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一国与他国采用和平形式的交往，通过访问、谈判、缔约等这些外交活动来维护本国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和发展与各国的关系。现代外交遵循平等互利、公平共处、互不干涉等基本原则，在全球化发展和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世界成为“地球村”的今天，外交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外交可维护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协调国家关系，促进本国利益。外交内容丰富，“外交包括国家间谈判的艺术和实践，以及不引起敌意而获得利益的巧妙安排，演讲或机智，外交官指精于或善于处理应对国际关系的人，而外交本身是一门处理外国事务、外国民族、外国政府或本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艺术”[15]。外交是一门艺术，精明的外交官或精于此道。
国民政府外交上的主要问题是强敌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全面抗战尚未爆发，日本意图侵略中国的野心已为我国先见者所察觉并深为顾虑，以胡适为中心包括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傅斯年在内的独立社在社刊《独立评论》中评论中日时局道：“对于当时大局，重在唤起人心，共保国土，决不可轻中日本传言，半壁自安，放弃北部。对于国家前途，则主张实行民主政治、经济建设，发扬国力，保国疆圉。对于日本，则以地处近邻，不宜隔阂，节叙概要以为绍介。”[16]1928年，余天休出版《日本对华冒险行动》一书，该书通过理智分析，识察日本侵华之心已久的阴谋企图，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余天休政治外交上的先见之明。就历史而论，以现在看来，中日之战固不可避免，而以中国发展缓慢之农业国家对抗彼时工业化的日本实属困难，但与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变相侵略初期退让妥协过多，实行不抵抗政策，以致养虎为患难以控制也有莫大关系。如若开初即对来犯之敌迎头痛击，使其胆战，熄灭进一步侵略野心，消磨其意志，不至于后来被步步蚕食，日本亦不敢愈发嚣张，贸然开战。抗击是防守的最好办法，一味息事宁人并非上策，日本实为国民政府最大外敌。
余天休论外交，包括外交语言、外交行为方式和目标等。他说一国的综合国力是外交的基础和保障，古语曰“弱国无外交”，外交成效取决于国内建设和发展状况。只有增强国力，才有外交，外交舞台基本被强国占据，发出的是强国声音。外交体现为该国对外国事务的谈话、对国际关系事件的态度，而这些都建立在本国实力发展的前提下。近代我国国力羸弱，对外发出的声音不被他国重视，土地被瓜分，在这种情境下，与其多出无用之言，不如将着力点放在增强自身实力、积蓄力量上。余天休说，治国交邻不在多言而在力行，埋头苦干，言论在外交活动中至关重要，言语投机则异性结为金兰，言语不合则玉帛化为干戈，古人告诫慎言。先行后言，多言数穷，言多寡信，言行君子之枢机，程子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唯口出好兴戎。近代国际信奉强权无公理，强权要素，曰金力，曰兵力，收复失地非逞口舌之便宣传口号可以坐得。当然并非不要外交声音。若非要外交辞令，则不卑不亢，有如白水，淡而有味，质而有物，随机应变，不落实际，临事不甘屈服，与其多一句不如少一句，多而无味，侧重事实，辞令不过一节耳。牢记弱国贫国无外交，如无武力金钱为后盾，绝无强硬发言权可言。[17]外交是一国大事，外交活动的道理和个人立身处世一样，说话行事需慎重，处理与外国关系上要尽量寡言，如果非要说明，则描述事实，求得真凭实据，语句上不过于修饰，态度风骨恰到好处，既不表示屈服，也不强硬。上策则为努力发展，致力建设，增强国力。
近代环境复杂，面对强敌来犯是强硬还是妥协，是进是退，如何与大国结盟，与哪些国家结盟，每一步都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国家整体实力不够，外交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余天休分析外交的类型，将外交分为若干种类，外交方式随时运而定，不一而足，不守固定的程式。“现代外交，诡异多端，有秘密外交，也有公开外交，有进取外交，也有保守外交，有自主外交，也有妥协外交，有单边外交，也有多角外交，有自动外交，也有被动外交，当今之世，弱肉强食，左手仗剑，右手携简。此外，外交应公开，人民有参加批评权。”[18]外交政策随所处环境和国家利益而定，没有一定之规，一面凭恃强力，一面依靠策略声明，谋定而后动。外交方式多样，说的和做的未必一样，外交不是做老好人，见到外国人就躲避三舍，息事宁人，大事化小，订立和约，而是以主权、平等、互惠、均势为国家互动的基本原则。采用何种外交方法较为恰当，不局限于少数决策者，可以扩大至外交学术机关，听听学者意见，还让民众参与，共同讨论国际问题，“国家实力不单指财力军力，必要指精神上的援助，必要国家民众思想一致，发挥合力，勇于奋斗”[19]。制定外交策略本身是政府和人民合和汇聚团结一致的过程，政府和民众不隔膜，政府不对民众讳莫如深，而是开放言路，集思广益，各方辐辏，和衷共济，必定能够提出适宜的外交对策。(www.xing528.com)
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事件，余天休著长文探讨了事件性质与应对措施。他介绍了日本近年的发展、日本的对外政策及在中国满洲、山东的企图，重点探讨了济南事件的前因后果及日本通讯社对此的报道策略，说明济南事件蕴含的法律因素，中国政府对此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余天休用英文写作《日本对华冒险行动》一书，意在面向英语世界发行，在国际上获得公正回应，使国际人士了解事情真相。他重点从法律方面阐明了济南事件中日本进驻山东的非法性，遵从国际法和国际统一规则，将法律作为获得国际公正的武器之一，事件发生后只顾博得国际同情是不可能的，也是无用的，重要的是证据和条理。以此角度，自然得出这一事件所导致的战争交火、毁灭道路桥梁、民众伤亡等各后果都应该由日本承担的结论，可谓提纲挈领，直击要害。如此避免了在此问题上进行关于谁首先制造事件以及炮击的首要原因和后果如何承担的无谓争执，因为依法来看日本兵根本无权在此驻扎。所以对于日本炮击山东故意制造事端以及借此反向中国提出的五条无理要求，中国要坚决说不，并立即坚定宣布这个约定无效，这是一个无效条约，要否认日本的每一条无理、不合法的要求并要求日本承担一切事件的后果并向中国道歉，立即撤兵、赔偿所有损失，惩罚日军事件制造头目。在这些条件没有答应之前，不和日本进行任何谈判。如果贸然答应日本这些看似简单的五个初步条件，即承认错在自己，理由亏欠，并且以后更多的获赔条款将蜂拥而至，后果不可控制。以上是余天休基于自身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以及他对法律知识的掌握而选取恰当角度进行的说理解释，应对态度不卑不亢，纠正了外交中可能违犯的错误，也是对日本侵略我国前期的一种必要斗争手段。余天休收集了济南事件相关报道声明的资料以及各国对此事件的反应附录于文后。他在该书前言中说：“一个国家和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有强盛富足的时候，也有生病不幸的时期，这是宇宙社会不可避免的规律，中国还是传统社会，而强邻已经步入现代，所以遇到这种事情也不必失去信心。中国要有发展眼光，增加实力，不可忽视大众，唯有提高全体福利和改善物质工具两项，才能避免落后和被侵略。”对于遭受日本侵略，不必泄气气馁，要努力发展自己，国家只有强大，才能避免侵略，首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加强经济建设，发动民众力量。其言之凿凿，至今警醒于耳。
余天休客观分析了国际关系，在国际形势上做出了至今仍非常重要的几个判断：其一，警惕日本，战后要求日本赔偿，因日寇侵害我国为害至巨，非令其赔偿不可；其二，戒备俄国，俄国据有我国巨大领域，且边界与我国毗连最长，对我国怀有恐惧之心，勿与俄国发生误会，更应注意应付和时刻提防俄国。[20]当前专门研究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失误的地方较多，其中主要包括对日关系和对俄关系。“九一八”事变后，政府持不抵抗政策，一味妥协退让直到“七七”事变。战后匆匆宣布“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对日索赔与和会问题上受制于美、苏，未能取得一个公正合理的结果。而在对苏联关系上，苏德战争使中苏关系恶化，种下苏联对华处处为难的重要因由，战后在蒙古、我国东北问题上对苏联的重大退让，不仅未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反而增添新的主权损失。[21]余天休的观点与这位研究者一致，可贵的是，余天休本人提出这些观点时尚处于局势之中，“身在此山中”却“识得庐山真面目”。另外，余天休提出促成朝鲜半岛统一、确定东亚和平的主张，也具有不同寻常的现实意义。现在朝鲜半岛的朝鲜与韩国分裂，这一地区相当不稳定，屡屡出现风云事故，朝鲜拥有核武器，试验核导弹发射，搅动地区和世界局势动荡。未来如何演绎，是统一还是分立更有助于这一地区的发展有待观察。
外交的目的在于促进世界和平。我国古代具有鲜明的“天下观”，其最高境界是世界大同，不独于一国的发展，而是将视野挥之于全天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世界上文化及被文化熏染之人，格局不同，有自顾身与家者，为自己和子孙货利计，有爱国者，民胞物与之量，有爱天下者，不分国界，去除阶等，不分彼此，无强弱厚薄之心。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皆欲共存共荣，天下一家，全民一体。”[22]外交文化格局各国不同，有顾家者，有爱国者，有爱天下者，余天休继承了我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认为不同种姓的人具有较多的齐一处，不同国家民族的人生理、心理乃至精神和思想多有相似处。全世界种族各异，分绒发黑人、直发黄种人、拳发白人及棕色人种，每一种族再细分为各族，其间固有差异，但差异不如想象的那样大。“各族都有衣食住行需要，有疾病死亡之患，心理构造思想观念具有齐一性，科学哲学见解无畛域之见，遇相同情境喜怒哀乐情绪反应必然一致。”[23]齐一论与大同论近似，若无齐一，何来大同，大同顾名思义为全世界的人们越来越相同耳。外交工作旨在推动各国交流合作，求同存异，渐至于消除民族间差异，天下归一，殊途同归。相对照而言，全世界人民具有同一的思想或文化必对世界人民有益，并相对在同一政府制度治理下更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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