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土地人民斯为国家，每个国家都在保卫和力图扩张自己的领土空间，历代那些惨烈的军事战争无一不围绕土地争夺的目标展开，寸土必争，占领土地后再移民驻扎开拓富源。近代西方各国普遍在他国殖民，其势力范围遍布世界各大洲领地，英国因此获得“日不落帝国”称号。日本试图占领我国东北地域，日本通过演讲、电影、座谈、奖励等方式诱使日本本国人移民满洲，专建满洲移住协会、南满铁道会社、日本拓务省机构作为他们的移民事务机关，这些机构分批次组织大规模移民，陆续分布在我国东北部。
余天休重视边境建设，提出殖民边疆。他认为，国家救治之方的根本在于人口的适当分配，而人口的适当分配莫过于殖边移民一途。[1]1922年，他发表了《发展中国边境意见书》宣言，宣言称我国治乱病原莫非人口过多、物产不足，唯有移民边境，消散游民，社会才能安定，再谋以海外殖民。边邑移民的理由是中国根本的社会问题是贫穷，95%的家庭是贫穷的。以一家五口每天的最低生活标准算，每年至少需要250元，但拥有250元的家庭实在很少，北京每月平均工资不过五六元，全国的人平均分配不足100元，所以中国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生产问题。而生产不足和人口过多有关，人口多使资源竞争激烈，贫富不均，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依靠殖边，开拓边境，使人口适度分配。内地人口过密而边境地广人稀，满蒙藏疆人口只为内地人口的4%，而土地逾内地两倍，移民边境，利用厚生。[2]移民边境能解决国内人口疏密不均的问题，内地人口多，无生产；边境人口少，无人生产。如果移民，既促进了边境经济，也解决了内地失业问题，一举两得，均衡发展整体国家经济。他陈说殖边救国的步骤：第一期，办理殖民学校和边省旅行团；第二期，办理垦殖公司、转运公司；第三期，健全相关移民机构制度。提倡移民边境以及海外移民是对当时人口稠密且生产不足而言的，目的在于使人口与经济取得均衡分布。
殖边在当时为新事物，各界对于殖边持不同看法，同意不同意者皆有之，殖边容易和殖民混为一谈。1924年，余天休发表《再谈殖边问题》，称殖边不是去侵占边邑土地，殖边不是殖民，殖是开垦、开辟之意，边指边境之地或空荒之地。殖边不单指边境省份，内地18省也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需要开垦，北京也有可开垦之地，如南下洼先农坛天坛等处，殖边是将人口稠密之民移到边荒地，使人口均衡分布，发展国计民生。[3]余天休找到各省荒地人口统计资料，总汇起来，他尤其重视西北边境，称西北高原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主张多移民西北。[4]余天休区分了国内移民和国外移民的不同，殖边实际是国内移民，是在全国范围调节下的有序活动，不同于西方的海外侵略殖民。移民边疆的目的是解决内陆人口膨胀问题，着眼于从全国整体格局，盘活整个国家发展棋局，促进边境开发。边疆尚有许多荒地可供开垦，足以养活剩余人口。
表8-1 荒地面积及增长比例（根据伊藤武雄的调查）
我国自古为人口大国，1930年代人口就达4亿，那时现代化大规模工商业生产还没有完全展开，农业又受到西方产品的冲击，剩余劳动人口一时无法安置。一些社会人口学家如陈达、吴景超等提议通过节育方法缩减人口，但控制人口的后果是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均显不足。过渡时期的特殊人口过剩引致人口内部竞争，人们获取资源的途径日益减少，社会为此动荡不安。对此，余天休提出的解决方式是疏散人口，移民边境，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不必要一味减少人口，而是着眼于如何利用当下市场需要，发挥人口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他创办东方学校，就是为边境提供专向人才，他本人从北京到西北工作，任西北大学校长，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开发西北亲身实践参与的方式。这里需要注意，殖边移民和人口节制并不是两个等同的概念。殖边移民并不是因为人口已经增长到不可解决的地步，余天休认为事实上没有必要为人口膨胀而恐慌，社会自有生存淘汰的方式，例如随着社会的进化，人的生殖力将逐渐减弱。他引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所说：工业社会女子进入工厂，与男子同处竞争地位，根据生物学见解，个体越发展，生殖力越减少，用心过度求个体的发展，体格得不到相当的发育，生殖力则顺次递减。[5]社会越发展，生殖力越下降。实际上，对于人口的增长没有必要过于紧张，人口增长能带来相应的劳动力，只要人口问题和区位一起解决，人口不聚集在相对狭窄的空间里，人和空间的分布相得益彰，人口方面的主要问题就能解决，这也确是需要注意的问题。殖边移民正是为了将人口布局匀称，使每一片土地上都有适当数量辛勤劳作的人们，有利于同时解决人口和生产。余天休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不是单一的就人口而论，而是将人口与经济挂钩，人地相连，他的思维区别于一般的人口社会学家，不纯粹地说控制生育。
开发边境历来受到重视，早在1909年，清朝理藩部就奏请成立了殖边学堂。[6]殖边学堂为造就边地应用人才而设，分蒙部科、藏卫科，分授蒙、藏语言文字及历史、地理、法制、理财学科，学生三年毕业，学成调用边疆。因蒙古殖边学堂开办得较为成功，其经验被要求推广到南北洋及闽粤奉鄂鲁皖诸省。到了民国时期，殖边形成一种运动。冯玉祥有专门的开拓西北的计划，其意将西北一带改为七个行省，以实行兵工政策，还打算将准备迁移内地的移民作为他的新行省基础。民间成立有中国殖边社、中华殖边团[7]、新华殖边团等社团，他们发现，我国人口十分之九居于东南三分之一地，而西北、西南沃野万里，矿产丰富，却无人开发，货弃于地，无人收取，人口区位严重失衡。西北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尚不足二十人，殖边拓边社基于此组建。中国殖边社是其中一个规模较大的组织，其社刊《殖边月刊》[8]发刊辞阐明了殖边的意义：中国殖边社的任务有二，其一，致力于开发边荒，以致富庶，辅助政府；其二，殖边武装，其防自固。其中也专门解释了殖边的“殖”与殖民的“殖”的不同，殖边不是侵占他国的土地，而是开发本国土地富源。殖边对于边境有影响，民国官方一度讨论并公布因蒙藏等少数民族认为“殖民”一词含有侵略的意思，所以希望各界慎用理藩、殖民、拓边等词，以求各民族之间平等对待。但殖边后来成为民国建设的国策之一，国民会议经常提出相关议案，建议成立殖民试验区和殖民银行。
边疆移民还有另外一种作用：加强国防，这对近现代的中国来说很有必要，对此也有相关讨论，一些论者认为要保护腹地，须先维护边疆，防备外国侵略最重要的地方在于边疆。边疆稳则国家安，国力集中在边疆地带才能保卫好整个国家，而要在边疆树立强大的国防，就需要移民拓边，增强边疆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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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殖边月刊》内页
移民殖边固然存在一定难度和许多不利条件。马相伯著文说明了殖边的困难，他认为殖边政策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有谁愿意真正去殖边，边地地皮那么便宜，交通又不便利，从上海经内地到新疆还没有取道西伯利亚到俄国便利，到西康坐法国邮船比出川来得快，在这种情形下，只怕殖边是一种设想而难以变为现实。同时，这篇文章说去殖边的人应当具有勇往直前的勇气，放大眼光到边疆去，努力建设，繁荣地方。[9]由此看来，殖边最主要的困难源自边境的交通问题，西北六省包括陕西、绥远、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在内，交通普遍困难，内地去新疆要3个月左右。余天休的一个调查反映了边地交通条件恶劣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他说当时内地边陲交通基本停留在中古，以牛马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由绥远至哈密遥有5 000多里，骆驼每日行走70至80里，沿途各站休息停住，费时两三个月，往返半年以上，若是飞机飞行三小时足矣。彼时横跨太平洋至美洲大陆飞行需三昼夜，巨轮八九天到达，从上海到旧金山乘轮船需两周时间。从运输量看，火车运货车一辆可载1 000吨，骆驼一头负重400余斤，一辆火车运载量抵5 000头骆驼。巨轮可载80 000吨，等于80列火车、40万头骆驼。交通不便带来很多经济问题，如物价奇贵，北平面粉每包值二三元，到新省每包达三十元以上，运费高昂，再加上沿途路费及盗匪如毛使得物价高涨超过都市。长安距离渭北产煤之地仅200余里，渭北煤营山遍野，长安煤价每百斤高至十余元，相距不远也因运输不至。[10]交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脉，如交通不便利，经济肯定发展不上去，物品种类少缺乏交换空间，生活条件差，移民就存在阻力。
殖边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西北一带从地理条件看缺雨少水，不适合种植米稻农耕，而适于游牧。分析者称秦汉以来皆有殖民，但效果都不理想，原因主要在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差距和分野，农耕者不适应游牧环境，农民不愿意移居边陲做不擅长的游牧民。
无论是交通还是自然条件，归结起来，人们更愿意奔向容易获益的地方，如同现在大多数人愿意选择特大城市、一线城市生活而不是去三线城市或农村生活一样。但是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民国是现代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不同，工业化可以突破地理条件的限制，工矿企业能够设置在任何地方，只要交通便利，西北部开发就大有可为，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解决了汉唐以来移民的顽疾，突破了农业和畜牧业的界限。农民不愿意去边境，工人可以去。至于交通，只是建设的问题，铁路公路修建随时进行，都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固然有人不愿意去边境，但也有许多人愿意去边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那些内地不易谋生者和逃荒者，可招纳进驻。此外，裁兵垦荒，兵多会增加人民的负担，散兵是社会治安隐患，易形成新军阀，可化兵为工，集体计划，施行军队屯田垦牧、稼穑、畜牧或造林，兴修水利，筑路交通、铺设通信设备，这样既补贴粮饷，又为边防，平时维持社会治安，需要时出征，一举数得。[11]另移囚边境，赞成此法者称古有舜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此法被清朝采纳，清季军流，实放流科刑，移囚流放为传统对待罪犯的方式之一。维新变法后一律改为囚禁，以致监狱人满为患，民国再提流放刑律，移囚即移民，囚犯在边境自由生产，只是不得逃脱。犯罪程度与流放地距离远近成比例：“徒刑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发遣于近边，处十年以上徒刑发遣远边，无期徒刑发遣于极边。”[12]总而言之，移民边境虽然面对种种困难，但还是有致力可为的空间。
在民国提倡殖边的倡议者和实践者中，余天休是较早之人，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曾提出这一建议，并连续发表若干篇论文，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30年，余天休将他对殖边问题的思考总汇成《殖边问题研究》一书，由西安中山大学出版发行，全书共分五章，包括殖边的意义及工作、中国民族向外移殖略史、殖边的重要、中国人口问题、殖边的计划及整理耕地水利等方针。附录有《边邑社会情状》《孙中山先生开发西北谈》《伍廷芳治边刍议》《各省区荒地与人口分配表》等九篇内容，为研究当时殖边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书籍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能比较系统地了解余天休对殖边问题的总的看法、解决方案及依据。殖边不单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移民后还有对新环境的适应，余天休在此提到，中国人善于同化，利用文化教化同化异地之民，让其他民族和地区的人接受我国文化。文化同化是缓慢进行的，初始不令人注意，后来则成为习惯，南洋、美洲等都是照着这个趋势进行的。[13]文化同化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待知髓知味后则难以抗拒，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将内地与边境融为一体，各地人地理杂居、文化同一，由此克服了移民的畏难心理与社会障碍。
余天休又论水利救国。余天休在关中工作时目睹了西北大旱，由此兴起谋水利发展的想法，那时他从经济学上研究水利，预备资料，意为他日备开发西北用。后在齐鲁讲学观黄河滔滔水患，更觉治水的必要，于是集中外材料汇聚成《水利救国》一书。该书的起言道：中国为农业国，若水利问题不解决，将无太平之日。历代兴亡盛衰，莫不以水的问题为标准，大乱之起，水旱灾随之在后。秦始皇统一六国成就帝业，因关中为天府之国，其所以致此者，水利为之。工业国也以水利为前提。水与帝王事业有莫大关系，水旱灾为农业国大患，为社会治乱之预兆，小者扰乱社会治安，大者使朝代更替。[14]余天休将水利治理成败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其所著的《水利救国》，包括水患预治方法、水与富国的关系以及发展水利的意见等种种与水利相关的内容。
对于农业国家而言，水利可谓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建筑不当，农业几无收成，也可能引发巨大灾患，水利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水利要根据水利的特点来经营。一条江河可串联起沿江河的所有居民，所以水利经营者不但要了解物理的水源气候地势、土壤的知识，而且要善于处理与周边农民、投资者的社会关系。保护农民，向用户效劳服务，保障投资者的利益，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水利。[15]余天休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角度看待水利经济，拓展了水利经营就水和水利工程而论的经济范围，不只将水利看作纯技术问题，而把它当作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只有善于处理与水利相关利益者的关系，维护农民的权益，才能解决这类在经济上容易发生纠葛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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