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不止以同心圆方式传至国内四方，还传播到国外。“古代中国文化传播是以中原汉族文化为起点，向四方传播，东到日本，南至南洋，西到葱岭以西，北至西伯利亚。由此，余天休提出一种文化现象；以后中原为用武之地，许多文化不在本土，而存在于边疆及东南各部因山川阻隔未受军事影响的地带，如日本音、粤语、朝鲜语有相似之处，入声加重，舌音转为喉音，保留古音，特别是唐音。”[24]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属于大中华文化圈，语言发音风俗习惯多相近之处。由于地处文化传播边地，有些原味的文化要素本土经日月变迁不易寻见，在边陲地区反能找到起初的型范踪迹，这种文化“倒挂”现象值得关注。日本原为儒家文化圈诸国之一，余天休所著的《日本国概观》介绍了日本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历史政治等，方便时人了解这一邻国。
近代我国受西风东渐影响，全盘西化观蔚为流行，或有理性思考如何借鉴吸收西方文化者。[25]在此情境下，一种出于保护本土文化本能的国粹派、东方派随之而起，三派观点相互争鸣，各有关组织、人员在这些观点的引导下开展文化论战和竞争。与之都不同的是，余天休提出一种“文化输出国门观”，即让西方人了解我国文化，使世界更多国家地区的人们认识我国文化的优势和特点。他在《社会文化研究法》一书中详细列举了我国文化应该如何传播的路线，共有若干条，包括文化经国内哪些省、城市的路径和走出国门后在外国港口要塞的发展路线，将文化和地理结合起来，由北至南，自东而西进行规划设计，可谓绘制了一张文化传播地理图。这是余天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观点，但至今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1950年后，余氏移居美国后租借神庙向西方人士宣讲道家等思想，创办中美学院，身体力行传播我国文化，以此实践他的文化对外传授观，可见他笃行这一观点。即言，与其被动地接收西方文化的挑战，不如主动走出国门，宣讲我国文化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同样发生文化间的融合。
进而言之，无论是地方文化还是国家民族文化，都是文化不同体系的关系。文化的关系或冲突或融合，文化是不同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余天休提出一切冲突和战争均为文化战争。[26]其含义是，冲突从表象看源于政治经济等利益的因素，而本质上始于不同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差异。人的观念和行为习惯一旦确定就难以改变，各自推崇自豪于自己的文化，而对其他不同的思想习惯加以歧视贬低，这种固有的偏见常常发生，此为文化争斗之源。文化上的冲突和对立将导致社会动荡。但这不是唯一的，余氏提出冲突不是文化系统的唯一性，不同文化之间应更多地相互吸收融合，不同地区的文化既有区别也有同一性，世界各国家民族的人们在基本衣食住行需求、理智情绪、思想逻辑方面基本是同一的，这就为文化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国文化发展的特点是历经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交流而融为一体，从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到对外来佛教的融合，各个阶段的过程都演化成中国文化综合体的一部分，不同文化因子在一个体系中相互调和、和谐共处。
我国文化具有民族统一的特点，欧洲、印度并未像我国一样，形成统一文化。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和欧洲各国、印度具有文化上的联系，因我国客族向外扩张往西向，所以中国和印度、欧洲各国遥遥相对。但历史上中国和西方的直接联系总体较少，这容易造成人民之间的隔阂，因此需要现在多进行文化交流，通过文化沟通培植友谊和信任。近代中国的落后是因为闭关锁国，交流不通畅，所以中国的发展要重视海洋交通和东西文化交流。西方现代化实从海洋拓展开始，进而促进工业革命，增加与国外的交流。以上都是余天休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文化要想有所发展，应在主动适应环境后，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宗旨，“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27]，通过这种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我国文化才能取得大的发展。(www.xing528.com)
余天休阐述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从世界范围看待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位置，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维新中国固有文化，使其适应现当今国际情势；另一方面沟通国际文化，将外来文化介绍于中国，同时使中国文化表白于世界。即使在近代落后的情境下，我们对于本国文化也不应妄自菲薄，中国文化在近代经历西方的激荡后必将再度发扬，如同历史上同化佛教和耶教一样，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适应外在环境和转化外来文明。中国文化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强调责任纪律，宣传文治武功并蓄，自具特点，世界欢迎并需要这些独有要素。余天休对中国文化充满自豪，说中国是东方的伟大民族，拥有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和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产生了众多的著名学者、作家，影响着世界和平，为人类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余天休对于文化的探讨从地区到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不但分析了国内文化的特点、文化的地区特色分类，还探究了中国对外国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拓展等。他认为，文化从本质上并无区域之分，仅有时代或采借先后的分野，从外界而来的区域文化终将被其他民族采用，而成为全人类的产业。在国际关系分析中（本书最末一章），他论述了我国文化的世界主义倾向有助于在政治社会上统一未来的世界，达致大同，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以现代的方式表达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天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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