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适之动”不只涉及简单个体的人生问题，作为统筹历史社会的整体哲学思考，“动”还关涉国家发展。余天休论说，动得不合宜，可能致邦国倾倒衰颓，由执政者一念之差演化成国家之祸例有之，兴邦丧邦皆人为也，历史上兴革变化，一旦误入歧途，即愈趋愈远不堪回首。革新政治社会，需先知先觉者为之运筹谋划，思虑长远，切不可临时动议、朝令夕改、仓促行事。这种治国经验也为近代历史所一再证明。
余天休关心国家建设，对中国近代化进行了全面构想，深刻展现了他“动”的理念。他认为国家应该“动”起来，也就是加强建设，国家若不致力于建设，何来发展，如同华厦构建，一砖一瓦都要搬动粘砌。近代国人较为因循守旧，不能解放思想，不敢迈开步伐，所以国家发展缓慢。“动”起来的国家建设包含若干方面，心理建设、社会建设、军事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都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余氏对每一种类型的建设都做了仔细分析。其心理建设说明我国民众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提出要培养新政治新道德和信念的建设任务；社会建设包括推行社会运动、调整社会行政机构、矫正教育方针、实施卫生政策、组织民众、建设政党，解决民族问题、妇女问题、农民问题、劳工问题等；军事建设则分析了军阀祸国事实及贻害的后果，提出建军方针、整军步骤；政治建设包括培养民众参加政治活动的习惯、完成宪政、确立选举、实行人民立法、限制行政权能、健全司法制度、确定考试权能、充实监察制度、修明内政、实施地方自治、实行村镇自治、整理外交方针、重振边务、调整侨务等；经济政策分析发展经济的根本举措、非常时期统制经济措施、调整金融资本、财政建设、土地与农林建设、工商业建设、交通水利建设、矿业建设、渔牧业建设等；国际建设程序如调整近邻邦交、设立近邻国际研究机关、致力于近邻国际经济建设、建设世界联邦政府。[11]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建设总和起来为国家建设纲要。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每一种建设都显得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而在每一大领域下面，余氏又列举了一二十条关于如何开展建设的具体举措，事无巨细，尽力铺陈，相关事务一览无遗，这些构想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此外，由于农业和水利利益相因，余氏还专门论述了水利建设，他说水患关系国家安危，治理水包括筑堤蓄水，利用水力发电、航行、造林等，以及水不得实行私有制和水利的经理问题。[12]
一方面，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也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任务有关，余天休像政治家一样构想着国家民族发展的蓝图，书生何尝不能论国，俨若建构指针，类似于孙中山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体例，充分体现了余氏作为“士”所传承的公共服务精神。余天休在美洲追随国父多年，深入探究过孙先生的思想真谛。因陈烔明叛变，孙中山建国方略除部分出版外，其余皆被焚烧无遗，旋以病故阙疑无从弥补。孙先生自述了这一经过，并希望读者同志本此基础，触类引申，匡补阙遗，更正条理，使之成为一完美之书，以作宣传课本，则其造福于吾民族、吾国家诚无可限量也。[13]余天休正是秉承这一遗志，希冀对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纲领有所补充完善，故作国家建设纲要。(www.xing528.com)
我们比较余天休和孙中山的国家社会建设纲领发现，它们在形式上各具特点。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对于国家交通、矿业、工业、农业等发展、集会表决之法指导详细具体，而孙先生的《国家建设》一文则旨在阐释其原理，并没有具体指导，可能与前书稿被烧掉重新寻找资料比较困难有关。余天休本着“动”的哲学理念，依据孙中山的建国理念，再仿照《建国方略》体例，具体构架实现建国理想的实践措施和方式途径，具体而微，重在施行。如在开展心理建设、塑造新一代国民道德方面，内容就更为充实。还有，孙先生的社会建设主要是民权初步，也就是集会程序动议，余天休将其推广至广泛的社会运动和解决社会问题，根据新的情形添补了详细内容。反过来，孙中山对于国家实业建设计划修建哪一条港、哪一条铁路，开发哪一座矿藏都有一一规划，指出了规划的地点名称，余氏则将这方面的建设总括为经济建设概而化之，将经济建设内容所包括的各分支阐述得更为全面。总之，余天休认为，国家要动起来，国家的活力体现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与发展中。这些建设方案总的特点是实践，余天休不过多地去阐述其学理原则，行甚于知。余氏的国家建设论，鲜明地体现了务实的风格，也鲜明地体现了他“合适之动”的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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