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章所述，民国时期，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风靡一时，进化观念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教育。余天休认为，教育总体而言，是让人们适应环境，人类发展有适应环境的必要，社会不断演化，是适应环境从简单组织到复杂组织、国家社会的过程。为适应环境而求知识的过程是为教育。[1]这个观点无疑是教育社会学的，它揭示出教育不只限于教育活动本身，而且面向学校以外的世界。教育作为社会的一种制度和活动形式而存在，其本质和社会其他组织一样，是为了适应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余天休的社会教育论受其所在环境的影响。民国很多教育家持类似观点，认为教育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社会关系密切，社会的需要影响到教育，教育主要倾向和内容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如贵族时代需要雍容揖让的绅士，故需要文雅教育；国家主义时代需要军国士兵，提倡军国民教育；资本主义时代需要商人工人，于是有职业教育的主张。[2]民国不少学者追随美国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信条，杜威在中国演讲，胡适是杜威的学生，杜威的教育主张在民国被大力推崇传播。杜威的思想归结起来即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完全的生活，教育旨在帮助学生获得生活技能和指导生活。杜威思想的实质也是从社会来认识教育的。
教育帮助人们适应环境，而社会条件和因素变化莫测，所以余天休认为教育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尝试与犯错，模仿及推理，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产生一切文明和学问。他说学校即是避免犯错的地方，让人通过模仿和推理而学习。[3]教育固然传承知识，而知识和文明都是累加的，如果每代人都重新创造文明，则文明将静止或发展缓慢，教育即是文明和文化的传递，这是教育模仿的一面。但教育不是完全地灌输知识，而是重在科学研究实验，科学可能会面临挫折，遇到困难，但不能因此而失去探索的勇气，从中获得新知，这更是教育的本质。唯有如此，教育才能适合于社会，补救社会的偏弊，使个人向社会发展，使人对环境的变更反应更为迅速。
个体如不能适应社会，则无益于社会，甚至可能对社会有害。教育和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对每一位受教者教育不当，就可能将一个破坏社会秩序的分子抛到社会中。“社会问题和犯罪往往源于教育不当，犯罪者多为不精练之工人和不能读写之人，中学前辍学的儿童去到社会，会于社会发生不良反应。教育乃完全生活之准备，学校的任务是为个人完全生活做准备的，个人有用于社会，如果学校能尽此义务，则社会问题解决矣。良善习惯的养成和不良习惯的纠正，源于生活的初期，这有赖于教育，教育使人合理地生活，抵御生活的引诱。一旦犯罪，再获改良机会微小，法律对于救济和预防社会缺陷的作用有限。”[4]教育主要针对青少年，教育他们早年养成良好的习惯，学会抵御不良生活的诱惑，逐渐变得理智成熟，成年后再按照早年所受教育的训练生活，如此就能减少社会问题的发生。如果在早期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自知不觉，待其违犯社会规范，只能进行严厉制裁，此时恐怕亡羊补牢，为之晚矣。接受足够的教育后进入社会的人，能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起到正向作用。
余天休进一步推论，教育要根据受教育者不同的个性特点施教，由于每个人对于环境的反应不同，因此教育需依照个别的情况而不是常规的情况进行训练，教育不能是同一的，教育要因材施教。而一般的课程就有这样的缺陷，所有的个体面对同样的教材，不同性格禀赋者学习同样的课程，这样不利于个体的发展。这样传统的因材施教法可以依据教育适应环境的总论推理而来。
教育的目标和方向是什么，应该培养出怎样的受教育者，是教育首要的问题。接受教育既为适应环境，那何者人最能适应社会。适者生存即为教育的目标。此处适应这个词具有特别的含义，适应是指为国家民族出力，教育应当培育踏实做事、为社会作贡献者，而不是教出那些投机取巧专营社会好处的窃途之辈。教育面向各行业，每个行业的人都可能通过教育成为精英人才，若是专营一个职业，例如人人都奔向仕途一路，并不是一件好事。“中国社会投机者多，如政客、兵匪、博徒、商人、假冒伪劣者，根源在于教育，教育多教人为官为君子，摆架子、顾面子，实务不兴。上行下效，使人与人交接，事趋于虚伪与表面，而不用诚实与公开。教育求学全在为官，而不为农、为工、为商、为兵，教育全非平民教育，与平民隔膜，以致民众无领袖，物质不进步，士大夫与民间隔绝，形如水火，对此国家需扫除积弊而革新。”[5]在此余天休对传统教育提出批评，其依据来自社会既有的陋念：传统教育目标设置上存在问题，社会普遍将工商农兵视为末技，胼手胝足，劳动挥汗不愿为之。而之所以如此，根本上仍在于要提高劳动者的权利，增加劳动者的福利待遇，社会带动教育作为指挥棒，使培养目标发生根本转向，不将资源机会堆积到为数不多的几个职业。从现在看来，教育培养虚文虚饰者，只知谋关系人情，如当下钱理群教授所言“精致的利己主义和投机者”，无半点实在，实际不会谋任何一事。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可谓失败，这样的教育方式培育的学生在校也不爱学习。(www.xing528.com)
余天休说教育不是教学生致富升官的，做一个平凡人也不是不好，在一定意义上教育需平凡化。“教育的目的亦不是教授学生致富的方法，不是准备他们居高位和做万能的事，不过引导青年向做人的途径上走而已。我们所传授的，不是非常的教育，而是平凡的东西，平凡的工作也可以努力，使其成就。教育应该平凡化，所有工人、农人、商人、军人，都应该接受相当的教育，务使他们自助、自救、自立、自强，才可以富国强种。教育青年用财之道，务使他们用财得当，得到人生真正的快乐，引导青年对于种种自然和社会现象产生兴趣，而有质疑和批评的态度，以享受人生极乐的幸福。”[6]
教育学生做一个平凡的人，这种观念是对教育的改革，至今仍具有很强的意义。随着当前高等教育的普及，教育培育精英的设想越来越不现实，教育方向由此应该发生转变。实际做一个平凡人也好，做一个平凡人也不容易，同样需要吸引丰富的教育内容和学会许多实际技能，包括做人做事的道理。这里的平凡人指除了官员以外的其他职业者或者非行业领袖。学做平凡人，学生不会对教育寄予太多厚望，不会在接受高等教育后感觉理想和现实相差太大，这样反而能够踏实地走自己的路，快乐地学习，提高真正的生活技能。
教育学生获得实际有用的生活技能，余天休这种培养主张与民国整体教育风气的转向相契合。民国初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已经散播开来，教育者认为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无济于生活的培育方式已不能被现代社会容纳，以这种方式受教出来的青年虚而不实，误尽苍生，失去在社会中求生的本领。蔡元培阐说“实利主义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遍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于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进亦盛行于欧洲。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教育固亦当务之急也”[7]。黄炎培进一步将这种观念演化为实用主义教育，提出实用主义教育的核心是教人能应对事。“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俾处家庭间社会间，于己具有自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8]基于实用主义教育原理，黄炎培本人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培养大批学生，发动职业教育运动，激发了学生对生产和劳作的兴趣。
对教育何种人能适应社会需要，成为多数人中的分子或精英，当时有一项问卷调查，这项调查的对象是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和社会中的有知识者。从中高学生中共收集问卷121份，从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中收回问卷504份。问卷设计了4个问题。对于问题“（1）成为好朋友的条件”，中高学生回答“诚实”者最多，有41人次，次为有学问者，有19人次，回答“谋公益”的仅有3人次，“诚实”是青年学生最喜欢的交朋友条件；最不喜欢的坏朋友条件，回答“狡猾”的61人次，其次为“骄傲”，有15人次。回答问题“（2）好首领的条件”第一位是“热心”（21人次），其次为有经验、公正，也就是说，具有为公众服务的意识；坏首领的条件选择最多的为“敷衍”（30人次），次之为“营私”（25人次），愿意服务公众为当首领的秘诀。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回答好朋友的条件选择频率最高的依次是正直、能互助、有学问；坏朋友条件出现次数多的依次为欺诈、无耻、贪财、嫉妒。最喜欢的首领条件依次为热心、公正、有名望，坏首领的条件出现次数多的依次为昏乱、不负责任、弄手段。这份调查表明，以前所重视的朋友道德品质如有名誉、宽恕、谦虚现在都不甚重视，以前重视的有势力、胆小、严厉、琐屑现在也都不视为坏首领的最重视要件，这是社会的一个新变化。[9]这份调查主要证明，社会发展到现代，需要能为社会带来实际作用、促进社会发展、有实际技能的个体而不是空有形式和架子的敷衍虚饰乔装者，士农工商业都要发展。教育要适应这种形势而发生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余天休关于教育学生做平凡人的理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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