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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赌妓盛行时期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时间:2023-07-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吸烟者不但自己身子被掏空,而且病毒缠身并遗传贻害后一代。1935—1940年为国民政府所谓厉行禁烟时期,组织禁烟委员会,实行“公卖”和登记制度,禁止开烟馆。鸦片商和官员趁机勾结起来组成制烟贩烟公司,垄断价格,委托军队托运。妓业存在一度合法,可正常编户。设户目的自然还在于抽税,一半妓户直接或间接纳税,税分五等,每人每月缴纳3元至20元不等,平均在7元左右,歌妓一律列入头等纳税,抽税表明政府允许其正常

烟赌妓盛行时期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越是贫困的社会,“黄赌毒”活动就越流行泛滥,因为没有其他正当营生,整个社会就趋向在这些行业中牟利,甚至受到执政者的鼓励,军阀政府从这些行业中获益,民众则深受其害。

鸦片暴利毋庸置疑,当局公然提倡种植罂粟和开设烟馆。一位游历蜀地的作者发现四川到处都是抽大烟的。四川几乎无地不种烟,无处不卖烟,无人不抽烟,号称“烟国”,各处烟馆林立旅馆交易所轮船、旅游点都附设了烟馆。政府从种烟中抽税,不种烟就说农民懒惰,要交“懒捐”予以处罚,如果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要交完三年的税,种烟只交一年的税,于是种烟者日众。

成都街头叫“隐居者”“谈心处”“闻香下马”等门额的都是沽烟处,这些卖烟的店有简陋的,有豪华的。简陋的内设一张床、一盏煤油灯,吸食者在里面过瘾;豪华的称为“雅室”,里面有一个个隔开的小房间,装饰幽美整洁,陈设富丽堂皇,还有可口的饭菜,可以边吃边听唱。自己不用亲自烧烟,专备枪手专业烧好候着。有的瘾士早上一起来不洗脸刷牙,披上衣服坐上轿子就到烟馆指定的房间倒上铺便抽,枪手早就备好十几筒在旁备着。直到抽完,朦胧的双眼才慢慢睁开,然后起来穿衣服漱口吃早餐。再吃上十几筒一直到日落的时候,才过足了瘾,再去见人打牌喝花酒,这一天的时间就混过去了。一般烟客早晚两牌,早牌起床后,晚牌临睡前,一天都做不了事。[45]

开烟馆同样要交税,凡是点着烟枪亮红灯就要交税,名曰“红灯捐”,有些烟馆因为交不起这么重的税而破产。烟税种类繁多,种罂粟者要交各种税,未种前交“窝捐”,烟苗刚出土交“青苗捐”,开花结果收集成烟,上交正式的“烟捐”,起运交“起运税”,落地纳“落地税”,过境交“过境税”,出售有“出售税”,种植鸦片的农民终年辛苦,最后的收入都几乎全被征纳了。

当时,吸食鸦片是很普通的事情,吸食成风,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成套的烟具,有的全家吸食。鸦片对人身体毒害很深,吸食者日长月久血气枯竭,气力衰颓,精神疲敝,看街头上行走的面容憔悴、骨瘦如柴者十有八九是烟民,烟瘾犯了呵欠连连、鼻涕流淌、肌肉抽搐、坐立不安,吸烟耗尽家财,多少富家子弟为此倾家荡产。吸烟者不但自己身子被掏空,而且病毒缠身并遗传贻害后一代。1935—1940年为国民政府所谓厉行禁烟时期,组织禁烟委员会,实行“公卖”和登记制度,禁止开烟馆。公卖理由在于吸食者太多,干脆政府接管,公卖使鸦片出售合法化,进而使鸦片在市面上大量流通,政府再征收重税,削弱了吸烟者的购买能力。以公卖禁绝鸦片,其原理不知出何,更是鼓励了吸食者,实际的作用反倒是扩充了政府收入,弥补了政府日益困窘的财政缺漏,政府收缴的那些烟土再转往上海香港等处销售。鸦片商和官员趁机勾结起来组成制烟贩烟公司,垄断价格,委托军队托运。由于禁烟,烟的价格猛涨,烟土商囤货,高价出售,吸食鸦片者本难戒掉,为了获得吸烟的固定来源,铤而走险为非作歹者增多,对社会治安造成危害。烟还可以用来交换武器,大烟和枪支往往被联系在一起,更是增加了危险源。禁烟只是走走形式,1940年后,鸦片又复兴起来。

一般的民众填不饱肚子,闲着无事,就想着发意外之财,沽沽运气,于是赌博流行。各个村镇都有年轻人聚在本村的茶馆酒肆里玩钱掷骰子,甚至日夜不休,有的人一辈子时间都在赌钱,赌博是其专业,输了钱就做偷盗抢夺的违法之事,意将输的钱捞回来。还有的人在海上聚赌。当得知太平洋上从美国旧金山回来的广东淘金人富有积攒,为了骗这些“金山丁”人的钱,专业赌博公司在邮船上设赌局,包括骨牌、白鸽票(即彩票)、番摊、骰子等各种赌玩门类,夏天甲板上满是赌客。好赌是人类难以根除的某种天性,做着轻松发财的美梦,容易成瘾,结果往往十赌九输,贻害自己,破坏家庭。

古代官员文人社交聚会常召歌妓作陪,附庸风雅,衍传下来成为一种风尚陋俗。歌妓在琴棋诗乐方面训练有素,技艺精湛,常被称为“先生”,歌妓亦被称为“高等妓女”。她们的到来使场面亮丽、赏心悦目,她们能够风趣谈话,颐解诗词音律,让人开心。文士大夫与妓女的密切关系被社会认可,统治者也乐见借此方式消散士人雄心壮志。清代龚自珍在《京师乐籍说》中写道,京师招募女子千余户加入乐籍,为使资质佳丽目挑心招,箝塞天下游士。一使其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何以谋人之国心;二使其耗其日力,则无暇日谈帝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三使其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伟略,则议论图度、指天画地之态息;四使其春晨秋夜为奁体辞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勿作矣。[46]温柔乡里缠绵缱绻,时光流逝不觉,资财、时间、壮体日益消耗,凭生浮荡之气,志向事功便风流云散,但有些人还乐此不疲,民国偶见文人到妓院写作,官员到妓院办公的豪举。(www.xing528.com)

这种流风沿袭到民国,名目更是花样百出。大小场面都少不了妓女,妓女出席场面称为“叫局”,妓女应局出堂差,类似于公差使役,喝酒听戏打牌,样样有局,样样有陪。有的妓女一晚应局数十场,穿梭游荡于各会场之中,忙得不可开交。当时,妓女的地位不低,在某种意义上被社会承认,隔一时段好事者便公开为妓女举办上花榜仪式,选拔其中的优胜者,评鉴品级,标以类似士人中举的“状元”“榜眼”“探花”字样,然后对外广为宣传,闻者出名,妇孺皆知,妓女乃社会名人。报纸开辟专栏评选花榜,参与者踊跃,大概受男性荷尔蒙刺激使然。科举制取消后,状元等名号不再吃香,1917年给优胜的妓女改封以大总统、总理、都督、司令职务,与时髦政客等同,交相辉映,不无讽刺之感,显示妓女们的威风。参与者花钱购买选票,凭票选举,注重仪式程序,严肃认真,对这项活动表现出少有的热情周到和民主精神。

妓业存在一度合法,可正常编户。一项来自71城区遍及14行省的调查显示,妓户少至6 000户,多至15万户,据估算,南京城市妓户与正常户比例为1:300。妓户不与正户混杂,西安专门划分出一个区域,出入有门,设卫兵把守,上海也有专门区域,以租界为盛,类似现在的“红灯区”。设户目的自然还在于抽税,一半妓户直接或间接纳税,税分五等,每人每月缴纳3元至20元不等,平均在7元左右,歌妓一律列入头等纳税,抽税表明政府允许其正常营业。[47]一些城市妓院的纳税数额仅次于餐饮饭馆,可谓食色,性也。公开的妓院被看作是做生意的场所,和经营其他生意一样,妓院老鸨祈祷财源广进。为使买卖兴隆,每逢节日或新头牌妓女入围,老鸨都会率领一班姐妹焚香烧钱祷告,或设宴庆祝,举办俗称“烧路头”的活动。妓院的主要收入当然来自客人,阔气客人摆台面、吃花酒、碰和赌钱,统称为“做花头”的钱,一场下来大约需要“一打花头”,高达数百元。俗话说,“妓院一桌酒,农家半年粮”,做花头的狎客在妓家歌舞升平,左拥右抱,赚足脸面,尽其所欢。[48]与妓女往来者各界人士都有,以军人和商人居多,其中不乏接受过高等教育且具备一定身份的名流。从业者百分之八九十因为经济贫困,为了糊口,贫家女先是被狠心的父母送给大户当丫鬟婢女,买主具有管理人身的权利,后被买主卖出,少量的则被拐骗而来。

妓业这个链条上的每位人员都参与了整个利益的分配。1933年,杭州市人口为518 502人,“跳虾”(私娼)不少于1000人。流程是这样的:嫖客到旅馆开房,先叫茶客(旅店侍者)去叫跳虾,茶客通知“背娘舅”(皮条客)到“本家”(提供跳虾食宿的窝藏主)所在地通知跳虾,然后利润合分,跳虾所得有限。杭州拱宸桥一带公娼数百人,一等妓女收入靠“拆账”法,收入全靠“牌头钱”(客打牌照例给的),然后与鸨母对分。二等妓女多半用“押账”的办法,先将身价抵押给鸨母,30元至100元不等,所得的钱全部给鸨母拿去,期限到了便获得人身自由。“讨人”是整个身体全部卖给鸨母,“包账”的每天固定给钱给鸨母,抵押的钱不是妓女所得。[49]妓业采用流水作业,所分利益视参与者地位和参与程度而定。

步济时调查北京的妓业,比较中西妓业的不同发现,北京的妓院多处于偏僻处,警局要求妓院不能安装窗户和直通街道,这与西方公开橱窗展示不同,但建筑物里面安静、守纪律、有秩序。妓舍分各种等级,前面所说的歌妓位于第一、第二等舍内,她们居住条件不错,歌妓素质较高,有的甚至关心时事,议论国政。妓舍所在地一般为城市繁华地带,是城市娱乐中心,周围遍布餐馆旅社戏院。妓业向来被视为社会罪恶,其导致的不良影响有多种,毫无疑问,相当多的卖身者染上和传播疾病,这些疾病将导致失明、神经虚弱和不孕。有数据显示,近半数客人染上花柳病,他们再将病毒传播给他的妻子,同时影响到孩子,败坏人种。而且正常的娱乐项目被减弱或不被光顾,摧毁了男子精神的恋爱追求,影响家庭幸福,奴役女性,视女子为玩物,剥夺了她们的自由,没有一大笔钱不能赎身。[50]妓业违背社会道德,助长社会犯罪,遭到社会人士反对。地方设立取缔调查会和教育感化院,如道德促进会等,对政府施加压力,劝谕妓户停业,各地自发组成团体,呼吁取缔。城市成立济良所,收留从妓院跑出来的妓女,规定只要妓女有能力跑到济良所的房子里,老鸨就不能进去要人。民国一度采取过禁止的办法,如注册关闭,抽签废除,街头抓捕,但断断续续,时又开禁,恢复妓院的合法地位。[51]当局对妓户的态度与对待赌毒一样,既需要从中获利,又知这等行业戕害社会活力,难以根除,故此态度一直不稳定,时而废禁,时而开驰。此外,帮会组织参与其中,帮会基本是黄赌毒的“影子后台”,支持这些行业,政府要与之斡旋,颇费周折。

黄赌毒历史悠久,要从根本上杜绝还要依靠文化教育,若是使人深刻认识到此项活动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和消耗宝贵的身体元基,这些行业活动必将减少。这些不良活动在民国的合法流行反映了民众不惜时的心理,往往是因其过于闲暇所致。余天休评论这种现象说:“古人提倡闲情逸致,如游山玩水,诗酒怡情,呼朋引伴,自命风雅,或寻古幽之地,游玩公园,流连茶座,天桥看热闹。实际不过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空等耗费大好时光精力,‘黄赌毒’皆耗费身体,浪费时间,沉迷于灯红酒绿之中,社会岂可发展?”[52]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活动,为来自内在身体神秘冲动的本能寻找到正确的表达疏散方式,其他不良的社会行为如黄赌毒自然会收敛,即便是取而代之的游山玩水、聊天看戏也比黄赌毒强甚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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