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与法律都是维持秩序的一种手段，在二者中也分别会形成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在传统的道德秩序中，道德是人们所尊崇的绝对权威，重在培养人的德行，并运用其至高无上的约束力规范人们的言行。秩序的维持依靠的是人内在的道德，而不是外在的规则。统治权威必须首先是道德典范，在德才不能兼备时以德为主要的考量标准。道德秩序多存在于人治色彩较浓的社会中，法律即使存在，也是作为道德统治的一种辅助性工具，甚至法律的内容反映的也是伦理道德的规定。在道德秩序中人们的认知方式与在法律秩序中是截然不同的，法律秩序中人们判断人、事好坏的标准不在于是否符合道德，而是是否符合规则和程序。权威不再能仅依靠道德获得权力和地位，必须按照程序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和选票。“个人人格已经与合法性基本无关，合法性的意义全在于程序的合法性，而程序则是被合理化了的。”道德和法律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究竟哪个是更好的治理方式？恐怕没有绝对的好与坏、高与低，只不过因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而适应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及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法律替代道德占据主导地位，法律不再是道德的附庸，获得了自身的充分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可有可无，相反法律需要从道德传承中寻求其价值根源，被赋予合理性，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与道德并存且法律发挥着主要作用。中国有着很长时期的道德秩序，道德文化源远流长，遗憾的是法治文化没有得到必要的滋养，传统社会没有为其提供发展的土壤，导致法治政府建设中缺少像西方社会那样的现代法治文化和法律规范系统。当道德与法律并存，缺少文化根基的法治的效力便大大削弱，人们习惯于遵循道德而不是法律规则，一旦道德与法律规定发生冲突，人们会质疑法律的合理性、正当性，坚信道德律令。如在法律下乡过程中曾出现的一些诉讼案件依法律作出的判决却与农民世代遵从的道德规范相悖的现象，影响了农民对法律的认同。此类现象并不只发生于农村，它的普遍存在一方面表明法律与道德在我国没有完成对接，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尚未很好融合起来，产生了遵法还是遵道德的两难选择，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文化基础深厚、法治文化缺失的社会建设法治政府的难度。
道德与法律一个代表内在约束，一个代表外在规则，二者应形成一种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关系。现代法治的发展化是要治理仅靠道德已无法规范的领域，弥补道德规则固有的局限性，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规则化、程序化，以此来化解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复杂的问题和矛盾，在人的物质欲望与精神追求之间进行平衡和调适。因为道德虽对人的言行有规范作用，但只能通过潜移默化来施加影响，其本身并不拥有和法律一样的强制力，需要法律以强制力矫正违法行为，维持社会秩序。在法治文化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道德与法律两种规范模式的并存，会使我国法治政府建设面临不同的文化境遇：一是道德文化占主导，一切行政行为出于道德和自律性，将法律置于次要地位。当道德与法律不相冲突时，这种行政行为是对法律的一种贯彻，但如果相冲突，便会遵从个人内心的道德规范，背弃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使权力人格化，造成人民利益的损失。二是法律文化占主导，法律是一切行政行为的准绳，严格依法办事、化法行政已经内化为一种行为习惯，法律得到由内而外的尊崇，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管理工具，道德只作为一种辅助规范发挥着补充性作用。三是道德与法律两种文化复杂交织在一起，难分主次，行政主体在两种文化的作用下选择何种行政行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易使行政主体的思想观念出现困惑，两种文化力量均失去对行政权力的约束效力。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不可避免地会经历道德与法律二元并存的文化发展阶段，法治政府建设在两种规范的夹缝中艰难发展，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关于道德、伦理的文化，它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关系、人际关系抽象化为统一的道德标准，并传承延续至今，而法律文化的基础尚浅，一直没有获得发展的机会。道德与法律两种规范的碰撞与相互调适使人们经常会怀疑法律的有效性，怀疑法律能否为其提供可靠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保每个行政人员都依法办事，都去遵守法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会变得非常困难。(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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