人如何选择未来道路的想象。“我命由我不由天”能否成为年轻的父母和少年儿童两代人可以共享的价值观，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哪吒这个从叛逆者到自省者的转变的合法性。仍然与《哪吒闹海》对比，可以发现，在1979年，反叛代表着与旧的思想观念彻底划分，那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创业精神呼唤着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而40年后，改革开放的成绩则让我们有一种重新看待自身使命的冲动。中国人需要属于自身的发展之路，这是一种文化的自信与道路的自信。在深层思考中，大国崛起的背后是中国在全球化视野中的地位重置，能否以新的姿态重新在现代性框架内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现代性本是以西方价值观念确立起来的一套话语体系，它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要进行充分的整合与转换，而以思想观念为基础的文化现代性，则需要建立与中国社会、经济现代性相适合的一套理论与准则。这不同于单纯的西方话语，而要具有中国文化自信的价值观与伦理规范。所以，40年前的哪吒与今天的哪吒都完成了一种主体的确立，只不过，一个是以断裂的方式重塑现代主体，另一个是以续置的方式重塑现代主体。以此看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成功不仅仅是在视听语言方面与现代工业美学方面完成了动画类型片的模式革新，更是在深层次的文化思辨层面完成了当代人的现代性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