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力量导演研究：中国电影的新世纪新美学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断扩容，以及电影格局由大片时代向多元类型的演化，电影行业急需一批新鲜力量来提供优质内容，填补市场空缺。与之相应，各种扶持计划层出不穷，既有政府发起的资助项目，如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发起并主办的“中国青年电影导演扶持计划”（简称青葱计划）等；也有影视公司主导的扶持项目，如民营企业光线传媒发起的致力于把演员打造成导演的“新导演培养计划”、互联网影视公司阿里影业的“A计划”等；还有依托于名人的各类扶持项目，如贾樟柯的“添翼计划”、宁浩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等。

在这一潮流之下，国内各大电影节增设了创投板块与青年导演训练营，包括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以下称FIRST）、平遥国际电影展等在内，这些电影节在评奖体系之外，亦不断发展和完善新导演的扶持与培养系统。新力量导演的电影节生存，首先是一种借助电影节平台实现融资、完成创作的电影创作方式。相比第六代导演初出茅庐之时缺钱缺投资，只能在国营制片厂体制之外独立拍片的窘境，当下的新导演拥有更为多元的筹资渠道与更为可靠的体制内成长方式，电影节生存只是新导演出道的方式之一。遵循这一路线的新导演往往有着坚定的艺术追求与明确的作者意识，而当下的国内电影节平台在发挥传统艺术评价功能的同时，亦视电影为一种流通交易的商品，为新导演的艺术电影作品走向观众、走上市场配备了一整套支持体系。董越导演的处女长片《暴雪将至》即受益于FIRST影展创投项目，通过在创投会上结识新锐制片人肖乾操，项目由几千字的大纲一步步发展成由段奕宏、江一燕等实力演员加盟的中等投资电影，并在制片人的运作下入围“戛纳制片人工作坊”，进一步扩大了影片的关注度。最后，《暴雪将至》在院线上映的同时，亦获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大奖、台湾电影金马奖等多个奖项，成为新导演借助电影节获得投资、完成创作、走向市场、收获奖项的典型案例。越来越多的新导演被国内电影节发掘与培养，继而走上市场、走向世界，成为中国电影新力量的重要源流之一。

新力量导演的电影节生存，还是一种借由电影节的影响力与评价机制而建立作者身份、获取声望资本的方式。学者玛莉·德·法尔克将电影节称为“成长站点”，认为其悬置了电影世界的商业市场法则，放大了电影作品的审美成就和文化特性，“发挥着通往文化合法化的作用”^[59]。在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的分类标准下，除C类（非竞赛型电影节）外，A类（竞赛型非专门类电影节）、B类（竞赛型专门类电影节）和D类（纪录片与短片电影节）均以奖项评定为核心环节，邀请知名电影人组成评委会，对参赛电影的艺术水准做出专业评判。作为短暂而集中的节庆性质的活动，电影节以明星、红毯、大师、首映礼、颁奖等仪式吸引了大量媒体的关注，其中专业媒体的打分与评价对影片与导演在影迷和公众群体里的口碑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新导演若能入围电影节并获奖，意味着其创作风格与导演身份得到了专业电影人的肯定，并将借助电影节的广告效应，一举成名天下知。

新力量导演中，刁亦男、杨超、毕赣等导演仍延续了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海外电影节路线，但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第五代导演所依托的国营制片体制及所背负的“东方主义”指摘，亦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第六代导演所面临的西方电影节与国内官方之间“你奖我禁、我禁你奖”^[60]的意识形态斗争困境，新力量导演的海外电影节生存置身于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WTO后的新型国际关系体制与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新型市场体制之中，“影片的事实”^[61]逐渐剥离对立性意识形态的审视目光，而成为衡量中国电影能否在西方电影节获奖的评判标准。《白日焰火》在柏林获奖与市场卖座即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电影场域中，新力量导演不同于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的海外电影节生存路线。(www.xing528.com)

曹保平、万玛才旦、松太加等导演则借助上海国际电影节设立于2004年的亚洲新人奖登入影坛，并从本土走向海外。随着专注发掘、推广青年电影人及其作品的“FIRST青年电影展”（2006）、“平遥国际电影展”（2017）的设立，越来越多新力量导演被本土电影节挖掘并培养，出身FIRST影展的青年导演有郝杰（《光棍儿》2010，《美姐》2013）、王一淳（《黑处有什么》2014）、张涛（《喜丧》2015）、李非（《命运速递》2015）、张大磊（《八月》2016）、马凯（《中邪》2016）、蔡成杰（《北方一片苍茫》2017）、周子阳（《老兽》2017）、仇晟（《郊区的鸟》2018）、顾晓刚（《春江水暖》2019）等；出身平遥国际电影展的青年导演有文晏（《嘉年华》2017）、刘健（《大世界》2017）、鹏飞（《米花之味》2017）、白雪（《过春天》2018）、霍猛（《过昭关》2018）、吕聿来（《桃源》2018）、梁鸣（《日光之下》2019）、叶谦（《番薯浇米》2019）、杨荔钠（《春潮》2019）等。其中诸多作品在获得国内电影奖项的同时，亦不断入围重要的国际电影节，这一方面证明了新力量导演自身的创作实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上海国际电影节、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等国内电影节所搭建的国际化电影评价平台，吸引了诸多国际电影节的选片人到此选片，有力推动了新力量导演的海外拓展之路。此间，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全球15个国际A类电影节之一，充分发挥了其与全球各大电影节的合作优势，与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东京国际电影节、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等世界各大电影节开通国际直通车，推介“亚洲新人奖”的入围及获奖作品走向世界，并携带正在融资阶段的电影创投项目登陆海外各大电影节，助力新人导演寻求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及合拍可能，以电影节的平台优势与国际影响力扶植中国电影新力量。尽管如此，除了刁亦男斩获柏林金熊大奖之外，较第五代、第六代导演而言，新力量导演少有在世界三大电影节获得重要奖项，部分原因可能正在于电影节扶持体系所仰赖的资本力量，使得新力量导演电影作品的艺术性相对萎缩。

不同于奥斯卡金像奖只有颁奖典礼的评奖体系，电影节在评奖之外，还拥有完善的展映平台与放映体系，与商业院线形成互补之势，共同维护着电影工业的多样化景观。作为影迷的节日，放映是电影节的立身之本，使得许多无缘院线的艺术电影得以走向观众。上述提及的诸多新导演之获奖作品，部分有幸进入院线，部分则借助电影节巡回展映系统，巡游于国内外各大影展，实现了小范围的公开放映，借以收回成本。以FIRST青年电影展，其放映体系包括影展放映与主动放映（非电影节期间的线下放映平台），影展放映内部又可分为面向影迷的常规放映与面向公司的产业放映。在产业放映环节，通过征集并筛选入选片单，FIRST为新导演与宣发公司、出品公司、国际电影节选片人搭建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积极推动新导演的电影作品进入商业院线与国外影展。主动放映分为春秋两季，分别面向高校与城市艺术空间进行巡展，FIRST将策展的权力下放给观众，由当地的策展群体与放映厂牌自主策划放映，不断塑造与培养乐意接受与欣赏新导演和艺术电影的影迷群体。如此多样化、跨地性、观众自组织的长线放映机制，在商业院线、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之外，打造了一条推广新导演、宣传艺术电影的放映渠道，以此构成了新力量导演电影节生存的重要方面。

创投融资、艺术评判、展映平台，构成了电影节网络兼顾资本与艺术、制作与渠道的垂直整合系统，选择电影节这一生存模式的新力量导演，在拥有艺术之名庇护的创作自由的同时，亦在积极推动艺术电影市场化的新趋势下，面临着艺术与商业的双重考量。尤其那些借由电影节创投会实现融资的新导演，更是在创作伊始便面临着电影节品位与市场可能性的双重期待视野，其电影创作呈现出力图平衡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倾向，显现出“体制内作者”的身份意识，从而使得新力量导演的艺术创作呈现出多元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