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新力量导演：体制内作者的身份塑造

在制片人中心制与导演资本制的产业化生存模式下，新力量导演的艺术创作成为电影产业链的环节之一，遵循制片方针的设计与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扼制导演的个人抱负，导演仍可发挥自身的艺术创造性，同时也需尊重体制的要求与受众的期待，产业化生存已成为其不可忽视的创作背景，艺术与商业、个人表达诉求与制片体制要求之间的冲突和较量，成为部分有艺术风格追求的新力量导演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陆川曾在分析新好莱坞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文章中，将其定位为“体制中的作者”，认为科波拉的电影创作“尊重体制的核心要求（好莱坞体制的核心是观众），自觉地从自身电影体制所赋予的土壤中出发（吸收并突破成规）进行创作；并且以高度的自觉区分个人创作和大众艺术创作的创作姿态，尊重体制的期待”^[8]。电影作者论作为导演研究的重要理论，一方面强调导演对电影创作的全面控制，将电影视为“摄影机-自来水笔”传达个人的思想与风格，进行先锋电影和艺术电影生产，形成一种“对个性的美学崇拜”^[9]；另一方面则作为一种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致力于从大量影片中识别重复出现的主题和风格特征作为导演的“个人签名”^[10]，其分析对象不限于艺术电影，《电影手册》的评论家即主张将“作者策略”应用于分析好莱坞电影，去发现电影产业体制之内的电影作者。因而，“体制内作者”本身即为电影作者论所关注的对象之一，其分析重点在于导演如何权衡电影产业体制的要求与艺术个性表达的冲突。

新力量导演群体中亦存在大量“体制内作者”，相比主体性高扬的第六代导演，新力量导演的产业化生存环境使他们成长为务实的一代，在张扬个人风格的同时，亦自觉遵循着体制的要求。此处的“中国特色电影体制”，不仅指电影产业体制与市场环境，亦指“中国社会体制、道德原则和现实规则等本土性要求的总和”^[11]，如电影审查制、电影分级制的缺席与合家欢的观影期待等。

“体制内作者”的身份塑造，核心在于体制要求与作者表达之间的协商与平衡。刁亦男是新力量导演中“体制内作者”的典型代表，在创作《制服》（2003）、《夜车》（2007）两部小成本艺术电影之后，2014年的《白日焰火》体现出一种明显的体制化转向。刁亦男坦言，为了找到投资，曾多次调整剧本并增加一定的商业元素，“要换整个系统，原来对电影的认识特别艺术、自我、个人的，现在要进入到工业的环节当中去，让它有一定的受众面。重写到第三遍时找到了这么一个商业和作者可以结合的表达方法，在剧本上可以让投资人感觉到它是有市场潜力的，至于最终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心里也不是完全清楚，但是我觉得要放开了拍，而且要坚持自己原来好的风格，然后不排斥商业片那些灵活运动的镜头。原来我特别喜欢用定镜、摇镜、运动镜头，我很少用斯坦尼康，这次大量使用”。^[12]影片最终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并取得了过亿的票房成绩，可谓名利双收。(www.xing528.com)

相比刁亦男的体制化转型，曹保平的电影创作则从一开始便体现出自觉的“体制内作者”的身份意识。《光荣的愤怒》（2006）结尾的“神兵天降”普遍被认为破坏了影片的艺术性，是出于规避审查的目的，而曹保平本人则认为：“我其实一直很确定我要拍院线电影，从《光荣的愤怒》一开始，我就没想过要把它定位成一个电影节电影或者是地下电影，而且我是一个比较清楚规则的人，会大概知道一个商业片的边缘和界限在哪里，所以即便结尾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会令故事更为极致和特别，我的商业取向还是决定了我不会去触碰那些界限和雷区。”^[13]同样，曹保平在拍摄《狗十三》（2018）时，亦规避了剧本所呈现出的电影节电影倾向，选择“让观众贴进去”^[14]的更接近主流剧情片的叙事方式，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在自觉遵循体制要求之下，曹保平对电影的艺术品质精益求精，致力于为中国主流电影增添智力因素，其电影呈现出复杂叙事、极致状态的人物刻画、深刻的社会关注与人文关怀等特点。

在曹保平的电影创作过程中，作者表达与体制要求亦曾出现过冲突，他曾说，“如果《烈日灼心》再长15分钟，那么可能它受到诟病的地方就会少90%甚至更多，这也是我当时跟制片人、投资方一直对抗的地方”^[15]。制片方出于排片的考虑，希望电影控制在120分钟以内；导演出于创作表达的目的，希望保留多于150分钟的片长，双方最终达成妥协，以139分钟定剪。对此，曹保平的态度是，承认项目的失控，并表示在做下一个项目时努力弥补，“我现在的这个电影（《追凶者也》）直接就剪到120分钟以内，因为我从一开始就预估到自己一些想法的不现实，所以在电影拍摄之前我就做好准备，我觉得正视并努力达到对职业导演的要求没什么不对”^[16]。这一对导演身份的定位，正是“体制内作者”之身份意识的显现。

刁亦男、曹保平等新力量导演中的“体制内作者”，选择以一种商业片的方式处理艺术电影的题材和主题，从而在中国特色的电影体制之中彰显了自身的作者风格。正如刁亦男所说，“通过追求一种风格，会让我们对形式保持一种警觉，这种警觉有两个作用：第一，它会让我们的感官愉悦不仅仅建立在内容上；第二，它会激发我们使用理智”^[17]。对风格的自觉追求是作为“体制内作者”的新力量导演区别于其他纯商业型、隐匿自我主体性新力量导演的重要标志。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结构的完善与市场的进一步扩容，分众欣赏的时代已然到来。“体制内作者”的电影正在迎来更大的生存空间，并逐渐成为更多新力量导演的身份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