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婚姻家庭与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西方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在我国近代的流行激发了妇女运动，妇女得以伸张女权，民国时期受西方罗曼蒂克风气熏染，社会趋向男女平等，但整体仍比较保守，缺乏明显进步。未婚女青年不可踏出闺阁，农村女性很早出嫁。“妇女十三岁之后就不能常出门，所过从之人弟妹娣嫂，外人除亲人不得见面。十五至十八岁为出嫁之年，十之八九的妇女是这四年里出嫁的，新媳妇也不常离开家堂。遇到赶庙会，青年妇女不能参与，只有幼女和四十岁以上的女人才能享受观看。”^[53]未婚女青年不得出门侧面反映出社会进步的缓慢。《社会学杂志》编辑甘南引在《晨报副刊》《北京京报》、上海《觉悟周刊》等报纸上设题，做社会调查了解青年婚姻情况，发现城镇女性结婚年龄同样偏早。这次调查从1922年12月至1923年9月，陆续发放整理问卷共计835份，填答问卷的已婚者395人，未订未婚313人，已订未婚127人，调查遍布26个省，问卷对象为这26个省份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有机关人员，结果显示，女性基本在二十二三岁就嫁出去了。已婚人士24岁的最多，共有55人；未订未婚的21岁的最多，有45人；21岁以前的女性普遍还是单身；已订未婚的20岁的最多，有21人；26岁以后就没有订婚的了。^[54]

1924年，妇女不仅早婚，还有为数不少的缠足，在总计397人填答的问卷中，有242人的妻子是小足的，天足者96人，放足40人。早婚和缠足的后果是影响下一代的发育。早婚导致为父者不知如何为父，为母者不知如何为母，下一代的教育受到严重影响。且早婚使人口过庶，生育繁多，父母的身心用于培育婴孩，寻计为家，不能更好地发展事业补益公务。缠足不但禁锢妇女体力，后一代的生长养育同样受到影响。^[55]

从结婚的程序看，定亲情况普遍，已婚的人中，由父母或旁人定亲的341人（占86%），自己定亲的只有21人（占5%左右），自己和家庭合定者33人；已定未婚的人中，由父母定亲的91人（占70%），自己定亲的20人（占15%）。人们对于包办婚姻表示反感，愿意自己定亲的273人（占86%），愿意父母和旁人定亲的27人（占9%）。定亲者中，有40%的男女双方未曾见过面，只听人说过，见过面的有的仅二三次，半次的也有，还有的在十多年前见过，或者见过但未交谈过，又或偶然撞见过等。定亲夫妻有感情不好的，陈述者说结婚二十日即外出，结婚七年但同眠不过三个月，十一年了还未共处过，结婚一年的在家不过一个月这几种情况。有说自己结婚二十年了，但结婚时自己是一个不过周岁的小孩。^[56]定亲的夫妻感情情况如下：感情浓厚的137人（34%），有答前三年冷淡，后七年浓厚，或者忽然有点小爱情之类。答关系平常的92人（23%），爱情只是常情，或者说没有感情也没有冷淡，答冷淡的116人（30%），不知感情为何物，终年无欢，冷淡如冰。答莫名其妙的52人（13%）。^[57]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在民国这一时期占据主体。这些数据吊诡的是，定亲的并不是完全没有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感情逐渐建立，尤其在生子后，占总数近一半者保持着比较和谐的夫妇关系，与自由恋爱关系融洽的概率无异。

对于妻子的要求，答对容貌最满意的84人，满意性情温顺的330人，满意有学问智识的51人，满意她父兄有势力的6人，满意身体健康的154人，满意她聪明伶俐的143人，满意善于治家教子的17人。最不满意学问智识的233人，最不满意相貌的53人，最满意性情的73人。总体来看，最满意的方面为性情温顺，最不满意的是无学问知识，其次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是身体是否健康，容貌聪明又再次，父兄的势力最不足考虑。因此，前三项是性情、学问、身体，其次容貌和聪明与否，还有操持家务。如果不满意，要与妻子离婚的有44人，另外纳妾的有31人，冷淡对待妻子的63人，盼妻子早死的28人，未回答者215人。可见，婚姻尽管是他人定的，要离婚的还是很少。若离婚办不到，有回答说一丧人格，二不人道，三背天良，良心上过不去。喜欢与父母同住的529人（占63%），不喜欢与父母同住的184人（占22%），中立的59人（占7%）。其中，喜欢与父母同住的原因有父母提供吃住、掌握经济权力等。还有的回答自己喜欢与父母同住，但妻子是否喜欢就不知道了，很多人回答妻子不愿意与父母同住。80%的人没有发生过婚外恋，只是有过精神上的恋爱，有的回答社交不公开。女人一般在家不出门，但愿意妻子在社会中服务的有595人（占71%）。^[58]由上述种种可见，即使是读书较多的青年，人们观念更新已经符合新潮流，而行动还是传统方式。总的来说，女性无论作为女儿、妻子还是公民，都不能与男性平等，^[59]社会行为的变化跟不上观念的进步。(www.xing528.com)

民国时期，女性开始接受公共教育。传统教育中，只有少数贵户的女性可以进入私塾读书，民间虽流传女性女扮男装混入私塾书院，与男同学发生感情纠葛的故事，但女性不进入公开的学校学习。专门为女性设立的学校始于1844年英国在华的教会学校，直到1907年前中国政府都没有宣布为女孩提供教育。1907年政府才允许女子获教育文凭，但男女学生必须分开，初小和正规学校毕业的女生年限比男生少一年，女性不能接受中学教育。1918年，北京办起女子大学，此后，1923年，有180 949名女学生在校读书，占学生总体的12%，学校遍布江苏、安徽、山西各地。女性争取到接受更高教育的机会或多或少会遇到家庭的阻力，如家里人不给交学费，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因而感到难以理喻。接受教育的女性多数未婚，她们有的以读书为由逃离家庭婚姻的传统桎梏。^[60]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还是少数，接受教育文凭是女性活动用于改变男女关系天平上的重要砝码。女子进入学校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惯习，男女自少在一个地方接受学习，加强了男女的沟通了解，使男女距离更加接近，相互学习协调性别的亲密关系，男女性共同接受社会的准则。

《社会学杂志》登载的有关女性研究的文章位于时代前列。其中一篇翻译过来的外国人的文章《妇女运动的变迁》展望了现代社会变化对于女性的双重影响。工业革命对女性提出了更多要求，传统女性以家庭为工作范围，19世纪初由于实业制度的发达，女性开始与男性竞争岗位，女性由此负有家庭和工作两方面职责，这使女性负担加重，“一种所谓的社会义务强加于身上，很觉得累赘繁重”。大家庭女人共集一屋分工合作，互助愉快，现代妇女单独做家务，耗费光阴，加上还需兼顾社会的工作，以致于没有时间照顾自己，且家务质量要求妇女提高经济智慧，所有这些都变为对女人的无形枷锁，束缚住她们追求自我价值的脚步。而与此同时，女性争取社会地位的需求不可缺少，这是获得与男性平等并改革婚姻家庭及其相关制度的必要条件。在婚姻家庭上，女性逐渐恢复自行选择男性为其配偶的自然权利，而不是与之相反的男性占据择偶的主导地位，后者与自然界规律是相反的。^[61]这篇文章超前于时代，诠释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含义要件。文章中提到了西方女权主义先声者梅蕾·渥尔斯东克拉夫（即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62]、桥治·散德（即乔治·桑，George Sand）^[63]等，即使现在，这篇文章也道出了女性兼顾家庭和工作时面临的主要矛盾。

名流学者大谈妇女解放，《社会学杂志》梳理了中国学者对妇女问题的总体看法。罗家伦说，妇女解放是不可避免的事，妇女解放从提倡与男子共同接受教育、进入职业、儿童公育开始。廖仲恺指出妇女解放要靠妇女自己自觉，自己要求自己奋斗，从道德上、智识上、体育上自己准备解放的手段。还有胡适、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易家钺、周建人、杨贤江、慧庐、沈雁冰等社会贤达对妇女问题所持的个人的独特看法都摘要其中。该综述文章重点探讨了男女同校后的问题、妇女职业、男女共同劳动、女性参政、生育节制、男女社交和两性问题、婚恋家庭、贞操独身、两性教育问题，^[64]几乎涉及所有的妇女问题，可见那时妇女解放是一大潮流，吸引了各阶层的广泛关注，造就了妇女运动的思想大解放，这些思想对我们来说仍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