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群治方式中，余天休实际赞成法治。余天休在平、津、沪等地做过多年律师，并著法学、社会法学书籍，翻译《中华民国刑法》（天民书局，1928年版），对法律理论实务详为熟知。与人治不同，法律作为治理方式，有种种优势，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程序和规则，其施行权在人民手中，规则由多数人制定，法律起着改良社会、改变社会风俗的作用，其威力与术治等相比较，不可等量而观。
法治方面，余氏着重关注人权。他在论述法律判刑时认为，判刑应重证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可轻易判刑，其原理在于保障人权，人权神圣而不可侵犯。他指出，“人之有贵贱贫富，但享有法律的权利不可动摇，生命权、姓名权、自由权、居住权、诉讼权为一切人类应享的基本权利，其中身体上的自由权尤其重要，即使对犯罪嫌疑人量法，也需审慎，核查后方可裁定，不可因贪功、偏见或滥用职权任意对犯罪嫌疑人身体施刑，否则公民即谓丧失自由权。公民只有在法律范围内享受自由，才可安居乐业。法律以平等为原则，无阶级差等之分。法律以事实为准绳，即便对起诉罪犯亦当勿有偏见，受伤者未必有理，如在汽车前假碰倒勒索之类，检察官不可只看受伤，就判对方败诉，纵长投机取巧之徒。法分公法私法，权利亦分公权私权，公权为国家社会之权，如选举、罢免权等，私权为维护个人自体权益，如生命、姓名、自由权等，公权私权分开，彼此不相冲突，罪犯被褫夺公权，私权则不在剥夺之列，丝毫不受损。如受羁押、自由权受到限制，但其余生命权、姓名权、公权都仍具备。此理甚明，不可因其被告在押，便认为其天地所不容，人神共愤，品质败坏，即身体也可受法外拷打虐待，这种心理亟待矫正”[61]。人权为人的基本权利，是人所享有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合乎人权的对待，人权具有普适性和道义性，为最起码的基本公民权。公民身体不受损害，无论面对何种组织，公权机关不应贪功，不可通过滥施刑罚的方式获取口供，即使是嫌疑罪犯，其身体的安全同样受到法律保障，不受法外侵害，这是法律的底线。在法治不盛行的国家，强调人权相当有必要，防止借法治之名行中饱私利滥施刑罚之实，以上只有在保护人权的基础上才能提到。人权的公权和私权，不仅包括个人自身安全的权利，而且包括个人作为国家成员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权利，从而促进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
笔者认为，群治术治、心理术、职业道德约制等是余天休学术有特色且着墨不少的内容，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再思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归结起来就是关于社会治理、公共管理的知识。如果进化进步是目标，那么控制治理则是达到进化的手段，社会控制维持社会秩序，使群内成员和群体之间保持团结和谐，这是进步的基础。余天休的博士论文专门探讨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历年战争使人口骤减、生灵涂炭，人口的增减在历史上主要屈居于朝廷的治乱。如果加强社会治理，使社会更有秩序，则这些悲剧就可以减少。[62]余天休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若干社会治理的建议，比如为加强国家统一有序，发展交通通信是首要考虑的事情，其次是建立社会部，开展社会调查进行社会病理的科学诊断，政府听从学者建议，政学结合共同治理。还有传承传统道德仪式，让妇女接受教育，改革对罪犯的惩罚方法，提倡政治民主、发展经济等。也就是说，只有社会治理得紊然有序、井井有条，民族才能振兴发展。反之，社会发展了，物质条件好了，也可使治理控制顺利进行。发展和治理控制一体两面，同步进行。当前社会治理是国家的重要任务，我们党提出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体系化的使命任务，在此，余天休的学术营养可供借鉴吸收。
[1] 1848年夏季到加利福尼亚矿区淘金的人们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他们相互不认识，但能和谐相处，“成磅成品脱的金子放在帐篷或小屋里无人看管，或扔在山坡上，或为了被检验而在拥挤的人群中到处传递。人们可以随意走进一家矿工的小屋，割下一块熏肉，做一顿饭，吃完后裹上毯子睡觉，当主人回来时他一定受到热情的欢迎。”参见罗斯的《社会控制》，秦志勇、毛永政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4页。此段文字描绘了一种自然状态下形似路不拾遗的无冲突景象。
[2] 余天休. 社会的自然秩序［J］. 社会学杂志，1931，4（2）.
[3] 余天休. 社会学大纲［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8.
[4] 余天休. 群治的需要［J］. 社会学杂志，1931，4（1）.
[5] 具体而言，群治失调包括如下情况：1.因战争、灾祸、生育繁多、不良分子夺得政权这些极端情形，社会空前紧张，专制服从增加，务使人人服从，艺术家教员都不得例外，都要拥护正统思想和统治阶级。2.局部联系的中断，即贫富差距造成的派系斗争、武力独裁。3.文化道德的变迁，贪腐盛行、家庭解体、迷信发达为文化失调的外在标志。4.新知识的变迁，如近代中西文化与社会动荡，新经济制度和新发明的出现。其余如贪求外来品、人们背井离乡在外获得新体验等，都是群体失调的表现。社会处于新旧交替时期，旧制度旧习惯无法适应新环境，都可能使群体解体。详见余天休的《群治的失调》，载于《社会学杂志》，1933年第5卷7期。
[6] 余天休. 社会学大纲［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8：48.
[7] 余天休. 乐群性在群治上的功能［J］. 社会学杂志，1931，4（2）.
[8] 余天休. 中国社会之根本问题［J］. 社会学杂志，1930，3（1）.
[9] 余天休. 社会学大纲［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
[10] 余天休. 社会学大纲［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8.
[11] 余天休. 社会学大纲［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9.
[12]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当前仍然是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围和对象，对具体社会现象的解释最终都归结到这一对组合范畴上。社会压倒个人或者个人超越社会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认识的意义不可忽视，可以上升到判断不同国家民族的社会价值观及其社会制度性质的高度。现在对于这组概念范畴之间关系的处理已经转变为二者相互融合、互相影响作用的建构主义观，建构主义观类似于余天休关于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同构和合和的探讨。详见：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M］. Oxford：Polity，1984；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13] 余天休. 情感与利害在社会调治上的功能［J］. 正风，1937，4（3）.
[14] 余天休. 情感与利害在社会调治上的功能［J］. 正风，1937，4（3）.
[15] 余天休. 社会学大纲［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9-50.
[16] 黄公觉. 美国社会学大家罗斯史略及著述［J］. 社会学杂志，1922，1（2）：5.
[17] 罗斯. 社会控制［M］. 秦志勇，毛永政，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25-327.
[18] 罗斯. 社会控制［M］. 秦志勇，毛永政，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5.
[19] 黄公觉. 美国社会学大家罗斯史略及著述［J］. 社会学杂志，1922，1（2）：8.
[20] 黄公觉. 美国社会学大家罗斯史略及著述［J］. 社会学杂志，1922，1（2）：9.
[21] 罗斯. 群治应有之限制［J］. 太真，译. 社会学杂志，1930，3（2）.
[22] 姚慈惠. 水浒传之社会学的分析［J］. 社会学杂志，1932，4（12）：298-320.
[23] 余天休. 中国社会组织及其调治方法［J］. 社会学杂志，1931，3（11/12）.
[24] 冯梦龙（1574—1646），明代文学家，字犹龙，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他的代表作有《古今小说》（又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他还编写了《新列国志》《古今烈女演义》《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墨憨斋定本传奇》。
[25] 冯梦龙在《智囊叙》中说，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智囊全集》分《上智》《明智》《察智》《胆智》《术智》《捷智》《语智》《兵智》《闺智》《杂智》十部，全书共收集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历代智慧故事1 238则，依内容分为十部二十八卷，冯梦龙撰写了书中各部类之前的总叙、分叙、各篇之后的评语、文中的夹批。《术智》序讲述：智者，术所以生也；术者，智所以转也。不智而言术，如傀儡百变，徒资嬉笑，而无益于事。无术而言智，如御人舟子，自炫执辔如组，运楫如风，原隰关津，若在其掌，一遇羊肠太行、危滩骇浪，辄束手而呼天，其不至颠且覆者几希矣。蠖之缩也，蛰之伏也，麝之决脐也，蚺之示创也，术也。物智其然，而况人乎？李耳化胡，禹入裸国而解衣，孔尼猎郊，散宜生行贿，仲雍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不知者曰：“贤之智，有时而殚。”知者曰：“贤之术，无时而窘。”婉而不遂，谓之“委蛇”；匿而不章，谓之“谬数”；诡而不失，谓之“权奇”。不婉者，物将格之；不匿者，物将倾之；不诡者，物将厄之。呜呼！术神矣！智止矣！
[26] 陈兆畴. 约束中国上中等阶级的两种群治要素［J］. 社会学杂志，1930，3（2/3）.
[27] 陈兆畴. 约束中国上中等阶级的两种群治要素［J］. 社会学杂志，1930，3（2/3）.
[28] 姜子航.术数社会学之分析［J］. 社会学杂志，1932，4（9）：208-237.
[29] 李安宅. 礼仪和礼记的社会学研究［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3.
[30] 关于礼教部分，参考了宫廷璋的《中国礼教之解剖》，载于《社会学杂志》1930年第3卷3期。(www.xing528.com)
[31] 从《礼记》记载见古代“礼”的程序之烦琐：“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客至于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席，然后出迎客。客固辞，主人肃客而入。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然后客复就西阶。主人与客让登，主人先登，客从之，拾级聚足，连步以上。上于东阶则先右足，上于西阶则先左足。”现代社会不必这样迂腐，应该适当删减礼仪的形式，但对待客人热情的态度及其相应表现依然需要，所以并不是说礼在现代就完全不存在了。
[32] 参见吴泽霖的《社会约制》，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31-43页。吴泽霖关注社会治理的主题，将其称为社会约制，他区分了约制的工具和方法。吴泽霖谈到社会约制的必要性，在论及约制方法上与余天休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有关心理制约方面的内容，但他不如余天休所说的心理调治的类型丰富，而余天休所论的术治内容吴泽霖则没有提及。吴泽霖：江苏常熟人，192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主修社会学，1927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历任上海大夏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兼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33] 余天休. 嘲笑［J］. 社会学杂志，1932，5（2）.
[34] 余天休. 恫吓［J］. 社会学杂志，1932，4（7）.
[35] 余天休. 颂扬［J］. 社会学杂志，1931，4（4）.
[36] 余天休. 造谣［J］. 社会学杂志，1931，4（5）.
[37] 余天休. 研究社会学之阻碍：偏见［J］. 社会学杂志，1922，1（2）.
[38] 余天休.利诱［J］. 社会学杂志，1931，4（3）.
[39] 浩公. 宣传［J］. 社会学杂志，1931，4（5）.
[40] 刘国桢. 舆论与社会［J］. 社会学杂志，1925，2（5/6）.
[41] 余天休. 用人［J］. 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6，2（2）.
[42] 余天休. 用人［J］. 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6，2（2）.
[43] 余天休. 合作之道［J］. 正风，1936，2（7）.
[44] 余天休. 得人之道［J］. 正风，1936，2（8）.
[45] 余天休. 听人发挥［J］. 正风，1936，2（2）.
[46] 余天休. 美国前总统胡佛之谈话［J］. 正风，1935（24）.
[47] 余天休. 助人之道［J］. 正风，1936，2（1）.
[48] 余天休. 服人［J］. 正风，1936，2（5）. 现代交换论EP证了这一原理，如互动的公平性，互动者的相互吸引为互动前提等，参见：Blau.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N］. New York：Wiley，1964.
[49] 孙中山. 建国方略.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58.
[50] 关于养气，孟子有名言：“四十不动心，不动心有道：持其志，无暴其气。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也；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51] 余天休. 有为［J］. 正风，1935（1）.
[52] 余天休. 成功［J］. 正风，1935，1（11）.
[53] 余天休. 有为者［J］. 光华期刊，1928（3）.
[54] 余天休. 一贯主义［J］. 正风，1936，3（2）.
[55] 余天休. 沉忍［J］. 正风，1936，2（12）.
[56] 余天休.思想［J］. 正风，1935（18）.
[57] 余天休. 自安［J］. 正风，1935（8）.
[58] 求职时应借助有限的亲戚朋友还是依靠广泛随机的公共信息历来有争议，前者为强关系，后者为弱关系。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认为，弱关系的作用可从多方面获得信息，所得信息非重复，因而在求职中作用更大。我国边燕杰教授认为，在中国，强关系对找工作的帮助更大，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虽与他国有所不同，然而原理同一。参见边燕杰的《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59] 余天休. 任事［J］. 正风，1935，1（15）.
[60] “风纪集”系列有：《 律师与法官之风纪》，载于《正风》1935年第1卷22期；《医师风纪》《宦风》《教师风纪》《新闻记者风纪》《药商风纪》，载于《正风》1936年第3卷第8至12期。
[61] 余天休. 人权［J］. 正风，1936，3（4）.
[62] 余天休. 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控制［J］.中国社会学会，1923：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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