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之外，余天休还研究其他社会科学。实际上，他提倡昌明整个社会科学，其在学术发展上具有较高的个人抱负。他指出这样一种现象：社会科学落后于物质科学，社会科学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相比不断变化的现实，社会科学是滞后的，时代的发展呼唤社会科学的并进，全社会应该重视社会科学，将社会学科进一步科学化，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余天休说，学者的见解自有其特殊之处，一般学者的研究比常人的观察更卓越，他们以事实为根据，常年追踪一类问题，深入透彻，研究不在于广而在于精。对于这样的学者见解，全社会应该尊重和重视，如将教育和社会科学联结在一起，加强社会科学的教育，将舆论和社会科学联结在一起，使舆论更为科学，还有公共行政、立法事项都遵从社会科学的成果，将社会科学应用于这些部门的运行中。同时，学者们也做到将研究结论公之于社会，使人人知道防备。[60]科学研究不仅仅是学者的专项，也并非禁锢于象牙塔内，而是要将其成果社会化，告之有关部门，普及全社会成员，让社会更多的人知晓，学者应主动承担科学知识社会化的任务，向民众宣讲。同时，社会机构和公众也应重视学者主张，如此循环，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
本书以余天休为主角，叙述其生平、社会科学研究成就及对当前的启示，《社会学杂志》是辅助材料，笔者将在社会背景一章中对其进行描述，同时兼及整个民国社会概况。本书运用诠释的方法，凡是与余天休学术相关的重要名词术语，笔者都进行较为详细的解读。余天休的学术具有自己的创见，其友评价他：“其应世主知行合一，谓一切事态起于动，因动而生变化，因变化而得事理之宜，此易之理也；其交游无阶层眕域之偏见，尊重个人之个性而一视同仁，其治事主以静策动，以柔克刚，以虚声实，以无为策有为，此道家之要旨也；其治生祖白圭，动如猛兽惊鸟之发，而持法尚管仲，坚握信赏必罚之枢，以经御权，以权应变，盖取精多而用物宏也。”“谓为学贯中西学者可，谓之理烦治剧政治家亦无不可。”[61]余氏所处时代世事纷繁，变幻莫测，是非未定，他对相关问题都条分缕析，客观制定可行对策，这是他学术与实践总的特点，我们的研究力求体现这些特点。从本书中，我们能获知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民国社会概况。民国社会历经数年，发生很多事件。我们的描述主要从民众生活的角度出发，摹状当时的民众是怎样生活的，着眼于微观视角，不刻意展示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风云，而是深入民间生活，主要描述民国民众的日常开支、婚姻家庭、秘密结社、宗教信仰等日常生活样态。此外，结合所涉及的事件问题，介绍民国社会学和有关学者的学术研究。
第二，余天休学术思想的方方面面。这是全书主体内容，大致包括余天休的哲学思想、进化论、群治术治观、经济思想、宗教观等。他的哲学理念在于“动”，敢为天下先，这和传统注重“静”的文化不同，我们将在本书中阐述余氏“合适之动”的哲学理念。当时流行西方的进化论，余氏受其影响很深，我们将介绍西方进化论的内容及他的进化思想的中国元素，如余氏所描述的从原始社会起人类与自然环境的搏斗，整个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走向。余天休值得发掘和称道的是他的群治术治观，根据西方如罗斯的社会控制论以及我国其他学者的社会约制、社会制裁等论点，我们提炼出余氏社会治理的独特观点及他对社会控制与社会进步关系的阐述，这是我们要详述的内容。1923年，余天休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进化和控制的文章，也是他的博士论文，被美国社会学协会分部历史社会学评论为百年文献之一（见图1-8）。[62]术治取自传统，包括权谋、术数、礼教、世故，术治和个体道德修养有紧密的联系，诸如有为、沉忍、任事、职业道德等是余天休在《正风》杂志所刊文章的要点。术治与用人直接相关，余氏用人思想和对人的认识具有现代管理的实际应用价值。余天休的经济思想取自经济平衡理性，平衡中庸贯穿于他对经济各要素的分析中，比如他不认为大家都去做官求富贵是符合经济理念的，他认为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应该共同发展。他的殖边救国论实质属于经济范畴，通过殖边增进生产，均衡人口，我们将在本书中叙述殖边救国的背景及相关论述。
图1-8 美国社会学协会历史社会学分会评选的社会学百年来的重要文献（余天休文列其一）
另外，余天休的宗教观阐述了我国宗教的世俗性，列举了众多为我们的生活所熟知的仙佛，本书将对这些仙佛的含义分别进行注解。在政治方面，余氏指出了传统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关系，对比了中欧政治演进，提出了政治建设的纲要举措。民国处于新旧交替西学东渐阶段，如何处理传统和西方的关系一直是民国学者的矛盾心结，有时偏于西方，有时看重传统，这在余天休的论著中同样有所体现。在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论述中，余氏关注外交和世界政府、文化大同，本书将追溯世界政府运动的来龙去脉，分析余氏提出的文化大同达至人类和平道路的含义。文化方面，余氏提出文化冲突比当今有名的亨廷顿要早得多，余氏的文化观注重文化的地方性，提出区域文化研究法和文化传播路线，开展具体的地区文化研究，根据生活经验，提出文化输出国门观。教育方面，余氏提出社会教育、教育平凡化等概念，认为教育不仅是教育界本身的事业，还是社会事业，教育应面向社会，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余天休对读书方法颇有心得，本书将结合古代名人学者读书的经验阐述他的读书观。余氏重视学术，提出“学术救国”中“学术”一词的特别意义，认为人人可做学术，改进工作。社会学方面，余氏介绍了当时西方主要的社会学家及其代表理论，探讨了中国和西方社会思想的发展情况，并提出了精密的个案研究法，对三十年来的社会名流人物进行分析。本书将对20世纪初西方主要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进行简单介绍，这些学家当前即使在西方也不常被提及。余天休的学术名词中涉及的民国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变化、秘密结社组织情况，本书将在附录中进行较为详细的线条梳理。
总之，从本书中我们不但能够熟悉余天休的学术思想，了解他的经历和思维方式，还可以涉猎民国的相关内容，从较新颖的角度评述民国的政治和制度，比较余天休与同时代民国其他名学者之间的学术异同。作为一位留学美国多年的学者，余氏的论著带有西方社会科学学者理论的痕迹，书中也将对此进行介绍。全书的研究方法重在解释释义，以注释为主，其中不乏本书作者个人即兴的评论。[63]我们的难点在于资料不能找全，有很多资料都是首次阐发，如在《正风》及《社会学杂志》发表的论文，还有很多余氏所著书籍，而且胡余锦明女士提供的不少珍贵的资料在国内不可阅见，如创办中美学院和美亚联谊会的学术会谈后的编辑纪要，但是根据余天休本人1947年自写的一份他所著文章的完全统计目录（见图1-9），本书在资料上尚有差距。如《社会法理学》《法学概论》《回教史之研究》《商学概论》《英人统治下之印度》《应变论》《参政导言》《中国经济改革方案》等，另外他主编的英文报纸，以及移居美国后所著论文，本书作者都没有阅见。正由于资料的缺乏，本书作者对余天休的学术认识必然不够全面，降低了他思想的丰富性和对他认识的准确度，只涉及他学术的大部分，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遗憾和不足。
图1-9 余天休自述著作目录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注释法，注释分零碎注释和整体注释两种，本书两种方法都采用，但倾向于后者。现在，注释法较少采用，研究者喜欢直接抒发自己的见解。古代学者尊重经典，经常运用注解，如历代对诸子百家的精义注解，层层递加，以至于注释文量超过正文的比比皆是。但现在的论著多只是注明文献出处，而非新解，即现在所谓的参考文献和注释的区别。本书零碎的注释以脚注的方式呈现，古代主要采用这种注释，适用于所注词句较为生僻且各词句本身关联度不高的情况。整体注释一般置于正文中，但字形上有所区别，作为主文的附录体。整体注释的优点在于能对注释形塑整体一致的印象，类似于一篇短文，而零碎注释对每个词句进行详尽说明，但不能指示不同词句之间的关系，就整个文章来说比较散乱，而通过整体注释将相近的注释词句连贯起来，容易发现不同注释词句间的区别。通过整体注释，集中一个主题，读者能从中获得完整的印象，本身连贯可读。如果零碎注释也放在正文中，将冲淡正文，阻碍正文阅读的流畅性，整体注释使每个注释的部分在全文系统中获得应有的位置，有助于理解部分词句的含义。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循环注释，两种方法交替使用，有助于加深解释的力度。整体注释大段呈现，缺点是存在喧宾夺主的嫌疑，而且整体注释需要各段注释之间本身相关，否则难以连缀起来，这是一种较新型的注释呈现方式，若运用得当，其价值与主文相比毫不逊色。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固为历史研究，所涉主题为过去之事，“历史就是人生过往的经验，择其重要发明其中的价值和意义”[64]，但重在当下。现在和过去固不可分割，因为时空是连续体，源流不断，从过去看现在和将来，以鉴古知今，继往开来。通过对历史的探究描述，有助于发现我国社会的特质和以往的溯源，从而更好地面对现在和未来，解决将要面临的问题。按照西方现象学的理论观点，现在的人们其实很难真正了解现在的意义，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回溯反刍之后才能蓦然发觉。“现在是绝不能解释现在的，现在的解释必须追溯到既往，也就是历史。”历史的长期发展引起质变巨变，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亦言：“社会之所以成为现在的社会，社会变迁的山崩是来自于历史点滴的风化，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历史的价值就在于此。”[65]我们这项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开拓社会科学史研究，将古今中外广为联系，为探讨当前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提供可借鉴发掘的思想源泉。
[1] 余天休还主编过《正风》以及其他杂志，但这些杂志的文章和他的风格并不相同，余天休在这些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仅限于他个人的观点。
[2] 张灏将1895—1925年定为近代转型时代，论述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脱离了传统士绅大夫的窠臼，他们和报纸杂志媒体、学社、学校三种制度媒介结合在一起，成为现代知识人。见张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收录于陈弱水、王汎森主编的《思想与学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年版；以及许纪霖的《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刊载于《学术月刊》2006年第38卷第11期。
[3] 余天休. 今日何日［J］. 正风，1936，3（7）.
[4] 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 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M］// 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66.
[5] 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 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M］// 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67.
[6] 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 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M］// 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28.
[7] 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 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30-331.
[8] 黄芸苏，字魂苏，广东台山人，第一批公费留美生，1910年加入美国同盟会。美国旧金山同盟会创设于1910年2月，同年8月，同盟会出版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黄芸苏为该报主笔，1918年，黄芸苏在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后协助孙中山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任驻檀香山总领事、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职。
[9] 崔通约，原名成达，字贯之，号洞若，因信仰基督教而改名通约，笔名沧海，广东高明人。曾入康有为万木草堂学习，自著《沧海生平》，1910年加入同盟会，与郑贯公同创《世界公益报》，后被同盟会革出。
[10] 黄伯耀，字亚伯，出生于美国旧金山，祖籍广东台山市水步镇独冈巷口村。老同盟会员，近代著名报人，革命派小说家，最早传播社会主义的学者。1904年，黄伯耀参加兴中会，1905年回香港，协助办理香港同盟会机关报《中国日报》，与其弟黄世仲一起创办《少年报》《中外小说林》，1907年12月创办《社会公报》，宣传社会主义。1909年与李是男等在三藩市组织“少年学社”，出版油印刊物《美洲少年周刊》，后孙中山将《美洲少年周刊》改组为《少年中国晨报》。孙中山提出“航空救国”的思想，黄伯耀即在旧金山红木城创办第一间华侨航空学校——中华飞行学校，自任校长，是中国早期航空事业的开拓者。
[11] 此段参考余天休1947年的生平自述，资料由胡余锦明提供。另参考姚远的文章《西北大学京陕两源历任校长》，载自李云峰、王民权主编的《民国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2] 格兰维尔·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年生，将精神分析引入美洲的第一人，是冯特的第一个美国弟子。1887年创办美国第一本心理学杂志《美国心理学》，曾邀请弗洛伊德、荣格访问美国，对儿童、青年、老年心理都有研究，尤其注重青年心理分析，认为青年情绪最不稳定。
[13] 弗兰克·汉密尔顿·汉金斯（Frank Hamilton Hankins），1877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在克拉克大学任教16年，后任史密斯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主任，主要著作有《文明的种族基础》《北欧主义的批判》。
[14] 余天休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启事，称可寄送该书（指《关于山东问题与日本交涉等项》）给感兴趣的同学。邮出地址是马神庙西老胡同一号，疑为余天休到北大后的住所。相关内容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第722期。西老胡同现位于景山公园东侧。
[15] 余天休当时在美洲，因北京战事而不能北上，其先乘“亚洲皇后号”船到上海，后转至广东。他与蔡元培通信，言与蔡元培的书信可以发至广东台山县新昌埠新桥街广兴祥杉行，此处或为余天休当时的家庭地址或与他很近的同乡亲戚的住所。相关内容见《余天休君致蔡校长函》，刊于《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第674期，第2页。
[16] 《北京大学日刊》会公布了其教授的课程名称，详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第735期。另见余天休自述的《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经过：读许仕廉君文章之后》，《社会学杂志》1931年第3卷10期。
[17] 关于余天休在北平师范大学任教一事，见北平师范大学档案馆收藏的《解放前北京师大——1921-1922年北高师教、职、员一览表》（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全宗号1号，案卷号87号），卷中注明余天休为北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师，1920年11月到校，每周10钟点课时，薪俸200元，工资单上与余天休并列的还有其他名人。另见何瑛的《与先贤对话——余天休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事迹寻访报告》，胡氏慈善教育博客，2013年11月22日。
[18] 详见余天休的《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经过：读许仕廉君文章之后》，刊于《社会学杂志》1931年第3卷第10期，其中还提及1920年，骆继汉、吕复教授过北平各私立大学的社会学课程。
[19] 辅仁大学为私立大学，是教会学校，由天主教教会设立，只招收男生，要求英文水平高，相比其他学校，管理严，学费贵。
[20] 详见姚远的《西北大学京陕两源历任校长》，又见胡氏慈善教育博客，2013年7月7日。其中，余天休在北京朝阳大学任教一事，参见其在华北农学会的演讲《殖边运动》一文，该文刊于《北京朝阳大学旬刊》，其开头介绍余天休为本校教员，佐证余天休曾在该校任教。具体内容参见：《殖边运动》，《北京朝阳大学旬刊》1924年第2卷9期，第5页。
[21] 中国社会学会设读书部、讨论部、调查部、出版部，发起人有余天休、陈汝裳、王卓然等，1920年起开始筹备。
[22]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寄籍河北保定，著名军阀、军事家。1922年10月23日，总统黎元洪下令免去冯玉祥的河南督军职务，调至北京任无实权无地盘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擅长练兵，他率所部一师及三个混成旅约三万之众，进驻北京南苑，从1922年10月至1924年10月，共计两年之久，专心练兵。1925年1月13日，冯玉祥离京赴直隶张家口任职于段祺瑞政府的“西北边防督办”，宋哲元为他手下。根据冯玉祥自述，南苑部队训练一刻未懈怠，包括军事训练和文化课在内。一般兵士的科目有文化课，如八百字课、军人教育、精神书、兵教科书，正副目于一般课外加授军士战术和军士勤务二种；初级军官复另加初级战术、军人宝鉴、典范令、曾胡治兵语录、左传摘要五种；中级军官再加上高级战术、军器学、欧洲战史以及各种经书和子书的选读；高级军官组研究会则研究具体的军事问题。冯玉祥深感军人读书的重要，当攻下北京以后，他电令各级官长努力读书，重新改造自己，并购置新书数十大箱（其中，史地书籍最多），分送各部，令以打仗精神来读书。他自己深感学识不足之苦，心心念念只想找个地方埋头读书，希望国内有个大学允许他作一个旁听学生，其兴趣在历史和文学方面，以为唯有读书是重要的事，经朋友劝说后此想法作罢。之后，其又想到欧美国家去看看学学，当时立下决心，拟在美国和德国各住两年，俾可增长见识，学些东西，又被朋友劝说后作罢。详细内容参见《冯玉祥自述》（下），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682页。
[23] 据一位当年担任过冯玉祥的传令员口述回忆，他曾奉冯玉祥的命令到北京大学接余天休到南苑给官兵讲课，余天休家住北京城里东黄城根，他看到的余天休个头不高，身着西装，浓眉大眼，目光炯炯，不到30岁即任北大教授，他说余教授的课是他最喜欢听的课之一。冯玉祥非常赞同余天休教授开发西北的观点，这大概是他后来同意担任“西北边防督办”一职的思想基础之一吧。详见《亲历者口述：我在追随冯玉祥将军之初》，刊于《人民政协报》，2017年5月17日。
[24] 因国民党都城南迁，畿辅二字不合时宜，故1928年10月10日起，学校改名为北平铁路大学。详见《北平特别市公安局训令》，令内左二区署，《北平特别市公安局月刊》1928年第3期；又见《国民党政府铁道部指令第29号》，《铁道公报》1928年第1期。
[25] 详见《京沪乎杭甬铁路日刊》1933年第742期，第64页。
[26] 上海国际电讯社发起者为冯少山、李登辉、林复彦，林复彦为社长，获著名华侨陈嘉庚捐款赞助。通讯社采用基金合作入股的方式，设国际、国内分社，刊发消息，分经理部、编辑部，部下设股。参见龙生的《国际宣传与上海国际电讯社》，刊于《国际周报》1928年第1卷2期。
[27] 宋哲元，字明轩，国民党将军，“久历戎行，功绩昭著，长城一役，奋勇屈敌，嗣主冀察政务，折动樽俎，屏障华北，忍辱负重”。参见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的《宋哲元先生文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第1页。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于1935年12月18日，“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全面转入抗战一线。余天休编辑宋哲元于1935—1936年散落于各报章的言论集约二十余篇，他在书序中这样评价宋哲元：“宋公哲元，长城一役，浴血御侮，刀光剑影，唤起国魂，述其生平丰功伟烈，诚有足以增光史乘者。自长冀察以后，安内睦邻，巩卫河朔，苦心孤诣，支撑经年，已为举国所共仰。”又述宋哲元性格“秉性厚重，公忠体国，向以诚信服人，遇事能持大体，不拘小节，处世待人，态度极光明磊落，使人洞见肺腑。向抱为政不在多言之旨，故其训勉部曲，一则说实话做实事，再则曰不争权不夺利，尤侧重于道德治国。告诫国人先之以廉洁自爱，言行一致，继之以拥护正义和平救国”。由此可推测余天休对宋哲元性格较为了解，私交或较笃厚。参见余天休编的《宋委员长言论集》，正风杂志社1936年12月出版，第1页。(www.xing528.com)
[28] 1927年年初，冯玉祥将国立西北大学立为西安中山学院，次年改名为西安中山大学。
[29] 朱子桥，名朱庆澜，籍贯浙江绍兴，参加过二次护法，曾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致力于社会救济。“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自任会长，募款支持东北义勇军，十九路军，冯玉祥、吉鸿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宋哲元长城喜峰口抗战。
[30] 吴冠因，字柳隅，广东澄海县人，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先后任《国风报》《庸言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文责编辑。
[31] 中国社会学社纪事：中国社会学社概况［J］. 社会学刊，1935，4（4）.
[32] 余天休除了教授于上述高校外，还在“九一八”事变后迁移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平民大学、河北商学院教授过，并接到上海大夏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聘请书（因事未能到任）。
[33] 关于余天休的生平，此处包含了《余天休先生生平事略》的一些内容。
[34] 余天休. 本杂志经过及其将来［J］. 社会学杂志，1930，3（1）.
[35] 孙本文（1892—1979），江苏吴江人，1925年获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中央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学上之文化论》《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社会心理学》。
[36] 孙本文. 当代中国社会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41.
[37] 李景汉，社会调查专家，北京通县人，1917年赴美留学，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1928年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试验区调查部主任，1935—1944年历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1925）、《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1981）。
[38] 资料由胡余锦明提供。《美国社会学杂志》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39] 郝宏贤. 开发西北、关注教育的倡导者、践行者：余天休教授生平与著述辑要［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10-19.
[40] 一份中美学院对余天休的英文简介说明了这一点。
[41] 乔治·泰勒，华盛顿大学远东和俄罗斯学院主任，1930-1939年在中国居住，代表作有《中国北部的奋斗》《太平天国的叛乱》《现代世界的远东》。华盛顿大学远东学院是费正清之前美国了解和咨询中国问题的主要机构。
[42] Tao Pung Fai，曾留学德国，1940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任美国加州山麓学院和圣克拉拉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著有《中国的精神和力量》《现代中国的新闻》《变动中的远东》《多元冲突》等。
[43] 吴元黎（Yuan-li Wu），1920年出生于中国上海，1942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一等荣誉学位，1946年再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民国中央银行任职。1949年移居美国，任美国旧金山大学经济系教授，是亚洲研究协会会员、北美华人社会科学家协会会长。
[44] 陈世骧，字子龙，号石湘，祖籍河北滦县，1912年生，幼承家学，具有扎实的国学根底和古诗学修养，后入北京大学主修文学，1941年赴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中西文学理论。1947年起，长期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文学系，任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方比较文学教授，中国王朝历史研究系列书籍出版物主编。张爱玲到美国后，他邀请张爱玲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任研究员，共事两年。其平生著述不多，1972年，其门生杨牧编订《陈世骧文存》，附录中有《与金庸论武侠小说书（两通）》。
[45] 许芥昱（Hsu Kai-Yu），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1944年获清华大学文学学士，赴美任空军驻美首席翻译官及语言顾问，后获俄勒岗大学新闻学硕士、斯坦福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博士，1959年受聘于旧金山州立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63年出版《二十世纪的中国诗》，1968年撰写《周恩来传》，1973年回国观光后出版《中国的文艺界》，1980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艺》。
[46] 参见《美亚联谊会目标和活动声明》。
[47] 据胡余锦明越洋电话口述。口述时间：2017年4月30日。
[48] 余天休. 青年人的社会心理［J］. 社会学杂志，1931，3（8）.
[49] 林幽. 注重社会学的理由［J］. 社会学杂志，1922，2（2）.
[50] 严复. 群学肄言叙［J］. 鹭江报，1903，32（3）.
[51] 北京社会实进会成立于1912年11月，是一个北京青年学生服务社会的社团组织，设学务、演说、游戏、调查等部，定期举办活动。参见步济时的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载自《新社会》1919年第1期和第2期。步济时，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在华基督教会人员，长期在中国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社会服务工作。
[52] 郑振铎，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出生于浙江永嘉，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53]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23年主编中央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1927年自编《瞿秋白论文集》，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慷慨就义，时年36岁。
[54] 《新社会》编辑部于1919年11月成立，编辑供青年学生阅读的刊物《新社会》。《新社会》先是出旬刊4开小报，1920年起发行册本，郑振铎、许地山（1920年加入）、瞿秋白、瞿世英负责撰写。《新社会》杂志共出了19期，1920年5月1日被查封。
[55] 许仕廉，生于1896年，湖南湘潭人，留学美国，获爱荷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7年创办《社会学界》年刊，抗战前夕赴美定居。
[56] 许仕廉. 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及范围［J］. 社会学刊，1931，2（2）：1-29.
[57] 这种分期基于本书作者目前的认知，随着发掘民国社会学的资料增多，这种分期会发生改变和调整。关于社会学学科的分期，刘绪贻、韩明谟、杨雅彬等先生都有论述，本书的分期及对每一时期特点的描述与他们有所不同。
[58] 陶孟和，原名履恭，祖籍浙江绍兴，1887年生于天津，曾就读于南开学校，191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192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陶孟和志在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活动，组建社会调查所，组织人员专门从事调查，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0月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创办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59] 孙本文. 七年来的社会学［M］//孙本文，等. 中国战时学术. 南京：正中书局，1946：75-76.《中国战时学术》是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资助出版的文化运动丛书之一，概述了抗战以来哲学、文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史学、地理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的发展。抗战期间学者学术成果依然丰硕，强调在抗战困难形势下学者坚持学术研究的可贵精神。
[60] 余天休. 社会科学落后的危机和补救的办法［J］. 社会学杂志，1931，4（1）.
[61] 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 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M］//谢立中.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28.
[62] 资料由胡余锦明提供。
[63] 关于本书的诠释方法、诠释历史资料的途径及注意事项请参见邹千江的《吴景超社会思想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0页；及邹千江的《冲突转化：中国社会价值的现代演变》，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278页。注释法本身还有待于拓展。
[64] 钱穆. 中国历史精神［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6-7.钱穆，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著述达三千万字，主要内容为中国历代思想、历史和文化。
[65] 吕思勉. 中国通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15：4-6.吕思勉，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善于编撰通史、社会史，著述丰富，其著范围几乎囊括了我国历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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