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民国已然建立，但国家政权并未统一，地方势力强大，形成分裂割据局面，群雄群贼并起，政治权力涣散，国家为军阀土匪所祸。各地闹匪厉害，县邑乡村均有匪徒聚集，公然抢夺，与正式部队分庭抗礼，民众受其骚扰，出门行走或在家，所享取的不是安稳，而是处处提防是否有匪。此外，还有江湖组织、兵员与腐败官员的变相侵扰。
民国匪徒横行为现在人所难以想见，几乎遍地都是，那时的中国有别号称“匪国”，匪徒立横行尤以山东、河南地区为甚。根据《社会学杂志》的资料显示，自1922年以来，山东费县、临沂、昌邑、阳谷、鱼台、潍县等地，以及河南内黄、南阳、商水、汝南的匪徒聚众，人数达数百，有的地方甚至上千、上万，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洗劫村庄，抢掠人员财物，手段惨烈。村民对抗不过，只好弃家逃走，弄得十室九空，不能逃走的亦不敢安居室内，晚间携妇孺潜伏于麦田深处，屏气敛息，勿敢稍动。乡村如此，城市也不安全。四方的逃民聚集起来，躲避到城邑一处，路上扶老携幼，背井离乡，牵牛负物，络绎不绝。为防止匪徒攻城，城邑三门紧闭，加固石墙，只留一门出入，来往货物需检查，街上商铺一律停止营业，萧条之状目不忍视。匪徒攻城方式有多种，有的假扮成商人或乞丐模样混进城里打探消息，趁城内警备空虚之时发送信号袭击城内。匪徒攻入城池，即行放火，城内大街焚烧殆尽，背街房屋被焚者也不少，商号住户几无片椽之地，关押的罪犯悉数放走，妇女财物掠去装置数车。公共场所尚不安全，特别是在车站，有匪徒盘踞在京汉道中，驻扎在距离火车站数十里外，山居露宿，夜出昼伏，袭击车站旅客，绑票勒索，无所不至，或公然在车站强行带走乘客到山寨逐一盘问家中是否贫富，责数取赎，如发现信口妄报者严惩。部队来了则藏匿山中，匪徒盘踞山中，依靠有利地形，在如青纱帐、深山处躲身，官兵也无可奈何。[5]早期的匪徒聚啸山林，尚且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为穷人所拥护，富人几乎都做好了被劫的准备。“因为所有富裕者都料到早晚会被绑架，所以总是存有一笔钱以备勒索。这是事实，强盗也很清楚。富人被土匪绑架后，马上写一封信让家里人按照要求的数目付钱，事情很快就会解决。许多富人经过四、五次绑架后，几乎败落为穷人。”[6]现在富人少了，土匪就降格绑架中等富裕者甚至贫民，不分青红皂白地抢劫，穷人富人一律不放过。一旦绑票，询问是穷人，遭遇毒打；问到富人或官府的人，反而优待，一些被绑者谎称自己家有钱财以躲过劫难。民国匪徒文化并不像相关题材的文艺作品里演绎得那样可爱，其行径大体如此。
匪徒如此嚣张，与驻防军队剿匪不力有关。有的部队距离事发地点不过数里，却故意匿迹不问，不肯越雷池一步。彼时有“兵匪一家”之说，一些匪帮由本系散兵或者退伍士兵编练而成，部队教会了他们握枪，外表行止颇有纪律，出入分路数攻击，彼此声援，入则固其巢窝，不同于乌合之众。有巡缉营和匪徒里应外合，打开城门，浑水摸鱼，抢夺居民财物。曾有年逾七旬的老妇人身带子弹若干发，原为匪徒运输枪弹，查枪弹竟从军营购入。部队尚且如此，县里更不得力，如果匪徒看上某大户，就公然在城内发传单注明需交纳多少大洋，否则将预备攻城云云。县知事为防连累其他人，督促该富户备齐银两交上，该富户只好变卖田产，如数交付，县知事不去剿匪，反求息事宁人，从某种意义上协助了匪徒，可谓奇矣。还有县里强迫商户勒捐洋元给匪徒以解城里之围，从中克扣，中饱私囊，商户生意难做。个中原因在于县里军力不敌匪徒，遇到匪徒攻击就一哄而散，有的县知事对此一筹莫展，如遇到有人告知匪情，则遭辱骂而回，并说“匪徒不是我带来的，与我何干”等话。匪徒一面抢夺，一面以治安卫民为名创立保安团，强迫民间缴纳保护费，有敢违者威胁绑票，黑白两道生意都浑蹚。
对于匪徒的行径，部队也不是完全坐视不管，也有认真巡视、防范追击戮敌或采取招安的。豫西宜阳、洛宁、嵩县数邑多山，素为土匪出没之所，匪徒聚集了五六杆（股），合计上万人，声势浩大，本为部队残余，陕督刘镇华派人洽谈收编为正式军。在去陕西的路上，这路匪徒顺带劫掠了陕州灵宝县城作为资助盘缠，掳走外国工程师和本国工程师几名。由于涉及洋人，吴佩孚、冯玉祥知此事干系重大，即命部队追击，并电令陕督会剿，刘督军表面敷衍，实诱使匪徒从其他路入陕，为其部下。匪徒接受招安，河南匪徒数量顿减，大路变得安静，匪徒乃是往陕西走了，口称到刘督军那里吃饭受招抚。招抚匪徒的还有居民，居民也有出来招抚调停的，如部队和匪徒双方激战不下，附近的居民感到难以忍受，就出面提出调解，各提条件，划分区域互不侵入，三方签订协议，派代表到场签押了事。公权剿匪靠不住，一些村庄小民就自发组建民团抗击，有的和大刀会等江湖组织联合抵抗，并被迫加入大刀会，有的村庄只能赤手空拳对敌等。[7]从部队到地方，人们或追击或招抚各类抗击匪徒。
民国时期之所以土匪如此猖獗，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生产力落后，地少人多，农产品受到外国产品的冲击，游民冗员甚众，这正是土匪的基本来源。当土匪是一种艰苦的谋生方式，若不是饥饿无能，没有人愿意主动入伙，只要农业生活能够得到保障，他们愿意返回家转为农民，大部分匪徒的出身是农民。因此，从根本上说，若不改变工农政策，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或者殖边疏散过密人口，匪徒不可能减少，抗匪也就不可能取得根本成效。
秘密结社组织在民国时期广为存在，除了上述的大刀会外，另有青洪帮、三点会、红枪会、致公堂、忠义堂，还有天门会、天皇会、长发会、孔明会、九仙会、清道会、黄沙会、月明会、哥老会、麻衣会、白头会、光蛋会等，人数众多，超出百万。[8]这些秘密组织名称各异，各地区都有，力量很强，能团聚起数量颇多的民众，以其整体气势在各地做聚赌、开烟馆妓院、绑票、抢劫、设立路卡收保护费等，并向商户收取保护费，还进行走私、逼人入会、迫害等滋扰社会治安的活动。帮会分为两类，一为行业帮会，意在垄断某些行业利益，不让其他竞争者进入；一为非法帮会，从事非法事业，争夺公共资源。帮会多数由游民组成，成员主力是未有家室的贫困青壮年男性，较少部分人员从事农业或手工业、商业。帮会初为对抗匪徒而成立，有的帮会和匪帮无异，唯所做的事比匪帮稍微正规点，性质类似，敢于冒险打斗，不同帮会之间常发生械斗。
从更远的历史看，秘密结社组织始于北胡入华，又有说其精神同于为救民众赴汤蹈火的墨子及其巨子集团，秘密组织最早可追溯到汉末赤眉、铜马、绿林、黄巾等农民起义。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兄弟拜把子模式，黄巾军起义的五斗米道，唐朝的黄巢、瓦岗，宋代水浒梁山一百单八条好汉的故事，尤为秘密宗门师法，他们自称“梁山的根本，瓦岗的威风，桃园的义气”。明末出现白莲教，声势赫赫，险些毁了朝廷政权。清朝吸取教训，规定民间严禁私自结社，不得妄用“结社”“结盟”字样，违者严惩，但三合会等反清复明组织在民间滋生，这些组织后转为帮会。
民国帮会组织琳琅满目，带有传统习气，但与前不同的是，民国帮会多与政界有联系。帮会头目有各种类型，有与政府合作，出入公门，谋取一官半职的；也有渗透入警界的，在社会中转为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些人本来属于绅士富商，通过仗义疏财或者捐款收买人心，买到龙头大哥的职务，这些人被称为“清水袍哥”，区别于只知道打打杀杀替人做事的“浑水袍哥”。近代中国，当局腐败，民众反抗，帮会在革命中起到先锋作用，如海外致公堂对孙中山同盟会的赞助，辛亥革命的新军会党，几乎历次革命都是由帮会成员首先发动的，不少革命者加入会党，参加起义，促进省独立运动。革命胜利后，帮会首领自然成为政府成员，但他们不改习惯，还是按照旧的帮会行为规则行事，在政府中另立“洪家天下”，这样显得不合时宜。政府欲清除和遣散他们，他们打败过军阀，与当局分庭抗礼，政府为之头疼，帮会为革命做过贡献，但具有先天的破坏性。革命胜利后各地出现镇压帮会的活动，政府公告宣布平民不准再入会和解散帮会，对执迷入会者将严惩，劝告帮会成员做良民，只要歃血为盟结拜异姓兄弟的就将受惩罚，延续了清廷以来对待帮会的严厉策略。一些帮会随之解散，有些帮会转为社团，以现代组织的形式包装设立。
余天休对帮会社团颇有研究，以下对民国帮会帮派予以适当的注解。
民国帮会及来源
有名的帮会组织如红帮、哥老会、青帮、天地会，还有其他的红枪会、黄沙会、一贯道等地区帮会，组织繁多，形式各样。帮会以特有的方式将普通民众联合起来，相比孤立的容易被忽视的个体呈散落的马铃薯状而言，帮会易于开展集体活动，形成声势，以下逐一介绍这些传统帮会的特征。
红帮与哥老会：原为反清复明组织[9]，来历一说是沿江沿海勤王义师，传明朝灭亡后郑成功曾兵抵京口救廷但功败垂成，后其中一部分义士转入西南山林地带。著名学者顾炎武反清扶明，收纳义士，顾炎武居四川久矣，故四川红帮最为兴盛。另一说并非只是沿江海义士，凡汉人受清人统治，无寸土都可以依据，遂设理想国家于海上，自称海上主人翁，机关部称码头，领袖称掌舵。会中秘籍即规章制度称海底，传海底为顾炎武亲手所订，取明太祖洪武年号，号为洪帮，因洪、红同音，转为红帮。另郑氏余部一部分散入福建、广东，20世纪初转走南洋群岛和旧金山名三合会或三点会，转走美洲的为致公堂，转入鄂川滇黔本土的号称哥老会[10]。
哥老会成立于乾隆年间，同治后盛行，本旨在复兴古代墨家侠义精神，行侠仗义，锄强扶弱，基督教传入后排洋，鸦片战争后国家羸弱，哥老会接受革命兴国思想，参与革命，分会遍布湖南、江浙和长江中游诸省。1904年，陶成章、沈英、张恭等将哥老会分会统一起来，在杭州成立龙华会，发布檄文，建立都督府，哥老会转变为革命党。哥老会每年于关公诞辰日举行纪念大会，名曰“单刀会”。哥老会有各种说法，在会为入园，称曰在桃园，袍哥讲义气，理想人物为刘关张桃园结义。入流，指入汉流，有排满的意思，民国哥老会又称“汉留”，意指为汉人而留在该组织。兄弟称袍哥，取自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又名光棍，表示一无牵挂，还有光为光明，棍为正直，光棍意为光明正直。入会曰进部，进部又称玩了一皮，皮指人皮，意指得到做人的资格，可与人做异姓的兄弟。未入组织者号“空子”，为空有的意思，即使富有的空子只为四品架子。[11]帮会有暗号手语，如偷盗称为“线”，帮助外人称“马子”，建筑物称各类“窑子”，学校、医院都是不同的窑子。哥老会的发音类似“咕噜”，“咕噜”是四川人对游民团伙的本地话语，分白道红钱、黑道黑钱两类。
四川的哥老会，以仁义礼智信定班辈，仁字辈分最高，多为不第秀才、破落乡绅、下级官吏。民国后分八个字：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孝（大爷）、弟（二爷）、忠（三爷）、信（五爷）、礼（六爷）、义（八爷）、廉（九爷）、耻（幺大）。又名龙头大爷、圣贤二爷、桓侯三爷，他们负有指挥责任，管事五爷、巡风六爷、闲八爷（又称巡山八爷）、江口九爷、凤尾幺大，为执行者。[12]无四爷七爷，一种说法是四和七语音不祥，另一种说法是四爷七爷投降了清朝。有的地方无二爷，因为关帝是二爷，无人敢称。幺大分大幺大、小幺大，刚入会者为小幺大。贵州的哥老会分十辈：危德福自宣，松柏一枝鲜。十辈取自哥老会流传的话：清朝有十万江山，哥老会有十辈人烟。民国后哥老会首领称正龙头，下分山、水、五堂、香长、盟证，再下为心腹、圣贤、当家、红旗、巡风，均为小头目，大九、小九、八牌、大幺、小幺、大满、小满为跑腿，取自纸牌牌号。
哥老会有四梁四柱之说，成立哥老会要解决四梁问题：山水香堂，即确立什么山，什么水，什么香，什么堂；四柱指人事方面的四个步骤：恩拜、呈任、保举、引进，每一阶段都需要他人引荐。袍哥里有官绅富商，文人善士，分大爷和管事，袍哥提升起来很不容易，有“十年学得成一个翰林，十年练不成一个袍哥”之说。从巡风到管事，先升学习，学习管事，再依次升蓝旗管事、黑旗管事、总理、红旗管事。从红旗管事至当家经历五个阶段：先升披红，再升插花、皇后、正堂、龙头。[13]每年春秋二季和节日举行大会，大家喝酒唱戏，欢迎新进，提升管事，酒席动辄上百桌，宾客来自数百里，且聚众通宵豪赌，每临聚会，附近的中产家即发生盗窃抢劫案，[14]也有说借聚会敛财。袍哥分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前者有正当职业，安分守己，浑水袍哥专事打斗凶狠。加入袍哥要有人介绍恩保承行（一般为三人），交纳会金，歃血为盟。刚进去只能当老九，有通过纳捐越级升迁一步登天当管事（老五）的，这种人称为“招财童子”。兄弟相互帮助，一个光棍十家亲戚，这类组织是组织中最为严密的。1936年，四川省决定禁止哥老会，不准设公口和开堂神盟，密令教员、公务员和士绅加入者限一两个月内退出，出具退出切结交上级机关备案，一时哥老会受到打击。19世纪下半叶，哥老会与青帮合流称为“青红帮”。
天地会：初期为反清复明组织，约成立于康熙年间，会员入会“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称天地会，以洪为姓，又称“洪门”。其来历流传为“西鲁故事”，但不可考，有据可查的早期成员有万云龙、万提喜等。天地会遭到清政府的严酷镇压，为避人耳目，天地会在不同区域改名为“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小刀会”“双刀会”“洪莲会”等。三点会始创者周达滨，传会于江西会昌；三合会在广东；闽中红钱会以描红铜钱为认记；小刀会在台湾，成员佩戴小刀；双刀会是小刀会的变称。19世纪50年代，海外美洲三合会统名为致公堂，南洋的中和堂也很有势力，赞助了孙中山的革命党。
天地会首领称大哥（或元帅、大总理），以下为二哥（香主），再次为三哥（或白扇、先生），之下分别为先锋、洪棍（或龙头）、草鞋（或铁板、老晚、晚哥）。天地会联络暗号是“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本”是指天地会以“洪”为姓，“三”指洪姓的三点水，天地会员行事倶以三指为号，还有其他各种暗号手语等，秘密传递。在盟誓中说不可在家人面前露出底细，父不得传子，子不得传父，兄不传弟，弟不传兄，夫妻面前不可说，不可露出根机。帮内兄弟情同骨肉，胜似同胞，兄弟有难必须拔刀相助，不可侵犯同门财产、妻子奴婢，洪门兄弟不可同场赌博。(https://www.xing528.com)
青帮：由清代漕运船帮脱胎而来，奉明代罗清为始祖，传“铁树不开花，青红是一家”之说，青帮红帮同为罗清所创。罗清15世纪前后创立无为教，在浙江船帮流行。青帮奉为祖师的翁、钱、潘姓很可能是罗清的弟子，翁祖名德正，字复亭；钱祖名德会，字复斋；潘祖名德林，字复轩，三人的复又谐音福，可见是后人添加的名和字，都是德、福。三人结为兄弟，同为陆义门下，朝廷造船运量，三人承办。翁在济南设天善船厂，为第一厂；钱在德清设池德船厂，为第二厂；潘在江宁设人和船厂，为第三厂。三人设帮收徒。后人为这三人建庵，发展为庵堂，供过往的水手们居住礼拜。翁、钱、潘形成三大帮，各有分支，相互竞争。陆地在庵堂，行船时以香火船为议事敬拜之所，成员按辈分定位次高低，设立帮规，礼教家法，违者重罚，维护帮内团结。加入帮会的成员经济上互助资助，青帮的功能在于一致对外，如索要添加工钱、走私物品、械斗竞争地盘，旨在维护漕运水手利益。与天地会不同，青帮不具有反清性质，主要在于争取经济利益，属于典型的行业帮会。1946年，青帮、红帮结团建立“中国建设学会”。
民国其他帮会：民国后，旧帮会被取缔，代之以新式社团，但其只是改变了名称，并没有脱离旧帮会的底子。1912年，青帮、红帮和哥老会联合组成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桂馨，新会党不再设香堂码头。后应桂馨被袁世凯收买，袁世凯指使应桂馨行刺宋教仁。宋案后共进会声名狼藉，应桂馨被通缉，并因索要报酬而被袁世凯派人刺死。旧帮会不容于新社会，谭人凤组建社团改进会，寓解散于归并之中，原属洪家兄弟归属于会党成员，实质维护了帮会残存。1919年，上海青帮大字帮集团成立，以张树声、阮慕白、袁克文等人为首领，此后，上海新帮会大亨著名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盘踞作威于上海滩，各自组社，时上海还有五圣山组织与之竞争，遭到青帮的排挤。
1927年，国民党与帮会勾结，成立中华共进会，会长为青帮通字辈浦锦荣，共进会为国民党爪牙，曾向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上海青帮在国民党的扶持下迅速发展，他们组建公司，控制银行，投资娱乐业，变为白相生意人。组建新社团成为风尚，如杜月笙的恒社，成员为军政各业有地位的人；张仁奎的仁社，入社者为社会名流；黄金荣的忠信社和朱学范的毅社成员主要为工人。抗战期间，一些帮会组织丢失民族气节，如安清道义会、黄道会、中华洪门联合会等为汉奸帮会组织，为日本人做事，但大多数帮会对之不齿。1946年，抗战胜利后各帮会再组建统一的洪门民治党和民治建国会，军统则趁机成立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其前身是抗战期间的人民动员委员会，这些组织实质都是帮会构造，名不副实。1947年，四川袍哥益社、上海永乐体育会、郑子良的侠谊社等地方帮会组织获得发展，但不久便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打压。新中国成立后，帮会组织衰亡。
一贯道：传为王觉一创立，分布在河北、山东、四川等地，抗战时期与日伪合流。1930年代，首领张光璧为一贯道的传播做了不小的贡献。1947年，一贯道改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一贯道以无极老母为信奉偶像，宣扬所谓的“三期末劫”，点道收徒，三才扶乩，超拔度人曹，考验人的酒色财气。
理门：也称礼门，即理帮，以戒烟戒酒戒嫖赌之名招纳门徒，创立者杨来如，在京城遍设公所。1913年，理门改名“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点理入帮，吃斋抢造化，叫山公演，“七七”事变后投降日伪。
光蛋会：河南信阳西高头村村民组织，领头者王二，本是无赖之徒，勾结其他无收束游民，在该村北隅余氏宗祠开大会成立组织，因会众无产，故名光蛋会。王二为首领，其下分七股，拉人入会，强迫富翁加入。专司战劫者，俗称“好亲家”；规定劫战三次受伤者可以不劳动，坐食俸禄，名曰“硬朋友”；行劫时规定，不准劫香炉烛台等神前之物，不准劫猪肉羊肉，不准劫帽子。阴历朔望之日，首领召集七股头领喝朝天酒聚会，首领和七股头领都抱独身主义，不染指妇女，好亲家则不在此列。[15]光蛋会分散各地，安徽宿县古饶集西南三步桥赵克屏的组织也名为光蛋会，开炉造枪。[16]
黄纱会：活跃于直南一带，头目赵大衫，曾聚众万人，有枪者数千。[17]会众臂缠黄纱为同会标记。黄纱会本为防御土匪而成立，有会众受不平事欺辱气不过而入会，撺唆其他会众帮他泄恨，常有聚众斗殴冲突之事，或借此劫掠。
天门会：河南林县东油村为天门会发源地，首领韩欲明，1923年秘密成立，会员多达四十余万人，遍布山西、河南、河北各省20余县。初为了抗击兵匪包围乡里而成立，成立者为一名石匠，自称在石中得一石印，夜得神仙传授避枪炮之法，传授一般青年农民十余人，借此开始抗匪，附近青年纷纷加入。一位了解其的组织者描述天门会情况：这个组织在外故作神秘，在密室中供奉神道，神道用红色帷幔围起来，会员轮流看守，添油加香，外人不能进入，号称供奉他们的祖师，外人也不知道他们的祖师是谁，据说是河南林县的一个石匠工人。但其实际供奉的是天佛、地佛、文帝、城隍、土地，用来蛊惑人。[18]天门会以文帝上神名义，与官兵对阵时常念咒语，号称刀枪不入。咒语为：天进地之灵，速请土地神，天旗地旗，以黄旗神赐我，以分支旗上神薄法弟子众，头戴金盔，身披金甲，脚穿铁靴鞋，文师老祖传其法，金衣金罩身上贴，刀劈斧砍都不怕。炮打枪折身上法：旗是神旗，上法旗，避天法，避地法；弟子蛇脚横地法：杏黄旗，天上来，文帝上神避枪来，四大金刚分左右，天兵天将两边排，周公杏佛来助阵，诸位神仙下界来。又如：神仙洞中陈宝贝，阵前披法避枪来，天符地符上神赐我符。天也灵，地也灵，天今地之灵，速请土地神，玉皇老爷避枪门。天门会曾与奉军对战。天门会首领称总团师，遇事总团师会焚黄表向文帝上神请示，总团师下传师，分文传师、武传师，授技于徒。1938年后，天门会在河南浚县复兴，杨贯一重建天门会，在三角村建立天门会总会，抗匪保家，天门会经历了国民党和日伪时期，后经过共产党的改造参加起义。[19]
红枪会：根据一位亲身前往红枪会者陈述，红枪会遍布冀鲁豫皖农村，三五成群，也有一村几百人的，以会堂为单位，堂长具有无限的权威，可对会员仗刑惩戒。下设老师，传授符咒枪法，老师有硬功夫，可以运气顶枪扎不入。会员为二十岁以下的未婚的身体强壮的男子，持一丈长的红缨枪，胸前佩四五寸长的红布符袋，下穿黄色扎脚裤。集会时喝神水，之后，数百上千人跪下，双目紧闭，伏地念神咒，念完神咒后全体一跃而起，一个个呼吸紧迫，双目血红，目光直视，肌肉紧张，持枪木立。会员入会仪式：入会者由会员介绍，先进香堂，香堂正中供着神位，入会者行三跪九叩礼，烧化纸钱，献上三牲。再向堂长行三跪九叩大礼，参拜老师。堂长赐神水，漱口后高念四句偈语：“手执红缨丈八长，沾祖灵光把天挡，天塌地裂都不怕，好汉做事好汉当。”法师在加入者头顶拍三下，为加入者形式上贯顶，加入者再向法师磕头。香堂为禁地，外人不能轻易进入，香堂香火帷幔，桌子上供奉三块牌位，一块写天地君亲师，一块写金枪神手杨四将军，还有一块写历代祖师。新入会会员要到香堂跪香，心无杂念跪到一根香燃完，一天早晚两根香，七七四十九天跪完，然后由老师传枪法，也是七七四十九天。再授符。符分三张，用朱砂画在杏黄纸上，一张当场焚化，一张用水吞服，一张缝在符袋中，作战时披挂，作战抗匪时呼声震天，无畏向前。[20]入会者要盟誓：严守会堂秘密，父母兄弟妻子亲戚朋友也不得泄露半字。再由堂长慈悲训示，宣读纪律禁止。跪夜：月黑风高子时夜，会员和老师一起到万人坟上握手围成圆圈，闭目屏息历三小时之久而回，此为练习胆量。前面均为软功夫，再为硬功夫，俗称三排：排砖排刀排枪，排砖排刀有气功护体。[21]排砖排刀有技巧，排砖用的是有暗纹脆的砖；排刀时掌刀者猛劈轻放，伤不着人；排枪也叫排炮，炮内装香灰、黄皮一类的东西，加点黑火药，烟火无力。有亲历者说见过子弹只打上了衣服枪眼，本人毫发不伤，显然夸大其词，或有玄机。
动荡社会为武力社会，社会武力占优，文力不及，自愿参军人员增多，军人渐居社会主流，其余阶层相对被边缘化。参军者各有动机，一般当兵为吃饭，其中原因是家里遭受了灾害，或被匪劫掠过，无法生活下去才去参军。一位研究者访谈了若干兵士，其中“一位被访谈的吴某，本来经营生意颇有积蓄，后被土匪深扰，损失金五百余元，当时生意还可维持。次年由家赴县里买卖货物返回的途中又遭匪劫，货物尽失，本人受了重伤，被路过的人救了抬回家中，在医院治疗半年，囊中已尽，家徒四壁，无法生活。友人婉言劝导，后与友人共同投军，一晃数载。”[22]这位大兵深受土匪骚扰而当了兵，由此，兵匪之间形成了一个链条关系。兵抓匪，兵源于匪的侵扰，匪为了对付兵扩大队伍，兵因匪不断增加，对社会造成了环环相因的循环后果。
有的参军者则是贪念部队能谋前途成大事，不像一般职业那样琐碎，所谓“乱世出英雄”，具有赌上一把期冀飞黄腾达的心理。以另一位作者访谈的一位残废兵为例。“这位士兵姓柴，山东德州人，22岁参军前结婚一年了。他从军的原因不是过不了生活，他父亲过去是推小车卖布的，给他留下了五六亩地，四五千吊钱，还算富裕。他参军是因为受到邻居的鼓励，邻居是个排长，奉命到家乡招兵。规定是招到一连升连长，招到一营升营长，邻居许诺如果自己当了连长，就给他当排长。柴某听说能当排长，能发财，还可以到家乡耀武扬威受人尊敬，所以就立刻报名当了兵，家里人不愿意他去，也没有办法。他去当兵后家里没有男人，账目托他舅父管理，可是没过几年，这个舅父将他家的钱私入自己的囊包。柴某第二年果然升了排长，但作战各地流动不能回家，有时通信家里也收不到。他不能回去找他舅父算账，他妻子听说他在一次打仗中死了，遂改嫁他人，那个娶她的人是人贩子，把她拐卖到不知何处。柴某听到本乡人告诉他家里人的这些消息，积气在心，慢慢地，一只眼睛看不见了。后来鲁军败的时候，他双目失明，住进了残疾院。”[23]这位作者访谈的41位士兵中，五成人自愿参军，约二成人是被抓去参军的，自愿参军的比例不在少数。这位被访谈者由于起初的闪念参军后没法照顾家里，导致家庭离散和家人不好的境遇，实在是个悲剧，若是在和平年代，兵员自然裁减。
兵员增多必然会给社会造成财用困难。如果遇到机会，兵员也会参与洗劫乡村，胜利的一方常从失败的一方获取战利品，其实与匪徒无异。战争不但毁灭了直接涉及战争的区域和有生力量，而且将战争昂贵的费用转嫁到民众身上。由于工业处于刚起步阶段，不能提供过多税收，所以税赋主要由农民交纳，土地征收超重的田赋，用以弥补军费的不足。为补充兵源抓壮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被抽去，农业劳动力不足。产粮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不期而至破坏了农作物的季节和时令，不到时令的庄稼被迫提前收摘，过了时令的农作物要等到下一个时节才能种植而误了农时，纳不出粮食交不出税收的农民被罚款或受迫害，所以战争直接破坏了农业生产力。[24]民国一度倡议裁兵废督，学者傅斯年、公刘都曾著文阐述去兵废兵说，但应者寥寥，收效甚微。
部队属于专门的武装力量，与人民生活不直接相关。警察也是专门的武装，但警察管辖范围和民众生活直接相关。警察系统成立于清末，即20世纪初。最初的警察总体素质不高。“警察受专门教育者不过十之二三，巡士多以社会上的地痞恶棍商民充其役，能数十之文字，即可入警察教练所，毕业之后尚不知警察之所以为警察，服务之时但知拿钱索要而已。警察未接受过多少教育，充斥于警察队伍的人员良莠不齐，遇到有争斗之事发生在街道，警察如非其责，不加顾问，甚至立视而笑。”[25]由于专业知识甚少，缺乏训练，警察不知如何履行职责，一些帮会成员混入警局。
动荡战争时期，官员水准不高，官员任职标准降低。战争使军费开支庞大，军费几乎占据整个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九十，国库入不敷出，为此，卖官鬻爵之门大开。以修水利、赈灾或修建学舍为名开捐，不论买官者的出身流品，只要有钱就可捐官，按其出资多少，予以相应官职。这些到任者只想搜刮地皮，以弥补捐资空缺或者谋求更大的官职。再者，国库空虚需从农村抽税，农村苛捐杂税繁多，农民不堪其苦。[26]政府为此专门征用了一批能够从农民手中收得上税的人物，富有声望的乡绅不愿意为之，原属地痞流氓恶棍趁机钻空子，一跃成为地方领袖，担任公共职务。这些投机者的目的在于从收税中饱其私囊，方便从中揽利。有学者分析1900—1942年华北几个乡村的资料，将这类人称为“盈利型经纪人”，与以前作为乡绅的“保护型经纪人”相区别，农民需要额外支付这些“盈利型经纪人”的克扣，负担更加沉重。[27]政府为了收上税就不顾收税者的行为品质，任用强豪，盈利型经纪人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规则制度起不到真正的约束作用，有权机关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作为，无法无天，官员也是如此。有研究者称，一些官员肆意作为，不受法治约束，法治无用，形同虚设，官员本人简直能够代替法的执行。这位研究者列举了一种现象：虽然已经改朝换代进入现代，民国的官员还记着古代封建社会官员的作风威仪，自己围起红布，私设公堂，抓捕理案。“胶东一带，有区长学古代县官挂红桌围，可私设公堂。为从百姓手中榨钱以立公民会支应局的名目，若不交立刻指使役兵抓捕用刑，片言则可使无辜者下狱。”[28]有权者假公济私、巧立名目，不服从者无有好下场，织以莫须有之罪，私设公堂，抓捕入狱，不待分辨，施以刑罚，官员的势力范围若此，谁人敢触碰，唯恐躲之不及。官员断案仅凭个人喜好，莫之由衷，说是这样便是这样，令人捉摸不定，法律便成为空文。公共权力机关如果不提升民众幸福感，为民申冤做主，而成为揽敛私利伸展个人随性意志的工具，社会岂不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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