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交融共生、类型拓展与受众本位的内容生产
新主流电影突破了主旋律电影的窠臼,在政治正确的前提或底线下,显现出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商业电影主流化及艺术电影主流化的交互融合的多种序列构成,通过对多元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逐步实现其电影工业美学建构。这些作为叙事资源的文化类型包括政治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及作为亚文化类型的青年文化、女性文化、民族文化等。从纵向历史维度看,包括传统文化和网络文化等;从横向历史维度看,包括好莱坞电影文化、欧洲电影文化、亚洲电影文化、中国香港及台湾电影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在新主流电影的多元叙事中得以交融共生,得益于文化环境的宽松、价值观念的开放和电影艺术的兼容属性,也指涉当前新主流电影生产对不同圈层受众期待视野的尊重和最大限度迎合。
早在20世纪末,《黄河绝恋》、《红河谷》、“长征”题材系列影片等主旋律电影就开始尝试摸索商业化运作路径。2010年前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影片已开始借鉴好莱坞商业大片的制作手法,对主旋律进行中国本土化嫁接。而从2016年《湄公河行动》开始,历经《战狼2》《红海行动》《无问西东》,再到2019年的《流浪地球》、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等,一系列新主流电影中的主旋律表达在电影工业美学维度下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在商业逻辑基础上自主勘探文化边界和电影语言的多重可能性,也在不断提升电影的叙事品质,实现新主流电影的工业升级和国际言说。
新时期的新主流电影生产能“自觉尊重当下年轻观众的趣味和接受特点,打造一种‘年轻态’的叙事美学、‘二次元’的造型美学、网感文化”,具有“文化工业化、产品娱乐化、故事类型化、语言通俗化”[9]等大众文化化趋势。
以观众为本位、大众文化化的新主流电影生产的基本策略之一是类型融合。为了适应被好莱坞类型片构建起来的网生代审美趣味,2006年的《云水谣》以爱情片的类型叙事传达政治主流意识形态,新主流电影开始自觉进入类型范式的叙事探索。军事战争片、犯罪片、动作片、灾难片、科幻片等类型随后进入新主流电影类型融合序列中。
起用明星策略是新主流电影生产商业化、大众化探索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明星号召力带来的粉丝经济效应,可使电影更加稳定地达到票房预期、获得经济效益,同时极大扩大了影片的受众面和传播效率,扩大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实现国家意志宣传和受众认同之间的有效缝合。但全明星阵容在新主流电影生产中的过度运用会增加不必要的制作成本,压缩内容成本的同时也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导致形式大于内容,进而使受众产生审美疲劳,不利于影片主题的宣教。如“建国三部曲”因其过于庞大的全明星阵容被指陷入“数星星”的观影窘境,尤其是《建军大业》为了接地气,集齐了大半个娱乐圈的流量明星,被痛批人物角色失真,给影片的票房和价值传达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基于面向市场和受众开发的新主流电影生产策略,还体现在影片叙事策略的多样化上。从叙事题材上看,新主流电影囊括了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和想象力题材,通过对战争题材、重大历史事件题材、人物传记题材、红色经典题材等类型的拓展和重构,以全新的观照角度打造史诗镜像,展现出中国革命历史画卷;通过真实事件改编、现实问题反思、生存状态再现、叙事空间扩大等现实主义内容来触发“情感询唤”机制,引发观众对影片的心理认同;还通过科幻题材的想象力叙事和美学表达,参与当下正在进行的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向国内外电影观众传达文化自信,契合想象力消费时代的观影需求。新主流电影的叙事策略还显现出从宏大叙事转向举重若轻、以小见大的平民叙事,以及立体化、个性化、复杂化的角色塑造的趋势。如《我和我的祖国》将镜头聚焦在共和国发展不同时期的平凡个体上,组合了7个不同年代普通人的故事,以小人物见证大时代,结合散点叙事、群众史观和高视点的运用,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肯定个体价值的人文情怀在影片中融合共生,引发观众共情。
在新主流电影的生产中,不管是类型叙事、明星效应还是多维叙事都应理性运用,要回归内容本身,讲好新时期中国故事,才能充分发挥影片的核心竞争力。
(二)媒介融合维度下新主流电影的技术升级与产业升级
1.新主流电影的数字叙事
进入21世纪,随着“工业4.0”时代的开启,数字技术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还“以一种霸道的方式深刻改变着现代人的意识结构”,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渗透和影响,并以一种主导性的力量改变着社会结构”。电影产业作为对时代最为敏锐的文化工业体系,被推向了媒介融合的最前沿,在VFX特效、CG建模、MR(混合现实)、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3D(立体成像)等新媒介技术的助推下,数字思维已经渗透到电影创作和技术创新的每一个环节,改变了电影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模式。(www.xing528.com)
面对新旧媒体呈现出的一体化、多功能的媒介融合趋势,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最先提出了“数字叙事”(Digital Storytelling)这种在文化层面上理解“媒介融合”的全新视角。所谓“数字叙事”,是通过多种数字技术和媒体渠道生产、传播、消费故事,指涉“不同媒体平台和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层面”。[10]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新主流电影在生产制作放映、宣发营销渠道以及受众市场等全产业链各个环节都发生了媒介叙事逻辑下的多重革新,包括数字技术建构的赛博空间带来“后人类时代”的观影互动体验、内容生产主体和资源的多元变迁、放映终端,对传统观影模式的窜改、电影市场的媒介融合促成产业链的延伸及电影受众开发等。
当电影媒介全面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在新主流电影中的广泛运用使其“对世界的表现已经不再是对真实世界的模仿或对人类想象力的呈现,电影影像完成的世界生成和呈现,可能是导演和观众都意想不到的那种视听空间”[11]。数字技术重构超越真实的具象虚拟现实,使新主流电影生产突破了传统影片的时空局限,创建了丰富的视觉意象体系和奇观空间,不断延展电影影像叙事的边界,同时创造了观影的全新体验范式。同时,数字技术还使得不同银幕尺幅在一部影片中同时出现成为可能。2019年的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将真实历史影像和虚构电影画面通过不同规格的银幕尺幅组合起来,标识了电影史不同阶段的媒介基本形态,以完成对电影胶片时代的自奠和致敬,同时,也向我们指涉叙事层面意义上的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时刻,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身临其境之感,使其成为共和国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者。
数字技术打造影像奇观并深度参与叙事的电影生产方式在《流浪地球》里被发挥到了极致,支撑电影“硬科幻”气质的2003个环境数字特效镜头完成了“末日叙事”的真实性建构和重工业美学风格的确立,成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之作”,推进了新主流电影的类型拓荒,向世界传递出“人类想象共同体”的中国言说。虽然《流浪地球》里的CG特效有了质的提升,但和好莱坞水平相比,整体特效制作级别不高,比如和《双子杀手》里的“全数字合成人像技术”打造的细致到毛孔S+级CG技术相比,至少有10年以上的差距。相较于当下好莱坞电影生产已经开始借助超高规格的数字技术探索数字电影的本体美学特征和数字电影语言的未来可能性,我国数字电影生产还处于关键性技术部门、技术环节缺失的起步阶段,需要更多的本土电影人在电影工业化、技术化道路上奋力直追。
2.网络时代的电影产业链扩张
电影技术的发展与网络化进程息息相关,但网络对电影生产的影响不仅限于技术层面,而是贯穿于整个电影产业链。新主流电影对网生代主流观众的迎合,使网络思维渗透至其电影文本的肌理,成为电影叙事的隐形因子。如《无问西东》的叙事结构就“带有互联时代‘数据化思维’的特点:四个年代、四个故事,每个故事自成一体,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结,环环相扣”[12],极富创意。
同时,互联网思维还被融入新主流电影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通过IP开发、众筹模式、大数据推广等方式参与电影的跨媒介创作、调研、试片和营销。新主流电影的创投制作公司一般都包含互联网公司,另外,网络的病毒式传播特征,使其成为新主流电影宣发、营销的主要阵地。如郭帆在电影生产过程中以网络调研等方式来调整创作方向,薛晓路在创作《我和我的祖国》之《回归》时,就在网络平台上搜索故事素材,并最终运用到电影创作中。《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通过高举高打策略性的网络物流传播和抖音营销迅速增粉引流,成为2019年国庆档的票房三巨头。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智能设备的普及,多屏互动、跨屏互动的终端融合成为新主流电影的传播特征之一。电影发行方和网络平台的多方合作,如国内外视频平台优酷、腾讯、爱奇艺、Netflix等,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观影模式,实现了影片基于智能移动端的播放和观看,大大提升了新主流电影的传播效率和市场潜力,也不断延伸、扩大了其产业链格局。
3.新主流大片的重工业属性和产业升级
在中国电影结构性调整、改革和优化的过程中,新主流电影生产处于电影工业体系的最前沿。《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多部电影全方位地借鉴了好莱坞电影工业经验,凸显了原创品质、工匠精神和工业创意,成为引发现象级争论的新主流大片。它们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遵循重工业电影生产原则,电影生产的资金密集,数字特效含量大并以精细化集群创作的方式开展,具有标准化、流程化、产业化属性,通过商业逻辑和创新逻辑联结爱国情怀、英雄叙事和电影类型,以高水平的现代工业制作方式、高强度的叙事节奏和高质量的视听奇观讲述中国故事,再经过商业化、市场化营销取得了票房的巨大成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工业化规范和主流市场受众需求成功配适的范例。在目前中国电影票房总排行前十名的影片中,新主流电影占据六席。但即便是在国内被称作“硬科幻标杆”的重工业电影《流浪地球》,较之好莱坞电影的工业化程度仍处在“土法炼钢”的阶段。在与好莱坞电影的博弈和竞争中,大片策略可能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一种重要策略和有效途径。新主流大片的升级进化需要更加成熟先进的电影工业体系来支撑。中国电影产业在全力提升“轻工业电影”品质的同时,更应加快现代电影工业体制建设,不断提升电影工业的创意水平和制作标准,尽快完成中国电影工业的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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