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新力量导演研究：青春、家国共同体想象

刘慈欣说，想象力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似乎只应属于神的能力，它存在的意义也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充沛的想象力是郭帆电影的作者标签之一，他的作品中一直贯穿着大量关于青春、家国和人类共同体的独特想象，尤其《流浪地球》中呈现的奇观性、宏观性、拟像化、本土化的科幻想象，是郭帆内心科幻情结的影像外化，也是“体制内作者”的主体性表达。

（一）80后的青春想象和拟像时空建构

对于新力量导演而言，“动漫、游戏、二次元文化等如空气般弥漫于他们的生活空间，早已成为媒介现实或生活现实本身”，并“影响他们的艺术思维和电影生产方式”^[32]。集体无意识的游戏思维内化为郭帆电影的叙事习惯和视听策略。通过二次元、游戏化的空间想象性建构和非线性、碎片化的影像呈现，郭帆对青春类型片进行了解构和重构，把80后的自我封闭、在现代社会的无所适从、人际关系的疏离隔阂等生命的荒诞感，成功转化为具象化的影像表达，也完成了80后导演的自我审视和认同表达。

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生而受伤”的80后在后工业时代的现代社会秩序和传统伦理规约的夹缝中，普遍陷入个体价值迷失的困境，强烈的孤独感促使他们在自我和他者的互动中获得集体记忆的力量，进而找到自我认同、群体认同以及社会认同。郭帆以他的青春类型片为媒介载体，保存和强化了80后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符码通过情感询唤机制召唤观众实现对过去时空的想象完形。作为新晋导演，郭帆“在电影界的处境恰恰跟80后群体在社会中不被肯定的处境同构”，通过青春怀旧的自我影像表达，他也获得了自我身份的确认，“自我认同的实现和完善是个体人格形成的重要途径，也保证了其在社会群体中的继续生存”^[33]。郭帆电影的怀旧因素包括童年生活、重大历史事件、情感经历等集体记忆遗产里的标志性元素，建构了一个集体青春的“乌托邦想象”，青春童话成了如弗洛伊德所说的现代人从中获得自我慰藉的“母亲的子宫”。

郭帆电影通过抒写三种青春镜像——自我建构的怀旧青春、现实话语规训下的残酷青春和乌托邦式的理想青春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和矛盾，诠释了80后一代和主流意识形态及父辈文化价值之间既抵抗又合作的青年亚文化属性。影片通常以网络—现实、理想—现实、回忆—现实、动漫—真人等二元对立的多重平行世界作为叙事时空，故事不停地在回忆、现实和想象中游走，在影像对比中，呈现出导演归属其间的80后一代无可逃避的青春规训之旅和集体成长之殇。郭帆电影中的“李献计们”对成人世界的反抗，“不是通过暴力和性，也不是边缘化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选择与环境对抗，而是退回到个人世界，退回到电子游戏，在那里为自己虚构了一个现实”^[34]。郭帆在电影这个造梦游戏中为同代人找到现实挫折的想象性解决办法。但和大部分小清新青春片不同，现实语境是郭帆电影重要的叙事空间，和青春回忆、青春幻想共同建构“长大成人”的母题和残酷青春物语的影像张力。青春在影片中一开始就被设定为幻象，终究会被成人社会的规训法则收编，并走向幻灭。对青春类型展开反乌托邦式的建构，是导演作为类型作者的独特思考和自我表达。

（二）中国故事的多维融合与想象共同体美学

随着《流浪地球》大卖，科幻类型成了中国电影行业的热点话题。科幻电影创作除了对电影工业化体系的技术性依赖之外，对想象力叙事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如何寻找科幻电影叙事观念和美学表达的切入点，使其参与正在进行的中国文化主体性构建，讲好中国故事，这是科幻电影创作者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就这个问题，郭帆认为判断一个中国科幻电影故事的好坏，有两个要点：“一个是故事中的情感是强烈的、跟中国观众共情的；第二个是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我们最大的弱项是电影的工业化，最大的优势是文化。”^[35]

1.中华文化语境下的情感认同

中国文化根植于内陆型农耕文明，没有经过西方工业革命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和科技变革，关于科学的认知和西方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科学观并非在于掌握科技知识，而是旨在研究人事、构建一种未来社会新秩序的想象方式”^[36]，和西方的科学传统迥然不同。大部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现代科技没有亲缘性，一直停留在生活层面，难以上升到宇宙层面。刘慈欣小说原作中超长时间跨度和全宇宙视阈下的宏大叙事，在转译成科幻电影文本的过程中，需要寻找到能让中国人产生情感认同的契合点。

“电影的核心是叙述人与情感。实际上，能让人产生共情的是故事得以被接受和理解的基础。”^[37]基于这些考量，郭帆在电影文本中增加了中国式的情感内核，扩大了影片的共情能力。“我们在前期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能够与我们中国人产生情感共鸣的文化内容。”救援队队员之间的兄弟情，韩朵朵和刘启的兄妹情，韩朵朵、刘启与韩子昂的祖孙情，刘启和刘培强之间的父子情等中国式家庭温情的人物关系，化解了小说原作里科学的冰冷，背后指涉的家文化内涵使影片有了令人动情的温度。部分情节的叙事动因也源自中国的家庭伦理认同，“回家”成了故事角色的行为驱动，而刘培强这样的小人物，因家国情怀而自我牺牲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另外，人物的命名也有深意。刘启被家人唤作“户口”，这个用拆字法形成的符码，暗合中国人对土地和家园的情结，能唤起观众的文化归属感。(www.xing528.com)

共情的第二个要点是打造科幻电影的中国式精神内核。在科幻电影叙事立足于末世还是创世的问题上，《流浪地球》选择更具有中华民族个性特点和中国文化精神特征的创世构架。创世神话的内里传达的是面对灾难的乐观态度，暗合中国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的民族精神气质，也和导演郭帆拓荒中国科幻电影处女地的义无反顾不谋而合。创世的方式是带着地球家园，怀着生存希望，开启长达2500年的太空流浪之旅。面对生存环境已经极度恶劣的“小破球”，仍然不离不弃，投射出农耕文化传统下的本土坚守。

2.未来主义视阈下的现实认同

在科幻电影虚构的未来想象中，直观地投射出当下的人文景观和社会现实。郭帆在《流浪地球》中寄托的科学幻想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现实主义推测”，影片中的情感触发点都和中国当下的现实有关。影片中有关于中国世俗生活的缩影，比如地下城的人们舞龙舞狮过春节；中学生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校服朗读朱自清的《春》；“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的魔性台词，等等。也有关于社会问题的移植，如城市资源配置中的抽签摇号政策演变成靠抽签决定进入地下城有限生存名额的规则；过度城市化、现代化开发现象在影片中转化为地下城、补给站、“流浪地球计划”发动机的全球工业化基建场景；生态恶化、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等生存环境现实奠定了影片中的末日基调。郭帆在之前两部影片里使用的集体怀旧共情策略在《流浪地球》里也得到延续，消亡的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面城市及其地标性建筑成了影片中的叙事空间坐标，符合国人审美的带有苏联时代重工业风的青（红）色工作服和飞船设计等，这些都契合了中国观众的现实经验和情感诉求。郭帆认为，因为有现实依托，当下国产科幻片最适合的题材是灾难题材和太空冒险题材，《流浪地球》也正是通过大量的影像现实化、本地化的转译，让情感内核变得更加真实可感，也让观众更愿意相信这个虚拟的科幻世界。

3.共同体美学维度下的文化认同

2015年，在国家体制、主流意识层面确立了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工业变轨、让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电影产业发展新战略。中国电影要“走出去”，先要解决本土电影的文化主体性问题。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当下中国电影导演的重要命题。为了在全球性的多重话语场中实现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流浪地球》的电影改编在融合中国立场和人类立场的双重语义基础上，既“汇聚、映射了表征时代精神的话题和中国梦”，同时在“时间上延伸到未来世界，空间上扩展到外星宇宙，价值观上更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对国人甚至全人类的梦想产生强大的文化影响力”。^[38]

影片首先设置了一个末日语境，以工业文明对生态带来的毁灭性破坏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带有人类自我投射、自我反思、自我启示的意味。人类在面对地球即将撞击木星而毁灭的生存困境时搁置国族利益纷争，全球共克时艰，进而启动“流浪地球”计划。影片在人物设置上也将中国视角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机融合，如韩朵朵是韩子昂和无数遇难者在海啸中共同救下的幸存者，象征着所有遇难者生的希望，而情节高潮处韩朵朵的声音在所有救援队决定放弃时又重燃人们的希望，在故事时间轴线上完成了命运共同体叙事首尾呼应的同时，也诠释了爱和希望、生命和平等的价值与意义。

郭帆在影片中建构特殊的饱和式拯救策略同样带有反好莱坞式的特征。全人类团结起来保障遍布全球的发动机共同运作、撬动“流浪地球”杠杆的宏大叙事；用循环悲剧的方式塑造为全人类命运牺牲自我的小人物英雄群像，等等。这些情节设定都指向故事内核的集体主义底色，这种中国式的拯救模式作为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的反面镜像，消解了好莱坞对中国受众的文化规训，确立了中国电影主体性表达的话语模式，同时也传达出全球文化层面上想象共同体的价值观。

从青春类型到科幻类型，我们能看到郭帆作品的“80后”标签也悄然转向“地球人”属性，他的电影从回答“我是谁”的个体问题逐渐延展到回答“我们是谁”的更为宏观的宇宙观、价值观问题，导演也在类型升级、工业升级、叙事升级的过程中，逐步建立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