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底色是类型片得以扎实与深刻的基础。事实上,近年来国产类型片也正是从现实关怀这一点出发,寻找类型片本土化改造的可能,尤其是犯罪悬疑片类型。如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忻钰坤的《心迷宫》《暴裂无声》,以及董越的《暴雪将至》等影片在折射社会现实问题与隐喻时代症候上都有相当不俗的表现。而曹保平的《光荣的愤怒》《追凶者也》和《狗十三》都有良好的现实基础。《光荣的愤怒》以极其写实的手法表现当下中国底层的政治生态和底层小人物的反抗,其黑色幽默与高度戏剧化之下包裹着深刻的社会反思与现实拷问。片中塑造的黑井镇村支书叶光荣是一个另类英雄,其外表看似猥琐、懦弱,但又保留着乡民几分天然的狡黠和鸡贼。比如面对村霸熊家四兄弟,他表面奉承,因为生活中还有老婆的民办教师身份始终无法转正等现实苦恼;但其内心对善恶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并通过自己的智慧带领受压迫的土瓜、大旺、水根、狗卵为首的村民奋起反抗,最后大获成功。《光荣的愤怒》的制作费用只有300万元,没有起用大牌明星,粗粝的影像风格与纪实的叙事手法完美结合。事实上,这部处女作也是迄今为止曹保平作品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
而他的另一部也是超小成本制作的《狗十三》,同样是一曲由现实主义谱成的青春挽歌。影片以散文化叙事笔调讲述了一个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13岁女孩李玩与狗的故事,从而向人们展示了青春残酷物语以及人类成长必经的撕裂,故事的背景关联了当下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和中国式的教育现实。李玩的父亲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形象,有儿有女、有房有车,但光鲜的外表之下深裹着的却是充满焦虑且压力重重的残酷现实:重组家庭,女儿依赖垂垂老去的父母抚养;自己整天奔波于职场,百般经营,甚至不惜拉上妻子儿女陪伴;面对青春期的孩子,自己有心却无力提供真正的陪伴。另一方面,中国的中产家庭通常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他们深知家庭未来的出路与压力关联着孩子未来的发展,李玩最后在父亲软硬兼施的“眼泪”与“暴揍”中匆匆告别了自己的童年,被规训为成人眼里听话的好孩子和好学生。《狗十三》从剧本到影片,导演删减了大量原有的李玩、李堂和高放之间的三角恋桥段,放弃了青春成长片通常偏爱的未成年视角,故事紧扣父女关系的主线,用一种成人式的全知视角,在散文式的平淡与朴实中极为隐忍地再现了当下中产家庭的焦虑、尴尬,以及一言难尽的苦难。[7]这种现实主义手法成功折射了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成长语境和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中产焦虑,有着丰富的时代症候意义。
然而,曹保平的学院派身份也使得他对现实的态度极为拧巴。一方面,他喜欢具有现实依据的题材,《李米的猜想》和《追凶者也》都有现实原型,而《狗十三》的题材源于编剧焦华静的亲身经历。但另一方面,他又在多次创作访谈中反复强调:“社会批判不是电影应有的功能,以针砭时弊的社会批判为前提,都成不了好电影。”[8]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到底应不应该承担社会批判的功能,特别是以反映社会现实问题为题材或原型的电影,如果拒绝社会批判是否存在不足?基于不同的艺术观,上述问题的答案可能不尽相同。曹保平肯定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但又拒绝以电影针砭时弊,忽略电影的社会批判功能,更多时候他把故事的社会背景仅作为增强题材或人物可信性的叙事策略加以运用,而非以电影为语言探索社会历史问题。这种拧巴的电影观使他的电影能从同期纯娱乐搞笑的一般类型片中脱颖而出,同时又必然受制于某种瓶颈,在艺术上难达巅峰。《李米的猜想》中两处自杀发生在同一个地下桥,刚好都砸在女主角经过的瞬间,这种桥段设计过度依赖巧合。而《烈日灼心》开篇的说书腔调在后文神秘消失,而结尾的几次反转在前面又缺乏必要的铺垫。这种叙述的断裂在深层上根源于曹保平的电影观,他的兴趣与目标落在电影的故事层面,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而非挖掘故事背后的问题。当然,作者意愿与文本最终完成度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许多作者有意追求的东西不见得能在文本中完美呈现,而一些无心插柳的深意却能恰到好处地自然流露,这些都是未可料知的事情,也是艺术创作的常态。曹保平的电影大抵亦是如此,尴尬与惊喜同在。
曹保平喜欢在电影中将人物置于某种极致的环境中加以表现,以诠释人性善与恶、美与丑、对与错等表面对立却又永远杂生于真实生命个体内部的现实人性。即便在类型片里,他也拒绝高度类型化的人物形象,而是执着于表现个性复杂的普通生命个体,表现其人性中闪光与阴暗同在的纠缠与拧巴。《烈日灼心》中杀人犯三兄弟对于弃婴“小尾巴”的救赎,《李米的猜想》中两个为爱痴情的毒贩,《追凶者也》中的杀手董小凤对在夜总会上班的舞女萍儿那份情义……曹保平所有影片中的核心人物几乎都是多面人物,甚至在选角上也注重回避一切符号化与类型化的可能:文弱书生张译穿着斯文的白色西服出演杀手,《光荣的愤怒》中的正面人物叶光荣外表猥琐,而恶霸熊老三则看着斯文端正。这些叙事策略使得曹保平电影中的人物形象迥异于一般类型片,表现出鲜明的性格,并具有一定的人性厚度。然而,由于曹保平对于现实干预的野心不强,所塑造的人物更多的是服务于剧情与戏剧冲突的需要,致使这些人物的塑造有些流于概念,或者说其刻意表现的人性复杂性或深度有些失真。《李米的猜想》中一个毒贩对于爱情的钟情更多的应该在贩毒行动之外,而且过度依赖巧合的桥段设计使得影片明显失真。而《烈日灼心》中辛小丰不顾兄弟三人的生命安危于天台救伊谷春更是匪夷所思,太不可信。或者说,影片中没有现实的基础让我们看到这些人物从至恶到至善转变的可能性依据。因为缺乏与其人性深度相匹配的现实基础,曹保平电影中的一些人物及其人性的表现过于甜美而流于概念。相反,由于人物扎根于现实基础,《光荣的愤怒》中的叶光荣集猥琐、懦弱、正直、勇敢、机智于一身,在农村现实的政治生态中却又是可信的。(www.xing528.com)
总的来说,曹保平电影的人物往往是多义而复杂的,他拒绝人物设置的简单和二元对立。因此,那些正面人物也有狡黠的自私本能,而另一方面他偏爱将人物置于极致的场景中考验,去呈现类型叙事中那些反面人物身上依然保留的人性温度。
作为学院派导演,曹保平认同自己“体制内作者”的身份,在现实生活的底色上进行类型的创作以及以杂糅为特色的艺术探寻,用剧情片的模式讲述中国故事,这种创作路径应是中国未来电影产业化发展的正途和主要方向。在这个大片云集而喧嚣的时代,曹保平在现实主义艺术精神之上对于电影艺术与商业的平衡探索,值得每个电影人尊重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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