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整个社会整体步入现代，但仍属于农业社会，现代化工业仅现端倪，而西方产品倾销涌入，农产品受到挤压，民众生活艰难。大多数人处于温饱线以下，遇到天灾人祸，就吃不上饭，没有衣服御寒，路上逃荒者益众，人口贩卖现象兼而有之，许多人靠接受救济生活。
现代社会，如果工业商业没有发展起来，生产力必然缺乏，民众的生活水平无法提高，民生必然陷入凋敝。“一般的工人工资最多者每月十三元五角，最低九元，而在济南，一个人每天最低生活费用为大洋两角五分。”[29]大多数家庭收入抵不过支出。1922年的一份加增京师小学教员工资的报告反映工薪人员的生计状况：工资低廉，不及物价上涨，且经常被拖欠。“言京师小学教员被拖欠薪金数月，典当穷尽，公立学校限于破产之中。国民学校教员工资每月20-25元不等，高小学校教员工资每月28-35元不等，不足供日常所需。小学教员对于生计问题终日忧思，心理上实不能抱专职工作的希望。5年前尚可维持，但至欧战以来，百物胜贵，衣食住行价格已增至一倍有余。”[30]物价上涨程度之高，不仅降低了职员个体的生活水准，而且也影响到了整个行业的正常工作。
这篇报告所说的欧战指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规模宏大，西方因此伤了元气。以德国为例，“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无论男女都须服务社会，柏林物价一天高似一天，小麦包计50格莱姆一枚，白小麦包竟无处可购”[31]。社会各阶层都受战争影响，其中中流社会最受打击。“1 000马克缩至三四十马克，战前房价合墨银10 000元的现在值百元，中产阶级的储蓄缩水六分之五，前为社会名流，今为缝纫生活。私家汽车几已绝迹，著作家、科学家以清水面包维持生命需要。德国职业界人的生活不如战前的工人生活。”[32]出租房屋价格飙涨，开支主要用于购买食物。伦敦1914年普通四间房屋出租费为10先令，战后1922年出租费达15先令；1914年，柏林三间房屋出租费为15马克，1922年为25.5马克，食料费占工人生活费开支的60%。[33]各国经济体系相互影响，西方的经济萧条传到吾国，仿佛整个世界都陷于贫困中。19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社会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34]
回到近代我国的情形，一位大学生寒假放假去山东同学家游玩路上的经历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概况，不由令人感叹出行一趟真不容易。
这位学生坐汽车经过烟潍路去潍县。先是人多票难买，后终于上了车，车上乘客挤得手都不能自由活动，如果不是棉衣隔着，大家的皮肉好像粘在一块儿似的。返程的时候也是人多票少，几个空位给豪绅们买去了，只好转道去张家口，在张家口住一夜，再一大早坐上开往潍县的车。所坐的车子非常破旧，刚开出二十里路，汽锅炸裂，幸好及早被发现，免去意外祸患。到了黄山馆车站换车，左等右等不来，下午两点多钟才来了一辆破车，这辆车每行四五里就坏一次，每坏一次都需要灌水，乘客下车推行数十尺，约三十余次，傍晚抵达沙河。车停住再不能行了，沙河地多土匪，不敢住车站，只好扛着行李住沙河的小店。小店破旧，门缝外可以看见街上的堆雪，门缝之宽，猫狗可以出入。炕上破席三四领，积灰二三寸厚，夜间点着小黄油灯，其光如豆，十三人共居一室，夜间大家吃半生水饺，面中的沙子，大如花生。夜间奇寒，手足都冻木了，烧秫秸取暖，屋内黑烟缭绕，看不见人。天亮以后又去车站坐车，等到九点以后司机缓步当车而来，原来是车内的油昨晚被偷了，直到十一点弄了新汽油灌上，车子才开动，两点多钟到了潍县。[35]
不仅车子破旧，交通落后延误到达时间，路途不远花费数日，备受煎熬，而且路途小店以北方之冷入骨髓，竟无多少御寒设施，没有可吃食物，可谓用身体直接感受饥寒。交通上，人多拥挤，贫富差距明显，富户豪强可以买到车票，而一般的平民只能站着。[36]所以平民多不敢出门旅行，俗语云的“车船店脚牙”，都是可防备的对象，即管车的、行船的、开店的、赶马的，还有牙纪中介人，都可能欺辱顾客，民众之间的交际贫乏。[37](www.xing528.com)
民众生活在基本生活水平以下，多数人每天挨饿。妙峰山上的乞丐都讨不到钱，他们前面放的袋子里的多属制钱，铜圆都不多见。[38]如果遇到灾荒，如1920年的北五省旱灾，1932年的长江水灾，再如蝗虫、螟虫灾，更是没有吃的食物，只能以树皮、观音土等无法消化的物品果腹。根据1930年赈务委员会的调查，1930年灾患受灾县超过五分之二，灾民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处处可见灾民。没有粮食就出现逃荒，大量的人群从受灾地随机奔往他处，一般到东三省或其他各地，这成为每年的惯例奇观。“近十年来，从鲁地往东三省者不下百万计，每逢开春即开手北上，深秋收割后返归。春日由鲁东北过大连而入南满人数最多的时候达万人。其余南过大江奔走岭南，西出潼关抵达陇秦的，也不乏人，有的沿路乞讨。”[39]陈翰生估算过各地流亡人数：1927年，山东平原占全部人数的13.04%，冠县占20.00%；1928年，河南项城占6.87%，商城占7.22%，扶沟占14.13%，南召占20.89%，夏邑占24.00%，甘肃宁定占19.00%，环县占31.30%，平均在20%上下。逃荒考验人的身体承受力，身体羸弱不服水土的倒毙在路上或者客死在他乡者有之。灾民所到之处，本来粮食充足的地方转变成灾区，一批新的灾民加入队伍中，直到有足够余粮的地方或者赈济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荒蛮时期，武力变作争夺粮食的途径，难民难免流为贼寇，灾荒年匪徒增多，为了食物他们敢于违背一切法律铤而走险。[40]
因灾荒饥饿，妇女被贩卖，秦中素有贩卖人口之风，经营者多为山西客商。山西妇女不足，青年男子娶妻需从异地，村里组织娶妻促进会，会员付会费加入。大旱之年，人口竟赴市买卖，每晨一次集会，妇女价格一二元至十元不等，转手给他人做媳妇，可得金一二百。也有人借施舍粥米之名将妇女骗到长安，实际没有粥可施，只能打住客店，因付不起住店吃喝费用，加以逼迫威胁，只能被贩卖，实际是人贩子与店主合伙经营的勾当。[41]由此可见，能吃饱饭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由于贫民过多，救济机关应时而生，1922年，北京设置了382处济善机关。济善机关的功能多样，不仅直接赈济粮食，而且提供免费教育，内有养老院、育婴堂、贫民工厂、残废院、公私举办的粥厂，还有施舍钱米衣物的民间自发团体机构。1922年，北京市政公所及警察厅在天坛东界外的空地上建筑了两处乞丐教养局，[42]收留乞丐，并招集公益活动者联合起来组成公益联合会。公益联合会的来历是这样的：1922年直奉交战，50个社会团体的代表会集讨论倘若长辛店败军施行抢掠，如何保护妇女儿童，结果成立了公益联合会。前任总理汪大燮任会长，刘锡廉任干事，募款10万元，筹备收容2.5万人的大收容所，利用学校、官署、天主教、基督教会所、回教礼拜寺、佛教庙宇等处建收容所。直奉之战停止后，该款无处可用，后用于山海关长辛店附近家产和农具被毁的农民，2万元施与，8万元借贷，来年秋收后，农民将借款归还。刘锡廉值得在慈善史上书写上其名字，他在北京建大规模的教养院，助数千贫民安然过冬，他的教养院不但规模大，而且采用新方法，组织分户调查，区别成人、妇女、小孩的不同所需，防止滥施。除粮食外相机辅助其他需求，又以工赈事，组织贫民修路开工，工施两益，还有筹边移民，解决贫民问题。[43]慈善借贷机关雪中送炭，诚为有功于社会，但只能对部分人救济一时，不可能永久解决贫困问题。1922年，北平市区总人口826 027人，根据北平社会局附属救济机关的统计，贫困人口为72 580人，接近10%，而1917年，在警察厅备案的有31 416位穷人。[44]到1930年，北平社会局统计北平人口共计135万人，其中最贫困和贫困的人数总和占16.2%，贫困人口越来越多，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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