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更多解决问题和提高物质生活的办法，人们只好寄意于神灵保佑，民国时期宗教活动盛行，人们普遍将希望和未来寄托于宗教和迷信活动中，尤其是迷信。迷信可谓广泛支配社会，不仅大刀会、白莲教等江湖组织借以号召的是迷信符咒，而且市井无赖和一般民众也相信星相卜筮算命堪舆，各地庙宇林立。农村遍布宗教庙宇，以山东龙山镇为例，全镇人口446户，2 470人，大小庙宇72座，包括文昌阁、龙王、菩萨、太山、镜武、土地、观音、关帝、玉皇庙等，各处香火兴旺。[65]这个不过两千多人的小镇，庙宇达至七十多座，香火不可谓不旺盛。学者李景汉调查去北京妙峰山朝顶敬香的香客，每年可达三四十万众，阴历四月初一至十五为朝香的日子，初六、初七和初八为最热闹的三天，这半个月香客可谓络绎不绝。晚上轿夫都忙个不停，执四五尺长的火把，扛着肩舆照着客人去朝香的路。有一个村叫涧口村，为香客集中之地，其拥挤程度比北京前门大栅栏有过之无不及，家家房屋成了客栈旅馆，壮丁做背子轿夫。朝香为的是解决现实中的烦恼，往来的香客在这里最喜欢说“虔诚虔诚”，上山对下山的说“带福回家”，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在这里说“虔诚虔诚”，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虔诚虔诚”在这里似乎成了无上的权杖，就是皇帝主教的权力也比不上。香客到这里来的主要活动是磕头作揖烧表进香，他们见庙就进，见像就拜，其中为家里亲人疾病还愿而来的占百分之二三十，为受灾难贫困求圣母解救的占百分之五六十。
磕头还愿是这样的，有的三步一磕头，有的两步一磕头，从山脚磕到金顶上，有的穿红衣或戴手铐脚镣上来，有的把自己打扮成牛马等形状上山，有的到山上做工，有的应许给庙里买应用之物。笔者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少年，背着马鞍子爬进来，掌礼的给他引见到圣母天仙面前，叫他叩头烧香，为他念诵了不少话，然后把他马鞍子拿下来，红衣少年像马一样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完事到旁边喝粥去了。据说此人因母亲重病许愿三年，如此每年上山还愿，上山前以牲口自居，总不说话，直到一切手续办完了才与人说话。还有还愿毁垄的香客，山脚下有人故意到田垄上走，将麦田践踏得不成样子，原来这是田主许的愿，将麦田的一部分任人踩踏几垄，这叫“还愿毁垄”。除了磕头，还可以抽签解文，在妙峰山上抽签签文如下，妙峰灵母圣签：心直德厚福无疆，任意求财定有方，守分自然多吉庆，名利双全荣与昌。解曰：求官得位，财源大通，婚姻可成，诸事遂意，孕生男子，利见大人，行人即至，疾病必痊。落款为：板存琉璃厂会远斋甘姓公议助善。金顶妙峰山王奶奶灵签不一样，一般为治病的，签文后附有中药方子。如，肝有火，胃不开，心胃相交，病无来。附白茯苓一钱，次生地二钱，柴胡一钱，酸枣仁八分，引藕节两个，两剂完。板存文德斋。[66]
庙会不单是宗教活动场地，批示未来愿望，还是精神文化生活集中所，庙前有献技艺的，如自行车技拿大顶、狮子舞，施演刀枪鞭叉等，众人都来围观叫好，终日不绝。
这些香客不是孤立的个体，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了“香会”，北京、天津各地都有香会，每处有数百个。如北京的会峰普照燃灯老会、清静乐善清茶圣会，天津的老北道老爷庙馒首粥茶老会等。香会会员各有职责，如早康熙二年的善老会，分引善都管（香首会副香首）、催粮都管（收取会费）、钱粮都管（采办供品）、护驾都管（掌礼）、车上都管（管理车辆）、苦行都管、陈设都管、中军吵子都管（管理巡查防卫）、号上都管、揆子都管、厨房茶房都管、拉面都管、饭把都管、净面清茶都管、司房都管（管理银钱）、信女等职务。[67]这些香会如同企业，分各种职位，而这些职务分工反映出香会不仅是宗教组织，而且具有经济功能，香会拥有为数不少的专属香田，种植粮食作物。香客内部进行经济调剂，有需要的先向香会预支，相互帮助。一些香会是习武组织，秘密结社，红枪会等习武的自卫组织都以信奉宗教为核心，宗教文化吸引团聚了成千上万民众。
宗教组织的主要影响力还在于宗教文化本身，宗教包含的精神和信仰是吸引民众的主要原因，宗教文化代表了香会组织的基本功能，其经济和防卫作用不过是附属要素，民众从信奉神灵中感受到超能力对现实的控制和心灵的慰藉。范迪瑞曾调查过鲁东农村的迷信和禁忌情况。鲁东农村家庭供奉的神有以下几种：一是天地神，又名天井神、中露神。南墙上供有神龛，犹如庙形，龛上像日月山川，有日月星闪耀。龛内放牌位，上书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之神位，或书敕封中露神位。中露神俗称天老爷，每年冬至至年节祭祀，年节在龛前搭一席棚，将牌位置于棚内，棚外贴如“天地之大也，鬼神其盛乎”，或“大德曰生”等对联。二是灶王神。俗传灶王神有一妻一妾，名丁香、海棠。不祭灶王者，煮饭不熟，灶王神像每年一换，名曰更衣。八月初三为灶王生辰，祭祀一次，腊月二十三为灶王上朝玉皇大帝之期，这晚各家备纸马，祭祀后扯下灶王神像焚烧之，谓灶王骑马升天。与灶王并焚的还有马草、五谷粮米，是一年的收获，让灶王达于玉皇大帝。祭祀品有面条、年糕和糖瓜。年糕取其黏性，以粘住灶王之口，使灶王不能向玉帝上奏家中的过错；糖瓜取其甜意，让灶王对玉帝说甜言蜜语。[68]三是家堂神，就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救苦救难的，称为宅神，因为是女像，又称为家堂奶奶。四是财神。相传财神为殷朝宰相比干或越国范蠡，范蠡人称陶朱公，辞相经商，三聚天下财又三散之。财神除享受年节之外，每年九月十七日享祭一次，用羊肉祭祀，又叫羊肉会，也叫财神会，说是财神的掌管库房的是个回族，不吃猪肉，要讨他的欢喜。五是关帝。关帝是三国时的一位武将，忠义勇士，明朝封为关王，清朝封护国神，进位关帝，农村中有关帝庙。家中供奉关帝，因他和财神相亲，又称作武财神，每年五月十三祭祀一次，叫作关老爷磨刀节，纪念这天关帝单刀赴会，迷信说这天必下雨，以备磨刀之用，因此又叫作雨节。六是祖先。祖先和神一样，祖先有灵魂，常会来家看看，保佑家人，所以也要祭奠，祈福免祸。另外，还有关于小孩的风俗。[69]
民间宗教文化的组成成分中包含禁忌。禁忌指不可做某事或者避开某些不恰当符号，人们借此维持内心平静或平衡。尽管禁忌从理智上不能得到完全的理解，但禁忌流行开来，无论是否符合常理，只要作为社会共同同意的风俗，就被遵奉。
还是在鲁东地区，如人们认为家里门窗对着屋山的，应在屋山上钉块“福星高照”的木板，屋山上的尖头瓦，名字叫作猫耳朵，不愿见到它。农忙时农夫在田里工作，早上中午两餐都由家人送饭，农夫吃饭前将饭汤洒外，也是祭奠一下。动物中猫怕狗，猫见到狗咬耸尾倒退，或爬上树，狗见到猫追，它们是世仇。为了让它们相容，一种禳治的方法是执着犬和猫的前足，让它们彼此相互作揖，主人对狗说不许咬猫，这叫犬猫交拜，经过交拜的狗猫不再仇视了。端午节那天饮雄黄酒，插桃枝艾叶辟邪，头发上、门角、小孩的五色线上都带着艾叶，端午节辟邪，失去悼祭屈原的意思。还有再醮的妇女，改嫁时到新婆婆家，丈夫不先见面，叫老年女人抱着斧子迎接她，打掉她的凶气。儿童不满三岁夭折的晚间其魂回家吃他母亲的奶，母亲要回娘家躲三天，孩子回来找不到就不再来了，这叫躲三日。家中有人去世时，死者挂念家中会在赴阴司之前到家中看看，俗名回煞。煞性最强，人预见非死即伤残，树木预见也要枯萎，所以回煞的时候家人躲到左邻右舍，至过了时刻才回家。家中老人去世的，棺材上放几个青钱，出殡时孝子女要扫净棺材，如果头三下能扫出钱来，必可过好日子。老人出殡，妇女们哭着送出门，送出后先回家的，将来能富足。[70]
这些关于禁忌的琳琅满目的活动表明，人们对于一些现实中不愿碰到而又没有办法回避的事情，通常会想办法通过宗教迷信活动予以化解舒缓。遇到不好的情况，悲伤是一方面，但不必过度，现世还是最重要，保护好现世的人，面对当下的生活，这些都是宗教或迷信活动的宗旨要义。
上述流行于鲁东农民中的行为是风俗、宗教还是迷信，不可一概而论，只是角度不同。我们知道某种风气和社会行为的推崇是因为符合当地的习惯，满足了社会中多数人的需求。习惯是可以慢慢改变的，在习惯没有被革除、科学观念没有被提高之前，以当时的文化教育水平而论，这些活动具有正向功能，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生活的幸福感，从中得到自然的快乐和满足安慰，使生活安宁。无论这种感觉是真是伪，它都有存在和演化的道理。如果新的观念和习惯出现并逐渐被人接受，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例如集体讲科学，那么原有迷信色彩的仪式就会随之改变。从这些宗教或迷信表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民众一般的思想观念及社会形态，1920年后期发生了大规模的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大批的庙田收归村公所，真庙改造为学校，这些迷信活动有所衰微。
以上为《社会学杂志》描述的民国社会的民生情状。作为第一本社会学专业期刊，《社会学杂志》调查类文章秉承了将社会学作为科学研究学科的宗旨，力求细致刻画民众的日常生活，这种特点使其区别于其他同类的许多报纸杂志。《社会学杂志》不报道时政或社会要闻，不像新闻类报纸或杂志那样关注社会每天发生的轰动事件，也不以醒目的标题来吸引公众，而是平实地描摹解释平民的生活。研究者作为普通人中的一员，以观察和实地考察的方式思考分析每天所发生的普通事件。通常篇幅较长，叙述全面客观，比如说明民众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注明各自的代表比例，不将具有差别的民意混为一致，实际就是将报纸的倾向明示出来。不热衷采用小说式和现实相结合的塑造艺术典型的方式来挑动读者的情绪，而是理性地呈现，如同纪实片一样，挑选的是实例，因而真实可靠。这种写法在当时独树一帜，一扫我国自古以来写作概括或注重文学的特点，为我们探究那一时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专业视角。
《社会学杂志》调查论文反映了1922-1924年及1930-1932年间的社会民生状况。孙中山先生创设三民主义教义时，即充分考虑到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贫与不均，以这份杂志所示，此言可谓道中了社会发展的关键：“中国之患在贫，贫则宜开发富源以富之，唯富而不均，则仍不免于争，故思患预防，宜以欧美为鉴，力谋社会经济之均等发展，及关于社会经济一切问题，同时适当之解决。及至人民程度高时，贫富阶级已成，然后图之，失之晚矣。”[71]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实质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以适应民俗国情。变革国家制度，以国家整体的力量规划发展经济，提高民生，就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完成历史赋予使命的重要策略之一。民生包括民众实现生存的基本需求和获取发展的基本机会权利。孙中山先生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是社会大众最为关注的问题，只有提高民生水平，才能为振兴民族打下基础。这就是余天休在国内三十年生活和学术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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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ILLINGSLEY P. 民国时期的土匪［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99.本书提到匪徒队伍扩大，一些少壮农夫，甚至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从匪，有些是被迫的，跟随匪徒去抢夺。群山沟壑中，土匪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且代代相传。“父绍其子，兄勉其弟，妇勖其夫。其不肯为匪者，妻室恨其懦，其乐为匪者，父老夸其能。”土匪和平民没有明确的界限，家里出了一个土匪，这家能得到保护，是有能力者，家人都为此感到自豪。
[7] 研究土匪问题之资料［J］. 社会学杂志，1922，1.
[8] 余天休. 中国秘密结社的研究［J］. 社会学杂志，1930，3（5）；黄幅韶. 华北的隐患［J］. 社会学杂志，1931，3（8）.
[9] 另一说法为：红帮成立因少林和尚为清廷所害，志在复仇。三合会创立于康熙甲寅期，成立日期为7月25日，初次拜盟之地在湖南衡阳白鹤洞霞普菴的红花亭。创始人为陈近南及少林僧方大洪、蔡德中、马超、胡德帝、李式开（前五祖），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后五祖）。康熙年间少林和尚平西有功，收徒日众，被朝廷所忌，间以谗言，朝廷遂下令焚毁少林寺，十祖逃出，陈近南反清复明，与十祖汇合，创立了三合会。参见雪声的《洽会源流考》，刊于《丙寅杂志》，1926年第2卷，第1-10页。
[10] 哥老会，又名哥弟会，取皆为兄弟之义，为洪帮兄弟的通江口语。哥老会在各地的称呼不同，两湖称“江湖”（“江”取洪字偏旁和哥字的工），直隶称“混混”（取洪字偏旁，昆季之昆），浙江称“洪帮”，广东称“三点会”（取洪字三点），云贵四川称“工口”（哥字拆半，后误读为“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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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李树秀. 四十一个残废兵的研究［J］. 社会学杂志，1931，4（1）.
[24] 费孝通描述的“三嫂”家的遭遇反映了战争对普通农民家庭造成的损害。三嫂结婚了，有公公、丈夫，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叔子，一家人租种十多亩土地，日子还算过得去。但后来，小叔子被抓壮丁当兵，再之后，小叔子从部队里逃跑了，三嫂的丈夫又被抓了进去，十多天后，三嫂的丈夫被放了出来，三嫂又被抓了进去，原来都是要钱。后来三嫂出狱了，这期间他们家的菜园子荒芜，丈夫消沉吸鸦片烟，原本遵循例行惯常轨迹的一家人的生活就这样被战争毁了。见费孝通的《人权·逮捕·提审》，载于《田家半月报》1946年第12卷第21、22合期。
[25] 郑韫三. 改良警察之商榷［J］. 社会学杂志，1922，1（1）.
[26] 国民政府以苛捐杂税闻名。农民除了交纳田赋（通过征实、征购、征借三种渠道）和商税外，还需交纳各类摊款和根据需要临时附加的“白地摊款”，这后者累计起来，非正式摊派远高于正式税收，甚至超出数倍。所谓的中央税，不仅包括农村田赋税收，而且包含关税、盐税、直接税（营利事业所得税、薪水报酬、证券、租赁所得税、遗产税等）、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发展到后来，几乎所有货物都要交货物税。地方税更是五花八门，例如告状费用：一个诉状包括写状纸的“缮状费”、在诉状上贴印花的“印花税”、送达诉状的“执达费”、过堂的“铺堂费”、抄录口供的“副状费”、开犯人的“锁镣费”等；火炉需要每月交火炉捐，宴席超三桌以上的交筵席捐。路过每道关卡验货的厘金，真是名目百出，防不胜防。
[27]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J］.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8] 陶佛. 试谈胶东社会中的畸形［J］. 社会学杂志，1931，3（8）.
[29] 解敬业. 四十二个工人生活的研究［J］. 社会学杂志，1932，4（6）.
[30] 杨荫庆. 加增小学教员薪金之讨论［J］. 社会学杂志，1925，1（1）. 杨荫庆，1917年获美国Cornell大学硕士学位，任北京大学及北京其他高校教授。
[31] 德人最近之生活［J］. 社会学杂志，1922，1（1）.(www.xing528.com)
[32] 德国中流社会之窘蹙［J］. 社会学杂志，1922，1（3/4）.
[33] 陈劭南. 伦敦及柏林劳动者生活费［J］. 社会学杂志，1923，1（5）.
[34] 费孝通1947年访问英伦，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年的英国的情形。当时的英国社会仍然没有复原，到处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人们的生活是这样的：面包都要限购，每人每顿两片面包的供给负担不起，衣服用完了不能再买，最多每年全身换一次新衣服。街上被炸毁的房屋多得修不完，政府为了鼓励人们修葺旧屋，借钱给人们收买房子。费孝通租住的那个房东就是通过修理旧房屋，修好一间出租一间的。参见费孝通的《看英国为了下一代》载于《田家半月报》1947年第13卷第15期。战后房子无须购买，因为饭都吃不上，房子就没有多少价值了。
[35] 玄默. 烟潍路上社会的一瞥［J］. 社会学杂志，1931，3（11/12）.
[36] 京沪道上也是如此，当时规定，中央委员在这条道上乘坐火车免费，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半价。
[37] 余天休. 我国的旅行［J］. 社会学杂志，1930，3（3）.
[38] 李景汉. 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J］. 社会学杂志，1925，2（5/6）：6.
[39] 逃荒［J］. 社会学杂志，1930，3（4）.
[40] 中国农民在丰年注意囤积，节约度日甚至有点吝啬，或许用于备荒，和灾荒有关，对于灾荒烙刻上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使之在丰年保持勤俭的习惯。
[41] 余天休. 秦中贩卖人口之现象［J］. 社会学杂志，1930，3（3）.
[42] 教养乞丐局之建设［J］. 社会学杂志，1922，1（1）.
[43] 步济时. 中国社会服务工作之意义［J］. 李安全，笔译. 社会学杂志，1925，2（5/6）.
[44] TONG Y L. Poverty in PeKing and its relief［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1923，1（1）.
[45] 齐谐. 蜀游漫记［J］. 新社会，1934，7（5）.
[46] 龚自珍. 京师乐籍说［M］//龚自珍全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18.与原文略有改动。
[47] 上海中华卫生教育会. 中国妓业之流毒［J］. 社会学杂志，1922，1（1）.
[48] 贺萧.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M］. 盛宁，韩敏中，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95，91.
[49] 蓝孕欧. 杭州市之娼妓问题［J］. 新社会，1933，4（6）.
[50] BURGESS J S.The problem of prostitution［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5，2（4）.
[51] 国民政府管理妓院的阶段大致是这样的：1920年注册登记关闭妓院，摇珠抽签劝业迁出，1924年后逐渐放开恢复，1928年国民政府严厉禁娼，至1930年代中期开禁，1945至1948年管制取缔，对妓女实行教育救济，1949年前无法控制。总的来看，国民政府对妓院的管理时紧时松，起伏不定。
[52] 余天休. 今日何日［J］. 正风，1936，3（7）.
[53] 玄默. 鲁东农村中妇女生活的状况［J］. 社会学杂志，1931，4（5）.
[54] 甘南引. 中国青年婚姻家庭问题调查［J］. 社会学杂志，1924，2（2）：1-281.
[55] 1912年内务部曾颁布《禁止妇女缠足章程》，规定女子十岁以下者不得裹足，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裹足者一律解放，二十岁以上妇女亦逐渐开放，改换式样。由警察署查核，限期放足，否则科以罚金，各地掀起大规模的放足运动。但十多年过去了，缠足者依旧不少。
[56] 甘南引. 中国青年婚姻家庭问题调查［J］. 社会学杂志，1924，2（2）：66.
[57] 甘南引. 中国青年婚姻家庭问题调查［J］. 社会学杂志，1924，2（2）：68-74.
[58] 参见甘南引的《中国青年婚姻家庭问题调查》，刊于《社会学杂志》1924年第2卷第1期，第97页（有删改）。
[59] LIU C. The position of woman in China［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1925，2（5/6）.
[60] YU H，DJEN A B. Some family problems of the modern Chinese publicists［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1923，1（6）：6-7.
[61] ELLIS H. 妇女运动的变迁［J］. 王文祺，译. 社会学杂志，1922，1（1）.
[62]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8世纪的英国作家和女权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威廉·戈德温结婚，著作有《男权辩护》《女权辩护》。她认为女性如果不将更多时间用于美貌和身体装扮上本可以取得更多的成就，女性如果屈从于感性、放任于感情和同情，使理性不能健全发展，这将使女性自身受到伤害。
[63] 乔治·桑，法国女小说家，18岁时嫁给杜德望男爵，但她对婚姻并不满意，1831年她只身来到巴黎，开始独立生活。移居巴黎后她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七月革命后不久，她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安蒂亚娜》（1832）。乔治·桑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大群追求者，她与大文学家缪塞的艳事、与音乐大师肖邦十余年同居之故事至今仍被乐道。在两性关系上，她倡导女性的主导地位，认为女人应该主动追求情感满足，婚姻迟早会被废除，一种更人道的关系将代替婚姻关系来繁衍后代。但据说她在公共场合非常拘谨，不善言辞。
[64] 高尔松，高尔柏. 中国学者妇女问题之研究［J］. 社会学杂志，1924，2（2/3）：1-58.
[65] 田维中. 山东龙山镇的调查［J］. 社会学杂志，1932，5（3）.
[66] 李景汉. 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J］. 社会学杂志，1925，2（5/6）：6-11.
[67] 李景汉. 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J］. 社会学杂志，1925，2（5/6）：22-39.
[68] 关于灶王，民间年终还贴新灶王像，书写对联“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等，灶王像上一般附有一年的大小月及二十四节气表，农村中有买历书的习惯，敬授农时基本靠的是这个灶王的节气表，俗称灶王头。灶王神还有娱乐的象征，因为从灶王神朝天到回宫，相距7天，也就是从小年到大年，所以有“辞了灶，年来到，闺女要花，儿要炮”的歌谣。灶王神具有监察家人行为的职责，向玉帝汇报，玉帝震怒下来，可能降下灾祸，甚至祸及家人和全村。所以信奉这种迷信的地方，人们不敢轻易做坏事，一有坏事，家人邻居都出来劝阻干涉，大家互相监视，自行惩罚作恶者，让他肚子痛，若是有人肚子痛，就是被灶王神怪着了。
[69] 关于小孩的风俗有：家有小孩的，为求儿童长寿，会把孩子送到一个寺庙记名为僧，意思是让神收为徒弟，直至小孩成年娶妻时捐钱给庙中买身被逐而出。记名时给寺庙送块面，叫作压法面。还有给男孩扮女孩，穿耳孔，因怕小鬼抓他。看到穷人家的小孩多，高贵家庭为让自己的小孩长成，就让自己的小孩拜穷人家的妇女为干娘，沾个穷光。小孩若不会走路，就用刀在他的两足之间乱剁，名叫开绊，他们认为小孩不会走路是因为两脚当中有无形的绊，必得砍开才会走，还有给小孩起贱名的，如阿猫阿狗。多生女儿家的，给女孩起名招弟，是招弟弟的意思。小孩积食，面黄肌瘦，解决的方法是初一或十五晌午时小孩面向太阳而立，一人拿着剪刀，口中念念有词，接着剪去小孩的一个衣角，意思是把食割去了，这叫割食。小孩出生之时，若有第一个客人来访踏至家门的，小孩将来的品性必和客人相似，这称为踏生。详见范迪瑞的《流行鲁东农村的迷信和禁忌》，载于《社会学杂志》1931年第3卷第10期。
[70] 详见范迪瑞的《流行鲁东农村的迷信和禁忌》，载于《社会学杂志》1931年和3卷第10期。该文还提到这个地区其他一些风俗。如人们外出前要吃水饺，水饺形似元宝，预祝着出外发财；外出回家也要吃水饺，预祝容易到家，因水饺形似蛋，意为滚蛋。正月初一吃素，初一一天管一年，得到常年吃素的福气；初一不吃素，预计斋一年。男子迎亲时女家令男方拜其祖先，在祖先桌子上摆和婚瓶，这样男子必怕老婆；婚夜灯放窗台上不能灭，若熄灭夫妇将不和谐。新婚夫妇第一夜窗外有听墙根的，多是弟妹亲戚；若无人肯听，则放以竹扫帚代之，否则夫妇以后不合。孝子持孝杖有很大的威力，若雇佣协助办丧事的人失职，可用孝杖击打之，对方不能还手，被打一下，倒霉一年，若还手被多打几下就多倒霉几年。选好坏日子，“成”“开”日为一等好日子，二等为黄道日，即“除”“尾”“定”“执”日，三等为黑道日，“建”“满”“平”“收”日，四等为坏日子，“闭”“破”日等。
[71] 孙中山. 在南京同盟会饯别会的演说［M］//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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