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肉才子陆步轩：家有山妻胜过北大招牌
10年前，一条“北大才子卖肉”的新闻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引发了一场“读书是否有用”的社会大讨论。陆步轩因此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杆，引发无数人对中国教育的声讨和反思。然而10年后，陆步轩重新站起，不但与校友合伙开办屠夫学校，还将卖猪肉，这个看似简单的活计提升到理论高度，撰写了《猪肉营销讲义》，甚至重新登上母校的北京大学的职业素养大讲堂。
人们想知道，10年里，在陆步轩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促使他从生活的低谷中振作，从跌倒的地方、曾经的伤心地华丽转身？带着诸多疑问，本刊特约记者近日采访了陆步轩，听他讲述自己跌宕起伏的婚姻生活。
遭遇挫折，穷困潦倒时，她走进了我的生活
我叫陆步轩，1965年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一个偏僻的乡村。10岁时母亲意外故去，单亲家庭加上闭塞的环境、穷困的生活造就了一个外表自卑、木讷，内心躁动、反叛的“书呆子”。小学成绩优异，毕业考入全区（当时的行政区划，几个乡镇划为一个区）重点班；初中学习平平，未能考取中专而跳出“农门”；高中放弃重点，选择离家较近的普通中学刻苦读书；1985年，以超出分数线120多分的成绩，考取心仪已久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了十里八乡乡亲们仰慕的“公家人”“文曲星”。
当时国家统包分配，顶尖大学名牌专业，依照常理，接下来的生活似乎是少年得志、衣锦还乡、平步青云……可惜，生活没有既定的模式。
1989年我大学毕业，昔日“天之骄子”一夜之间变成“时代弃儿”。在遭遇M次婉拒、N次退档后，无奈被分配至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面对一个当时停产、濒临破产的百十人小厂便是我的饭碗，我的家，叹口气，跺跺脚，粮户关系一放，头也不回地离开还不如流浪。
峰回路转，不久我被借调到长安县计经委——柴配厂的上级机关，担任党办秘书，兼团专干，管理企业政工人员职称评定。“借调人员”通常是“临时工”的雅称，可谓“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累”。这种“二等公民”的日子混了两年，恰逢邓小平同志南巡，国家号召在职人员停薪留职办企业，前途渺茫的我，作为唯一一个身强力壮者，被计经委退居二线的副主任选中，与一帮老头、老太太一起创办经济实体。
在一没场地、二没资金的情况下，色纸厂、化工厂相继诞生，新特医药经营部也在筹备之中。表面的浮华掩盖了内在的虚幻，也赢得了我的第一次婚姻。转眼之间，我已二十有八，进入大龄青年的行列。一个身材高挑、唇红齿白、清纯可爱的女孩走进我的生活。1994年5月28日，我们步入婚姻的殿堂。因无自有住房，加之大龄晚婚，为了不委屈她，我倾其所有，甚至不惜债台高筑，金银首饰应有尽有、进口家电一应俱全。结婚那天，单位领导亲自主婚，亲朋好友都来捧场。领导勉励我们：“干好公家的事业，过好自己的日子！”
不料领导一句很好的勉励辞，后来竟一语成谶，完全变成了反语。
企业在“疲软”的市场环境中苦苦支撑，我们的婚姻仿佛也渐渐地感染上了“疲软”。婚后，她如变了一个人似的，讲究档次，追求消费，随心所欲，全然不顾创业的艰辛，往往我一个月的工资花不了两三天，生活常常捉襟见肘。不得已，拆东墙补西墙；怀孕、流产后，更是变本加厉，而且喜怒无常，于是由吵架演化为冷战，乃至分居。终于，婚后不到两年，伴随着企业的倒闭，我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心平气和地去民政局用“红卡”换回了“绿卡”。
那时因“海水”呛人，创业受挫，当年的创业伙伴纷纷“上岸”，而我却因为是“借调人员”，加之年轻，“创办实体表现突出”就再也没能回到体制内。
有人说，事业与婚姻往往是一对孪生姐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婚姻的失败，我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城市没工作，农村没土地，家无隔夜炊，身无换洗衣。当时心情糟透了，整日无所事事，完全忘记了日和夜。起居无规律，逐渐患上了失眠症。为了缓解睡不着的痛苦，又学会了打麻将。
浑浑噩噩中，我遇到了现在的妻——一位朴实的农村姑娘陈晓英。她是长安韦曲镇人，父母都是农民，家中姐妹好几个。初中毕业，不甘于关中农村传统的生活模式的她就外出打工。现代都市多姿多彩的生活与闭塞落后的农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高不成，低不就，以至于到了28岁，依然待字闺中，而二十四岁的妹妹紧随其后，眼看就要步入剩女的行列，成为老大难问题。(www.xing528.com)
我听信父亲的忠告：“居家过日子要实实在在，花里胡哨的靠不住。”就这样，我们一个无产阶级“二锅头”，一个农村剩女“老大难”，省掉繁文缛节，与她的妹妹和妹夫一起举行了“集体婚礼”。
我的这次婚事办得潦草，家里也根本没什么准备。家具还是以前的旧家具，电器只有前妻没看上的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恰应了《芙蓉镇》里的一副对联：“一套旧家具，两个新夫妻。”由于长期单身，我的房间乱七八糟，书堆得满地都是。陈晓英“入驻”我家后，先把家具全部用油漆重新刷了一遍，然后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添置了录像机和电冰箱。这样，一个像模像样的“家”就被打造出来了。
从俯视到平视，再到仰视，妻让我刮目
在单位，咱是小人物，从未有过一官半职，不知道为官的滋味。为了过把官瘾，婚后，我牢牢地抓住家政大权，施展家长的权威，说一不二；她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我喜烟，她从不干涉；我嗜酒，餐桌必备。即使打麻将，也只许她拉把椅子，拿上毛衣，静静地干活、观战。无论输赢，端茶递烟，添衣送饭，不得指东道西，胡言乱语，更不能有半句怨言。对我这些“霸王条款”，妻子笑眯眯全盘接受。妻子的温柔贤淑，让我在人前挣足了面子。
有好事者问过她：“你嫁给北大才子，你俩平时都聊些啥？”妻子笑呵呵说道：“不聊，我看电视，他看书。”
婚后第二年，女儿将诞生，丈母娘帮着带孩子，常住我家。有了孩子与她姥姥撑腰，妻子开始变得絮絮叨叨。我以为噩梦又要重演，烦躁得整天塞住耳朵，装聋作哑。就在不知不觉的安静中，妻子为我诞下了可爱的女儿。捧着粉雕玉琢般的小生命，我欣喜、惶恐、期待……更多的是对妻子的感激。
那时，为了处理化工厂的滞销产品，更为了养家糊口，我开了一家小型装修公司，有十多个工人。无奈我人脉有限，揽到的业务不多，工人队伍很不稳定，往往是一项工程刚刚完结，工人便作鸟兽散，待到下一单活计，又得重新招人。伤时费力，质量难以保证。当时县城整治人力三轮车市场，妻子从中瞅到商机，撺掇我赶紧申办。通过麻友的关系，走后门搞到两个营业执照，改装好三轮，却抹不下面子上街拉客，三轮便成为闲置资产。妻子提议让闲下来的工人轮流蹬车，挣多挣少归他们，以稳定工人队伍。果然妙招！工程质量稳步提升。
从此，我开始对妻子另眼相看：虽则文化有限，汉字划得如片假名，写张便条得咬笔头，但头脑灵活，社会经验丰富，办事老成持重，而且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总是哈哈一笑。她的性格与我的拘谨恰好形成互补。于是，我开始放下家长架子，悄悄对她心生敬佩，遇事也与她商量着办。
毕业10年，我先后尝试过多种生意。也许命不克财，小本生意稳赚不赔，但本小利薄，勉强混个温饱；赌注稍微大点，稳赔不赚，一直发不了洋财。时光流转到1998年，国家整顿楼堂馆所，装修生意一落千丈。妻整天唠叨：“孩子大了，这样下去不得了，能凭打麻将养活我们母女吗？”并怂恿我开个小店，我只管进货，她与她母亲看摊，我照样可以接活路、打麻将。于是，1999年6月，我们在环南路十字盘下一间门面，开了一个小商店。不曾想因不熟悉进货渠道，不懂货物摆放技巧，不售假货、劣货，开张三个月，被梁上君子光顾多次，结果赔了一万多元。
小商店难以支撑，妻子的一位同学在青年街经营肉店，生意不错。妻子便去找同学聊天，学习经验。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建议将商店改为肉店。我一听，脑中立刻浮现出一幅污水与血水横流，腥臭与苍蝇共舞的画面，一时难以接受。可一向温顺的妻子却始终坚持，并劝我放下“北大”的光环。她告诉我：“你早就告别了北大，别忘了现在你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见我仍犹豫不决，她又笑着说，她是我的福将，感觉这次有撞大运的命。她的一番说服，让我感觉这女子就像咱西安的羊肉泡馍，看上去软和，一口咬下去挺有劲呀！
无奈，我只有勉为其难，重新刷新了门店，聘请了卖肉的师傅，开起了“百兴肉食店”。杀猪卖肉是力气活，少不得壮劳力，我只得以曾经握笔的手，拿起了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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