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新力量导演崛起：新世纪新美学的产业化

2003年，中国电影全面产业化改革正式启动。伴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协议的签订，大量香港电影人开始北上，在激活内地电影市场的同时，亦带来了高度工业化的电影制作观念。随后，《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4年）、《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2010年）、《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2017年）等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文件的颁布与制定，勾勒出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坚实道路。此间，投资渠道的多元化、民营影视企业的崛起、发行渠道的规范化、营销宣传的网络化、影院建设的规模化、放映终端的多屏化，以及后电影市场的开发等一系列变化，从制作、传播、放映与消费等多个层面彰显着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成果。在这样的结构性变革中，视电影为宣传工具和艺术作品的传统观念开始转变，电影作为大工业产品与市场化商品的观念开始凸显，产业化的媒介生态作为一个既定事实，成为新力量导演走上电影创作的必由之路。

2010年，随着中国电影年度票房跨越百亿大关，一批中小成本电影屡屡成为现象级影片，如创造了“双十一”档期的《失恋33天》、突破国产电影10亿票房大关的中小成本喜剧片《人再囧途之泰囧》、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的《小时代》系列，以及引领了青春片风潮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与之相应，一批名不见经传的新导演开始登上中国电影舞台，迥异于体现国家意志的主旋律电影和表达人文关怀、追求形式创新的艺术电影，亦不同于21世纪以来的国产大片路线，这批新导演大多选择以中小成本类型片起家，面向市场与受众进行创作，自觉顺应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发展道路，并以亮眼的市场表现与票房成绩，成为彼时国产电影对抗好莱坞影片的中坚力量。

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中美电影协议》，引进分账片的数额从此前的20部增加到34部，进一步抢占了国产片的市场份额。在“好莱虎”的强势入侵下，新力量导演迎难而上，以小博大，不断刷新着票房奇迹：《人再囧途之泰囧》（12.67亿）的票房收入高达同年上映的《碟中谍4》（6.75亿）近两倍，并位居年度票房冠军；《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7.19亿）亦取得了接近同年上映的漫威影片《钢铁侠3》（7.68亿）的票房成绩。新力量导演的集体发力与救市表现，为中国年轻导演的创作赢得了资本青睐与市场空间，并引起了政府与学界的认可和关注。2013年，《当代电影》杂志于第8期“本期焦点”栏目，首次提出了“中国电影新力量”的概念。2014年，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主导的“2014中国电影新力量推介盛典”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新力量导演群体正式亮相，并获得了来自学界与政府的正式命名。(www.xing528.com)

在市场中突出重围的新力量导演，借势于中国电影市场的腾飞与产业结构的完善，其电影创作走出了导演“一言堂”的手工作坊阶段，走向一条以创意为核心的电影全产业链开发与制作之路。电影的全产业链运营，一方面延长了传统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的垂直一体化链条，强调衍生品制作与后电影市场的开发；另一方面则从横向维度打通了跨媒介、跨行业、跨地域的壁垒，围绕“创意”这一核心概念实现了全产业链的协同合作。近年来的IP（全称为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之意）热潮典型地体现了电影作为创意性文化产业之一环对于符号性象征资本的生产和消费，这一现象亦与新力量导演多元化的出身背景和跨界实践息息相关，从而实现了创意的跨媒介、跨行业流通，缔造了一部部现象级影片，并跨越了电影市场的票房层面，进而引发了连锁性的跨界反应。如由《人再囧途之泰囧》引发的国人赴泰旅游热潮，凸显了由电影所引发的体验型经济效益，并进而推动了国家层面的政治外交，导演徐峥及剧组成员因此受到了时任泰国总理英拉的接见。随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度时表示，“中印两国将加强影视交流与合作，就像电影《泰囧》播映后，更多中国人到泰国旅游，两地互拍能促进旅游业发展，还能增进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1] 国家领导人的牵线搭桥为中国电影的跨国拍摄提供了政策保障，跨国拍摄对旅游业的促进作用则使其更加受到各国政府对境外剧组实行拍摄补贴等政策鼓励，从而推动中国电影市场涌现出《北京遇上西雅图》《等风来》《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等以跨国叙事为卖点的新力量导演影片。电影从一个相对自足的艺术作品，转变为一种开放互联的创意文化产业，创造了跨媒介、跨行业、跨地域的经济与文化价值，并于此间潜移默化地形塑着新力量导演的电影创作实践，推动其自觉践行一种产业化生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