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活动相关的是社会演化和社会进步的思想，因为“动”的目标正是为求进步发展，而进步脱离不了竞争，进步是在竞争中达成的。彼时，严复翻译过来的“天演论”观念深入人心。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等，影响了国内许多有识之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领袖都是进化论的赞成者，康有为读过严复的译著，康有为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递擅而进的“三世说”就发表在严复《天演论》译出之后并受其影响。梁启超也指出，“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进步立止”，“凡群之成，必以对待，苟对于外而无竞争，则精神与形式皆无所着”。[20]文明的进步依靠竞争，社会群体离不开竞争，他们从竞争中可以获取活力。进化论在近代可谓风靡一时，近代我国受到西方的严峻挑战，人们生发出强烈的紧迫感，由此相信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原理，信奉这个理论当在情理之中。
进化论发端于西方自然科学的考证及其进展。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证明了进化论在生物种类中的客观存在，并运用了大量考古的证据乐观地预言动物界出于个体的利益，一切物质和精神的环境都倾向于尽美醇善，有利于动物生存繁衍的外形或内在，都会通过基因而被它们的后代保存下来。美国的托马斯·亨特·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和英国的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er）进而运用动物进化原理解释了人类社会和文化，他们被认作“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滥觞。而最早使用“适者生存”这一术语之人，当属英国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比达尔文更早地将社会和生物体予以联系类比，认为社会是一个超有机体生物结构。1851年，斯宾塞在他出版的《社会静态学》中阐述了如下观点：社会计划不断提高着社会组织的复杂性，通过竞争分化，组织从简单到复杂，这种复杂性提高了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促使进化朝向进步。万物都在变，变化是万物都要遵循的规律，人类也要遵循无限变化的规律，人类的可完美性成为可能，恶行源于不适应环境的结果，有机体不断在调整对环境的不适应性，直到达到最高的适应。所以一切恶行就趋向于逐渐消失，人类的每个成员都拥有获得最高程度生活享受的能力。[21]斯宾塞阐述了人类进化的趋势和方向，生物物种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所存恶行不断被修正、减少，善良因素增加。这固然是一种好的自我证言解释，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物种恶的方面远不止一种或寥寥几种，进化不是短时期就可以竣工的工程，新的恶习会在以前的基础上产生，因而通过进化达到纯粹的人、纯粹的物种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余天休的《社会学大纲》用两个章节专门论述了社会演化和社会进步，其中，社会进化的含义为：人们不断在适应环境，这个过程不是环境适应人，而是人适应环境。人们能生存是适应环境的结果，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优胜劣汰乃自然和社会法则。社会不断演化，是适应环境从简单组织到复杂组织、国家的过程。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道德。社会道德也是为了适应环境，有道德者生存，无道德者难以生存，或说适者有德，不适者无德。余天休重点论述了“道德适应”，身体强壮能抵抗气候或地理之变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身体原因，而是有德的表现；同理，身体衰颓怕冷怕热者无德，人类中有好嫖好饮酒赌博者，长此以往破坏个人身体和心理健康，适应大自然的能力日益减少，身体内伤，举止无力，将与医药忧愁为伍，天年消减矣，这是不道德的。“自然界有其规律，如乱砍滥伐树木演致为水灾，伐木为不适行为。如适者为和平、互动、合作，不适者为互相破坏、为不合作，社会秩序破坏。某人行为不轨，天长日久身败名裂，其他人避而远之，这人在社会中立足之地日削，难以存矣。”[22]余天休将适应与道德联系起来，他认为，有德即进化，无德退化之，并提出了新式的道德伦理进化说，这是一种与西方进化论不同的另外的思考途径。从社会层面说，如果道德品质没有提高，即使技术和经济日益发展，也不代表社会在朝着进化的方向前进，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提供优越的条件，余氏敏锐地感觉到了进化和道德文化、合作互助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他不认为道德是进化唯一的标准，他对道德本身提出了新说，说道德不可拘泥，否则就变为道德说教，道德也为适应环境，社会道德因时空差异而不同，为社会中的人所共同遵守，如人口过剩之地提倡独身节育，人口缺少之地奖励人口繁殖，其中的差别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只要有利于国家社会生存发展的是为道德，道德不能泥古不化。这样，余氏又在道德论中融入了进化因素，取中西各自精华。
儒家学说表达了中国式的进化观，这种进化观致力于长远，将时空延伸到很长，不计较于一时一地的得失。《社会学杂志》一篇文章论述认为，儒学进化观以《易经》为代表，阐述的宗旨是从大趋势看，好的事物必将获得好的结果，坏的事物虽得意一时但难以为继。由于好坏因素一般混杂在一起，综合在一种事物中人们难以辨别，所以人们应发展出理性判断的“智”。所谓理性判断，是说发现事物的趋势是好还是坏，而不只看到事物眼前所在，人们观察这种趋势而不是专顾理会当下，再运用他的选择权作出决定，这就是《易经》的智慧，也是真正的优胜劣汰。如好战者趋向于威胁他人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胜利一时，也消耗了自身，增加了不必要的阻力，在那些保持合作的团队中，团队的发展将惠及每个人，个中好坏趋势判断明显。合作、仁爱是儒家赞赏的道德品质，儒家道德、风俗、法律制度有助于加强这种正向进化的理智力。[23]善恶皆有报，为恶者短期壮大不为真正的发展，存活得越久方显出进化，眼光需放于长远而不止于眼前。各国都力求在人类历史中进化，我国民众也深知通过竞争活动进化的道理，但我们的竞争是马拉松式的，并不表现得过于激烈和明显。竞争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合作中的竞争、竞争中的合作，缺乏合作者早期就被团体抛弃了。
余天休从整个人类历史看进化，描述了自远古开始的原始人的演化，整个过程遵循了进化的路线。从冰河期始直至慧人，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直立行走，智力不断改进，使用的工具从旧石器转变为新石器，体型外貌也逐渐发生改变。考古发掘的原始人遗骨显示，原始人体型短小、体瘦，四肢小而弱，筋骨不强，食物粗劣饮食不定时引起消化不良、肚子膨大，食量惊人，但身体强健，耐寒暑冷热，原始人成熟过早，后期退化停滞。现代人进化后身高增加，四肢更强壮，饮食有度，成熟期晚，但因为生活条件好了，身体反而变弱，不耐寒热。原始人感觉敏锐，肉眼能看远物，耳朵能听远声，观察敏捷，听音能辨人畜踪迹，感觉所费既大，心力必衰减、智力薄弱，而现代人正好相反。感觉和智力反向交替，也是进化的标志。
原始人从情绪理性特征看有以下表现：第一，情绪判断急躁。不假思虑突然应之，固守习惯，只计眼前，不思将来，不知储蓄食物，常因小事而狂乱易怒，社会合作不易成立。第二，放纵，不受约束。不愿受人制驭，不服从法律制度，任意而行。第三，缺乏亲密感。男女欢爱逞一时之欲，攸合攸离，无确定配偶。稍能自营生计，即离弃父母而去。第四，智力薄弱，缺乏经验。言语不完备，文字未启，前人经验不得而知，不具交通，活动范围数十里以内，见识狭隘。缺乏抽象观念，不能概括事物，不解数理，难数超过手指的五个以上的数字，不解原因结果关系，不明自然之理，崇尚鬼神。[24]相形之下，现代人情绪、智力、理性均增强，可见进化轨迹。
图3-1 人类演化系统树状图
从个体来说，进化目前已到极限。现代社会虽知识增加，但智慧不见得增加，现代社会中最聪明之人，未必比几千年前的老子、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更加睿智。人的脑容量有限，证明其智慧演化是有限度的；其时人的体格外貌也难有更大的变化，可见个体的进化可能已臻至顶点。但社会的进化不但没有停止，且有无限前途。社会从简单组织到大型社会、国家，一代代将经验传下来，文化从生番到野蛮，从野蛮至文明，由文明至开明，进化无终止。社会的进化同样为一漫长过程，社会的发展来自竞争，成功者、强者存，庸懦者去。社会为多数个体的集合，被多数人拥戴的组织获得成功优势。人在各种社会活动如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活动中的起始目的乃在于求得个人势力的扩张，善能此道者居领袖地位，领袖特性生而有之。早期，人类为求竞争的胜利无所不能，极端自私自利，夸耀自己，不顾道德、公理、慈善而无序竞争，损人利己，为达目的各种手段都使用：欺骗、贿赂、盗抢、虚妄、决斗、武力冲突、战争，无非为达一己私欲。[25]后其他人纷纷仿效，报以颜色，于是社会成为如同英国第一个现代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之间如同狼与狼之间凶狠决斗的“自然秩序”。
欲望无界则斗争不止，强者胜出支配弱者。正如动物界食物链一样，下等生物减少，上等动物不能维系。人类社会弱者无存，则将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土壤气候，使得生存环境恶化，物质资料更不易得。故世间演化出法律、规则、礼仪，订立契约，心照不宣，从自然秩序过渡到社会秩序。同时，人类本质中潜藏同情与和群本能，人类具有乐群本性，同情心强健者适应社会，乐于与人配合繁衍子孙，遗留多数子孙，越是低等动物越互助团结，缺乏此类特性者渐趋淘汰。[26]阶层高的群体需要在同类中显出自己的优势，突出其被社会承认的价值，从而也具有对弱者的同情而无私地帮助他人，从中体现和夸耀自己的才干，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阐述了如是内容，可见同情在所有阶层中都存在着。
在人类征服自然和展开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随着工具的改进和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人类的语言开始成系统地出现。语言最初是为了取乐，由人类在宴会上或跳舞之际受到刺激而呼喊出来，后被模仿固定下来约定俗成。语言越发达，智慧越进步，欲望亦愈扩张，好奇心越强。善用语言者为集团领袖，由此形成不平等关系，人人相互竞赛。通过语言符号的传播，人们讨论观念的抽象能力提高，形成了关于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的系列思想，如用语言解释误会，避免冲突，以及不得随意侵害别人的权利观、私人财产所有权观、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的公共防务观、推选首领受其统治的观念、维系情感道德的礼仪观、解释宇宙奇妙现象的宇宙宗教观等。[27]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人类用文字将这些观念记录下来，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推动社会实践，建立社会制度，结合现实和思想进行更新，从而不断走向进步。不同地区的人观念不同，从更远的未来看，随着不同地区的人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反思融合，未来社会中的人群将更加具有同样的特点，思想行动变得同一，这样使学术更为发达、科技更加进步。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环境，有的人适应能力强，有的人适应能力弱，由此形成不同社会阶级和社会威力者，以上大致为社会进化的历程。
如何看待社会进化论？社会进化论因达尔文的生物研究而得到确认，但毕竟人的世界与动物界不同，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与动物迥异，人具有精神、意志等主观因素，这些主观因素会阻碍或促进自然选择作用。人类社会的未知变化莫测，面临多种可能性和风险事故，故而实际上前景难以完全把握，许多突发事项的发生超出了人所能把握的范围，越出了人类确切的视域。“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人们物质的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诗歌艺术、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的进步并不一定与之成正比例。社会每前进一步，都消耗了既有的确定的资源条件，增加了现代人享受的动机，从而为下一代的生活带来的未必是可持续的发展。每一次的进步即意味着欲望的加深以及与之相应的痛苦的增加。换言之，进化的观念是必要的，它给人以信念和鼓舞，给予希望，推动着人们为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而不断努力，但不能对它进行超出它本身范围的过于乐观或悲观的估计。”[28]人类智识骎骎日上，技术、工具制造与时俱进，而道德、心理未必随之改进，文化发展相对于物质仍有较大差距。我国近代学者章太炎提出了“善恶苦乐并进”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唯言智识进化可也，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故名之俱分进化。”[29]进化过程中善恶并进，非专为一个方面进步，只看谁压倒了谁，而不是其中一种因素全然消失，章太炎的思想与伯瑞相同。还有一种情况是不进不退，如人的外貌、体型似乎已经进化到了最高点，因为最近七八千年来人的身体并未发生太多改变。
图3-2 我国文字源流图
吉丁斯本人区分了自然淘汰和社会淘汰两种概念。自然供给有限，人口繁衍无穷，人类不得不为生存而竞争，竞争结果是强者留弱者去，此为自然淘汰。但社会并非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而是良善者存，强梁者不得好下场，社会弱者占多数，强暴者将引起社会群起反对攻之，这是一种很显见的基本道理。因此，社会原理应由适者生存变为善者生存，它是人类得以长期延续继替的可行方式。故吉丁斯说，最适于生存者，为三种特质之人：大度宽容、同情合作、明智了解之人。总之，能融合社会与他人合作之人，自易在社会中获得地位，为大众所承认。[30]西方新进化论者认同了他的这一结论，如汉密尔顿发现，物种具有近亲选择偏袒的倾向，他们为生物亲缘关系宁可自我牺牲，父母对子代的无私利他行为，其原因是为了将自己的基因保留在基因库中，以一种包容性适应（Inclusive fitness）的方式生存。[31]个体尽量扩大其亲属群和亲属地域圈，彼此保持信任团结，汇聚起更大的力量，而对于非亲缘关系的他者施行帮助，其潜在的目的也是为了大家将来互惠共利而提高适应性，社会中的合作原理基于此，同样是生存策略。[32]合作牺牲不一定是逆进化，合作互惠是为了长期适应，相比为己私利冲突，它更适合推动整体的进步。
认识和看待进化论的一种处理方式是，就科学研究而论，与其对前途作出预测，不如更多地去估计未来社会可能遇到的困难，将进化论转化为一个中性的观念。美国另一位社会学者罗斯[33]认为，社会学应该抛弃进步或退步的概念，而用社会变迁代替之，人类社会的进化和自然界的适应不同。例如，动物居于北方寒冷生厚毛以及防止卵被啮筑巢的天性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如果被敌人侵犯，则击退敌人强化武力的军阀主义绝非退化之事，但一人势力的发展，如果依靠压制人民而得来，那就是退化。罗斯居于中间派，他从其他角度委婉地承认了适应说，例如，他认为道德风俗都是生存与选择的结果，巩固群体的道德和风俗相比不巩固群体的道德和风俗更为优胜，文化乃小规模竞争的集合结果，政治团体的建立是为应付生存适应问题。[34]社会不可能总是顺利发展，前进的道路中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对于社会中的个体来说，生存竞争的潜在压力不可避免。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动物界的优胜劣汰并不存在，人类社会有互助协作的一面，团结互助促使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竞争的存在不可避免，人们会在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中获得个人机会。综合这二者，社会中的竞争不能无序，要将竞争约制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不能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不合理局面。社会中的人们以合作共赢为主，同时适度竞争。在人口众多、资源缺乏的国家，压力感和紧迫感始终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演化或进化规律具有价值。
余天休将道德和进化连缀在一起，用中国元素改造了西方进化观。余氏叙述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从个体到群体的进化历程，阐述了进化的含义。在他以后的论著中，进化论几乎贯穿了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际关系的全部分析。我们只有对进化观较为熟悉，才能更好地体味、了解他的学术结构，这个特点在我们接下来对他学术的具体探讨中还会不断提及。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余天休的学术进化观不是唯一的，他注重学术的科学性，还与科学结合起来，他亦认为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科学，在西方的长期学习使他对科学的理解更加深刻，并融化于其学术的血液中。只有将科学因素和进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世界。
[1] 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 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36-338.
[2] 关于中西文化在静与动方面的差别，李大钊曾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了中西文化差异：“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这是在近代特殊环境中的一种认识，动与静只是相对而言，表现为在不同范畴和向度，不同文化体的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在程度和变化量上有所不同。陈序经认为，一切文化都是动的，文化的发展有赖于人的动力。参见陈序经的《一年来国人对于西化态度的变化》，刊于《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第3期，第22页。
[3] 王夫之. 周易外传：卷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4] 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 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39.
[5] 余天休. 世界史之出发点［J］. 商业经济评论，1937，4（10）：897.
[6] 王阳明又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都是在说知行合一。
[7] 行为主义者通过系列动物实验，如鸽子实验来验证人的基本行为原理。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鸽子老鼠为了食物而行动，人为了成就价值而活动，外在刺激越强，人的行为动力越强，行为得到刺激物的强化。余天休撷取了其中“能动力”的概念，但是不同的是，他认为即使暂时失去人生目标，人也有必要将内在的能量通过渠道疏散开去，这似乎与弗洛伊德的内在“力比多”分泌即本能驱动有关，但舍弃了弗洛伊德派心理学的神秘色彩，而将其移植到可观察的社会现象中。
[8] 余天休. 宇宙间之三大原理［J］. 正风，1937，4（11）：997-1000.
[9] 余天休. 世界史之出发点［J］. 商业经济评论，1937，4（10）：894.(www.xing528.com)
[10] 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38-340.
[11] 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 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76-464.关于具体的建设举措，在本书后面的分论章节中会逐一阐释。
[12] 参见余天休的《水利与治水》，刊于《正风》1935年第2卷第18期和《水利的经理问题》，刊于《正风》1935年第2卷22期。
[13] 《建国方略》出版后，孙中山创作了《国家建设》，《国家建设》含《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八册。《民族主义》已经脱稿，《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草就大部，其他各册大略规划就绪，尚未执笔直书。不期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竟将数年心血所成之各种草稿，并备参考之西籍数百众，悉被毁去，殊可痛恨。后虽演讲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但演讲无暇晷预备，无书籍参考，只于登坛随意发言，较之前稿，遗忘实多，都觉远不如从前（见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版）。从这段文字看出，《建国方略》（包括《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部）保持原型，已然出版，而现在面世的《三民主义》与陈炯明叛变前所著相比，精义和依据已然丧失不少，五权宪法只剩下一个框架，其余政府、外交、国防论更几乎无从可见，所以孙中山的思想需要大量补充，余天休的著作志在对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完善。
[14] 吉丁斯有时译成季亭史，《社会学刊》1933年第4卷第1期刊出一集季亭史专号，吴文藻介绍了《季亭史的社会学学说》，说季亭史开创了美国社会学，他在美国社会学界的地位，原可比于法国涂尔干、德国席墨尔（又称齐美尔，Zimmel），英国霍伯浩士（又称霍布豪斯，Hobhouse）。这是吴文藻的观点，从现在看来，吉丁斯实际的贡献及地位还是不如上述诸位。
[15] 余天休. 社会学大纲［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9.
[16] 余天休. 社会学大纲［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97.
[17] 美国基丁斯氏的社会学原理［J］. 解敬业，译. 余天休，校订. 社会学杂志，1932，4（8）：187.
[18] 需要说明的，吉丁斯的社会意识是社会活动的基础，而同时个体意识也不是凭空产生或者只依靠个体本人产生的，是在社会互动交往中学习而得之的，即意识具有社会性。如此衍生的是，余天休所说的“中庸”和“道家”以求内在安和的心理或意识也应该与时俱进，在不同时代赋予新的内容，人们的心理调适应时而变。
[19] 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 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29.
[20]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四册［M］. 上海：中华书局，1989：18，77.
[21] 斯宾塞的进化观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早10年，达尔文在他自己的书前言中礼貌地感谢了斯宾塞。
[22] 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 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45.
[23] LEON，HUS S. The confucian theory of nature evolution［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1925（2）：11-19.
[24] 余天休. 人类之过去现在与将来［J］. 北京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季刊，1943：17-22.
[25] 余天休. 人类之过去现在与将来［J］. 北京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季刊，1943：14-26.
[26] 余天休. 人类之过去现在与将来［J］. 北京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季刊，1943：27-29.
[27] 余天休. 人类之过去现在与将来［J］. 北京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季刊，1943：30-35.
[28] 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家约翰·伯瑞在详述西方进步的观念后得出关于对进步或进化的中性判断的观点。参见约翰·伯瑞的《进步的观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42页。
[29] 章太炎. 俱分进化论［J］. 民报，1906，7.
[30] 吴文藻. 论社会学中国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33.
[31] HAMILTON W D. The evolution of altruistic behavior［J］. American naturalist，1963，97：355.
[32] TRIVERS R L.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J］.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1971，46：38-52.
[33] 爱德华·阿尔斯沃斯·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1903年任斯坦福大学教授，1906-1937年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1911年曾来中国游历六个多月，发表过对中国民族性格的看法，著有《社会控制》《罪恶与社会》《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原理》。
[34] 黄公觉. 美国社会学大家罗斯史略及著述［J］. 社会学杂志，19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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