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天休阐述民国政治秩序，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政治总体紊乱，至于紊乱到何种程度，一言以蔽之，不是政治不上轨道，而是根本无轨道可循，意为没有确定持续的制度和游戏规则可言。民国时期我国虽然已经步入现代，但基本上还停留在封建国家的层面上，封建国家的标志是私人组结武力培植个人势力，实行封建割据，分权各方，盘踞一隅各拥兵自重，军阀横行，政权分裂。在此情境下，余天休提出了国家政治建设纲领，用于指导政治建设实践。他认为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需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人人具有相当的智识，富有政治思想和政治兴趣；人人肯牺牲成见，为社会和人民争自由、争幸福；人人敢为社会争正义，为人民争利益。也就是说，政治需要越来越多的民众具有参政为公众之心，热心于公共事务，追求公平正义，肯于牺牲个人时间，不谋私利，以群体利益为出发点，这样政治才能得到发展。如果大家都不关心政治，只图自己独善其身，那么再好的政治规划也是惘然。
一个国家的政治既延续着历史和传承，又面临着现实的问题，以此为出发点，余天休将政治分为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余天休分析我国传统政治，认为以往政治的本质是统治者在为自己谋利益，政治不过是用来支配社会和人民财政收入收取杂税的机构，政府为收捐而存在，不断巩固自己的组织和地位。在这样的目标下，政府积蓄武力，维持秩序，笼络自己的人，不让其他杂色分子参加。这种性质的政府发布命令是绝对的，没有讨论的余地，违反者就要处分，命令本身永远不会错。即使错了也不能算错，命令代表人主的意志，人主不能有错，人主说对就对，说错就错，接受命令的人只有服从而已。一些政党遵循这种原理，任用清一色的私人，做事纯粹，毫无异议，由此便于分赃，因若有杂色分子在内，分赃的机密就容易泄露。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统治阶级对民众实行愚民和恐吓政策，让民众接受正统思想，受正统思想的影响。“吓”就是杀一儆百的意思，使民众对统治阶级怀有害怕的心理，民众就渐次麻木不仁，不知道争自由、争权利。大家都学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2]以往政治具有明显缺陷，是不合格的政治。不合格政治的目标为收税，为此着意巩固秩序，动用国家暴力工具，施行专制，任用私人，实行一言堂，不进行民主讨论，政党组织清一色自己人，愚民和恐吓相结合。民众渐次就不参与政治，消极对待，不热心公益，缺乏社会责任感，由此上下隔阂，各行其是，误会加剧。反过来，如果政府不为收税而是为民众谋利益，以人民的名义公平合理地分配成果，不将收益装入自己的口袋、营己之私，那就不需要专制一言堂，就可以实行民主，民主使民众对政治的热情迸发，自由表达个体意志，这样上下一体，沟通融合，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就大为提高。余天休的这段阐释实际指出了政治发展要从根源切入，正本清源，凡事从根本出发，顺藤摸瓜，循序而进，自然得解。这里主要从经济上而不是从权力本身来分析政治制度特征，这种分析是余天休的特色。
比较余天休政治思想和同期其他学者的观点我们发现，他们之间具有某种相关性。正因为不能忽视政治机构的经济收税性质，同时代的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吴景超博士设想加强对政府的经济监督，可谓直奔主题。“在基层直接设立直销机关，建立监督委员会，监委会成员由乡间德高望重者组成，成立民众代表大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分发的资源是否实至名归地到达个人手中、有无发生私自克扣藏匿的现象。”[3]吴景超不太提政治民主，而是直奔经济目的本身，用经济手段监督经济，简单明确，实际为政治。集民国社会学大成的费孝通的方法是整个地提倡微观社区居民自治，不单指经济自治，而是民众全部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充分授权给基层居民，培植“草根民主”，成立社区组织，建立社区居民的自治体系。[4]费孝通构想建立现代社区组织，用来替代以前绅士的功能，赋予草根基层更多的自治权，培育民众公共参与的平等互助精神，汇聚民众的集体意志。吴景超和费孝通都从基层出发，或进行经济监督，或开展民主，这样自下而上，较为容易汇聚力量，然后推动整个政治体制变革。通过这种基层化过程，可适当约束控制政府的不当行为，培养余天休所说的民众积极参加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责任感和追求公平正义之心。
余天休分析传统政治行为的特性，提出了“政治表演说”。“传统政治为动作表演，政治人物若戏剧登台人物，必不忘记时刻表演，政客自愿登台争夺上台机会，一则成名一则致富，并且留念舞台舍不得下降，除非强力迫其退休，否则绝不甘愿放手。封建社会政治舞台表演者，皆为个性至强、情绪至盛而富有优越感的自私自利分子，贪图功名富贵利禄，有利之处绝不相让，这些人物自认登台为权利，下台为耻辱，其所谓顾念民生乃骗人口号而已。封建社会小而暗算大而争城夺邑，大动干戈，使得社会治乱相成，都是他们造成的。表演者采用的道具路径无外乎道家、儒家、法家及草莽英雄‘成王败寇’之念，儒家劝导君王仁德礼贤，法家提倡严格律人、功赏过罚，道家无为而有为，江湖阶级以勇谋取，各具千秋，无非是表演而已。”[5]传统政治如同戏剧演员，一招一式皆为演艺，而且留念舞台不愿下来。采用的方式或武力、或阴谋、或文化修饰，都是在表演。政治表演诸方式中，以武力危害最大，一种武力招致另一种武力，结果民不聊生；阴谋诡计也同样不合宜，诡计造成的危害也不小，而且早晚被识破。在这里提出传统思想也有表演的成分，当然不是说传统思想本身是用来表演的，传统文化具有正能量，关键看用之何人，如果被用作表演的工具，如假仁假义，以退为进，因人赏罚，也就被误用了。儒道法思想本质上是在探讨政治为公益之道，余天休在其他场合谈到，政治即为中庸调和，以儒家中庸思想施行国策恰到好处，比较适宜，不偏不倚。还有道家，任事态自由演变，不加干涉追究，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逸待劳，临机突击，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成功，慎重行事，更为高明，若能以儒道家思想应对社会问题，国家世界必然和平，所以余天休是赞同传统文化的。对传统政治的表象及本质作如此分析，其虑深远，以表演论分析政治角度新颖，将传统儒、道、法作为可能被用作的表演手段，在肯定文化意义的同时，指出其局限，把政治和文化结合在一起分析，独辟蹊径，可谓在透视政治文化。
除了研究传统政治外，余天休还进一步探讨了现代民主政治，并在某种意义上将二者进行对比。现代社会提倡民主，人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统治者由人民产生。民主政治是一个目标，民主政治为民众谋利益，一切政治权力取决于民，民有、民享、民治，人民要求平等的待遇和基本的物质、社会需求。那么民众的权利从何而来，权利从来是争夺来的，如果不争，权利不会自动奉上，而且既得的权利也失去了。政治源自各方势力的妥协，如英国的代议制，如果民众不争，就失去一方相反相成的力量，就没有了民主。有种观点认为民主的障碍是政治被愚穷阶级主导，因为每人占有一份选举权，每份权的价值相等，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阶级将作为政治的统治集团，如此有智识的少数分子告退，他们的财产恐怕要充公。这种说法不正确，事实上在民主政治中，多数人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并不了解，所以还是要少数人来指引多数人，仍然由特殊阶级把持。民主政治制度下仍然依靠领袖的人格和优秀分子，人们乐于让这些优秀分子来替他们领导组织和计划，但是这些选出来的人不能谋取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权力，要选贤任能，不能让欺骗分子混入政治舞台中。[6]民主是争来的，不争取就没有权利，现代一些政治研究者表达了类似观点，民主与过去政治的不同点是“主张个体具有保持国家繁荣所需要的最好的决策能力和智慧，因此应该允许所有的人具有同等的机会参与政治，并且从制度上提供保障，享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快乐。”[7]民主政治中的主要问题是民众及其代表者的关系如何处理，民主不代表民众都来行使权力，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总是民众拥有权力但不占有权力，少数专门家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维护政治日常的运作，从这点上表明民主政治的实施和过往政治具有联系。代议制要求这些政治专门家是有德分子，并且在制度上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约束，而不是让他们选举上了以后在台上为所欲为。另外，民主政治还可能发展到一个极端阶段，就是连这些专门家也不需要。余天休提出民主政治的一种忧虑和可能是民众完全主导专门家，民众的情绪和意志全部投射到政坛上，政治专门家不过是民众的影子，这样将产生所谓的“平民主义”，精英完全被民众牵引。民主政治亟待解决的弱点在于精英不能保证处处有序引导嘈杂分歧多样的群体集团，如果突发政治“黑天鹅”事件，民主无度或“大民主”，精英腾挪出的权力位置受到冷落冲击，精英们偏离公共事务管理的空间轨道，这种民主的未来前途将变得难以预测。
民国作为新旧时代过渡的典型期，出现传统政治和西方政治同时并立共存的怪异现象，中西方融合还是扞格不通成为这一时段政治分析的关键点。许多学者在政治构想上徘徊于传统和西化之间，余天休同样表现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他将泰西三权分立制度比拟于我国儒家中庸论，他说三权分立处处要求均势，彼此监督，同于执中之学，由此产生了他的政治新中庸之道，即新民主政治之道。西方政治分大陆海洋派别，前以德意为代表，后者以英美为圭臬，他说儒道与英美作风相近，法家接近大陆学派，此言也意味着我国原本储存民主基因，若要施行民主，具备文化的固有基础，不是很难。而另一方面，我国近代学习西方政治，君主立宪、议会民主、民主共和、总统制、内阁制、委员会制等，莫不变易性质，笑话百出，要么成非牛非马之局，要么成不秦不周混合仪式。现实中，采借西方政制的结果都是扞格不入，事实上近代重大政治变革历次都产生不中不西的怪异结果，所以学习西方最终归结为能否适应本土，为本土所消化吸收。而由于近代封建势力过于强大，因此难以学到西方精髓要义，或学之无用。在此余天休表现出理论构想的乐观与面对现实的无奈，像他这样以实践为主果断思考的社会学家，也不得不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十字关口前面犹豫踟蹰，这也说明近代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的难度远比我们现在想象的更为艰难。
民国应对从传统过渡至现代的不适尴尬局面，一般采取中西元素姑且并存的方式。近代西学东渐西风日盛，人们迫切想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但由于中西国情民风的不同，人们对于西方的理解并不深入，同时，虽然传统要素逐渐在衰落，本国传统依然保持着很强的主体性和习惯力量。这是一个“即中即西”“亦中亦西”的特殊时空点，中西混合，西式资产阶级民主和我国传统封建这两套架构系统本难以共存，而现在却强行将其捏合在一起。罗隆基评述当时的政治时说“政府机器是两个政制并和起来的，一个是民治主义的分权制，一个是独裁主义的立法行政合权制”。民治主义和独裁主义本来相互冲突，现在同时处在一个系统内，国民政府就是依据这两个不同的并且相互冲突的主义及政治理论成立的，其结果是缺乏行政效率，行政效率低下，这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制都复杂。[8]罗隆基指出，中西政治体制强行架构将导致行政无效率，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对立。实际由于中西差异及各自文化都具有合法性，使得每个政治力量都占据一种理论形态，理论为现实张本，于是民国政治呈现出多种政治理论多个政治组织力量角逐，相互之间对立悖论的多头政治形态。
中西政制到底有何不同？1922年，余天休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详细比较了中国和欧洲政治演化的差异，强调了我国政治发展的自性。从国家起源看，欧洲国家是先部落间的征服、对抗斗争，形成社会阶级，然后联合成民族国家，在斗争中产生个人主义、法律、人权，从而从封建主义步入现代宪政，国家和公民如同牧人和农夫间的“牧领”关系。我国不同，起于家庭和宗族的联合而不是争斗，以美德和品德良好的贤能之士统治国家，君权神授，统治者照顾民生，爱民如子，统治者和民众如同父子家人的关系，再通过迁移移民和文化同化统一国家，期间只有少量的局部征服和战争。[9]综合起来，西方注重争斗，我国着意和谐，使得国家性质起始不同，以后的演变都沿着各自的轨迹进行。余天休借此回顾了我国自上古以来至于民国的历史，在上古时期，经过夏商周的演变，我国大致发展成了一种列国并立、共同朝奉天子的制度，余天休将其称为“君主民主”的制度，君主民主言外之意是君主专制以外具有一定的民主性，比如允许地方保持一定自由，从近代的地方自治还能看到这种制度民主的踪迹。法律也不是完全专制，法律从词源学讲，一开始就指公平正义和谐，法律二字合起来指碗中水端平的公平以及驱除邪恶的神兽之意。经济上实行井田制，井田制发展了八九家合起来共同耕种私田和公田的公私兼顾、守望相助的体制，说明古代并不存在绝对的剥削。上古的君主要照顾民众的生活，这是上天授予他的神权，如果君主不能做到这一点，民众就可以联合起来推翻他让其他人取而代之，这也是合乎上天旨意的，体现出一种神权的民主制。余天休在此说明我国古代具有一定的民主性，与一般将我国古代称为王权封建的国家不同，我国权力的分布不是统治者占据绝对的地位，它肯定了拥有权力的统治者必须关照被统治者利益的重要性，否则就会顺当地失去权力而不被认为是篡位，这种观念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它作为一种制度和伦理信念而存在。(www.xing528.com)
再说阶级和西方的不同。我国古代阶级没有西方那样明显，不区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绝对没有欧洲直到现代还存在的奴隶制，家中虽然蓄奴婢，但不像西方对待奴隶那样严苛，奴婢用钱可以赎买人身自由。我国既没有奴隶也没有西方的贵族，虽有贵族称号，但贵不过五代，贵族特征不明显，贵族在社会中不占主要位置，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成为贵族，也没有出现奴隶和贵族使阶层差距过分悬殊的现象。民众分为士农工商，这是他们的职业，也是职业声望前后的排名，学而优则仕，读书优秀者有机会获得公职和美好前程。与欧洲和西方不同，我国民众对在商业世界收集物质财富没有多大兴趣，大家普遍喜欢政治而不是经济。士在各群体中领先，而士农工商各业的差距并不大。整个社会文士优先，不崇尚武力，社会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除了少数的人都可以通过参加科考改变命运身份，社会流动机制超前领先于世界，社会流动的平等降低了人们对现存阶层差异的不满。因此，大致说我国古代形成了一种较为平等、排除极端的群体分化机制。同时，阶级斗争方式和西方不一样，我国是平民联合起来反对君主及其官僚集团，是下层与上层的斗争，西方特别是现代资产阶级反抗贵族，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和商业贸易中转变为社会的中间阶层，实际是中层对上层的斗争。因为我国古代只有官与民的分野，民中间不具有多大差别，西方民中尤其是资本家势力逐渐发展壮大。
秦汉以后的社会有所变化，在管理上逐渐形成外儒内法的政治社会体制，强力在内，仁和在外。阶级上，一些门阀家族以其整体的气势在社会中变得显赫，连皇帝都想和世家联姻，但家族不是绝对的贵族，而且门阀士族自隋唐后逐渐衰弱。秦汉后财富因子逐渐被刺激，民众普遍形成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立场，期望在追求物质财富方面获得同等机会，井田制的公私兼顾已经取消，不在家的地主广为分布，显示私有财富合理化的倾向。[10]也就是说，曾经期望的以家族整体的实力而不是个体的力量占据阶层排行榜前列的愿望因社会机制的变革而落空，在民众中，逐渐兴起将财富作为衡量阶层差别的符号标准，以财富追求合理为前提。
在民族方面，我国民族也不像欧洲具有那样大的影响，尽管外来民族入侵不断，但都被中原文化和平同化，中原文化为主体，其余民族文化融合在中国文化中。政治文化制度长时期以来没有多大改变，南北差异日益缩小，各民族人民杂居同质化增强，形成统一的大中华民族。
从中西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历程看，我国和欧洲都有父权制，但我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军国主义，只有家庭、家族和类似家庭组织的联合。在我国组织最为盛行，连乞丐都要成立一个组织，成员受组织的庇护支持，以组织名义增加对外谈判的砝码。中西方共同经历了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和宪政主义阶段，但中国的封建主义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终止了，此后中国的君主专制与欧洲也不同，君主可以更换，贵族凭借才能而不是血缘关系自由选拔。西方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后约在15世纪发生了质变，中国文化早熟，在封建社会结束后基本处于半停滞状态，直到最近的两百年受到西方影响和挑战才进入现代进程。欧洲现代的崛起是因为欧洲各国各有差异而相互影响，一个因素导致另一个因素被激发，如十字军带来阿拉伯世界的古希腊文化，促进了文艺复兴和对印度及东亚、西亚的贸易，商业精神的勃兴和对科学知识的好奇激发了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环球探索。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连环引发了各个重大事件，如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对立、女权运动等，法国大革命进而促进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左右了世界历史进程。欧洲通过局部引发整体，中国是整体发生变动而后真正变动。欧洲是社会团体之间相互对抗，中国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抗争，有野心的个人崛起，一个野心家对抗另一个野心家，胜者王败者寇，每一个朝代的胜利者都将自己的意志贯彻于法律之中，书写在史册上。还有欧洲一直没有统一，没有出现像秦始皇那样的人物，欧洲有民族国家观，中国是天下国家观。由此种种可见，欧洲崇尚个体，中国遵从集体，中国与欧洲具有不同的历史进程和政治社会特征。[11]余天休的博士论文详熟地运用多种历史文献，对资料进行思考提炼，所论贯彻了整个中国和欧洲的历史进程，很多话很有见地。从这些论述可见，中国与欧洲确实处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发展轨道中，各自发展，依照自性运行，西方的东西看似在西方取得成功，但片面地移植西方经验必不能适合我国。
政治重在建设，不只在理论探索上，通过中西政治的比较，余天休设计规划了政治建设纲领。政治建设千头万绪，主要包括军事、宪政等方面。他认为：其一，军事建设很重要，军事直接影响政局，具体措施包括将军阀封建式私军改编为国军，统一军令，加强军事训练。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统一上轨道的主张，余天休对军事颇感兴趣，完成了一些对军事史的探讨。[12]其二，完成宪政，确立选举制度，建立立法司法体制，特别是确立监察院、考试院、立法院的地位。监察院保持独立，监察院不是现在的仅作为立法院上院，这与孙中山五权并立精义不符。要加强监察院的功能，不仅中央设监察院，而且省市均设监察院，独立行使监察权，取消现有的行政法院。监察院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不高，监察院对不服职责、违反法律制度的官员可以提出弹劾，但只能弹劾，官员的惩戒由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贪腐官员如何处分监察院不能过问，由此监察院对于党政要人不敢过于深究。“现在的取缔贪污机关地位均颇低微，党系统中监察委员会比执行委员会低，政府内监察院比行政院及立法院低。”[13]余天休的构想主要针对这些时弊。考试院也是如此，提高考试院权力设置，同样考试院权单列，与其他各权等同，而不是处于现如今实际的从属地位，各省市均设考试院。至于立法院，在民国权力尚可，但还没有上升到应有的地位，立法院的名称有待统一，中央有立法院，省市为参议会或议会，名不正言不顺，省市也改为立法院，目的自然也在于提高立法院职能。对立法院的规划，余天休没有如考试院、监察院那样明确提出提高其权力。民国真正有权力的机关无外乎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其他机构都几为摆设，余天休的政治建设纲要是为了补充贯彻孙中山的国家建设宗旨，意在加强行政、军事以外其他机构的力量。孙先生五权宪法对此只叙述了大概，余天休对孙中山政治建设学说予以自己的完善补充。其三，地方自治，包括划分中央地方权限，实行村镇自治，村镇为政治最基层的单位，农民思乱则国家堪虞，所以不可不重视基层。
政治建设不限于政治本身，富有政治远见者会将眼光投于政治之外，例如发展经济、工业。余天休说我国是官本位国家，多数人以做官为致富门径，以致轻视实业，他在多个场合中提到这个问题，反复陈说这是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上至智识阶级，下至贩夫走卒，皆以宦途为唯一致富门径，以致今日轻视实业，助长民贫国弱的根苗。不是说为政不好，为政需学有专长，现如今贩夫屠狗之辈风云际会，立可佩带绶印，资格既无限制，品流日形庞杂，仕途乃愈趋黑幕，每因人设官，或贿赂公行，视官为营业。以官为虚荣，使国家重形式，不务实，如提倡以实业代替宦途。”[14]做官需要资格条件，是一门专业学问，如今只要机遇巧合，裙带关系，无论何人皆可任用，混入官界，官场趋此黑暗，贿赂盛行。国家虚文过盛，投机取巧，好大喜功，坐吃山空，如此下来不如来一门实业，促进工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更有助于兴盛。余天休提倡实业兴国、经济强国，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官员管理社会固然为社会所需，但不要过于拔高其地位和作用，行业分成若干种，各行各业都具有同等的发展条件和机会，百舸争流，竞争风流，如此才能万象更新，兴旺发达，以经济社会的外围作用促进政治局势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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