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天休学术释义：民国社会学与民族振兴

余天休研习科目较多，但主研的是民国社会学，因此，我们将在这一节叙述社会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总的来说，近现代阶段，我国社会学取得了较大发展，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各种救国争议的探索有关。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乱中求治，分久必合，人心向安，各种救国方案诞生。而应该首先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变革，还是文化的、提高国民素质的变革形成争论，多方各执一词。政治上提倡革命、改良、维新道路的皆有，各方发生论战。经济上有的提倡发展工业，有的提倡以农业为本，工业立国还是农业立国争论不休。文化上有的提倡教育救国，有的提倡学术救国等。各种救国方案由不同团体不同认知的群体组织实施，但最后政治上的方案占据主位，即先由历史选择进行政治变革，稳定大的局势，然后其他方面的建设次第施行；而不是先进行政治以外的枝节改进，最后促成整体社会系统发生质的变化，因为后一种方案用时长久且显得遥遥无期。其中，政治革命被证明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中的最佳举措，是形势迫不得已使然。改良固然也不错，但改良是枝节性的，对症用药程度不够。在经济建设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论调胜出，农业、乡村建设为基础和辅助，一改几千年的固有习惯。当然，以梁漱溟、晏阳初、杨开道领衔的乡村建设学派在乡村试验方面同样取得了成就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农村工业化主张循序渐进，脚踏实地，也有生机活力，似乎更符合国情，这一举措吸纳了乡建派和城市工业派的见解，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平稳过渡，这是费孝通他们的主要观点和贡献。全面工业化、发展重型工业应在取得统一独立主权、政治环境稳定后推行才更为便利，这一派的观点超越了当时的时代条件。文化方面，主要围绕如何保存传统和如何借鉴西方文化展开，既有主张完全保存和发扬国粹的，也有呼吁全盘西化的，各有偏颇，实践中以中西融合、交流为主基调，各种形式的中西融合在现实中都存在。

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是一种宏观论述，阐述的是基本原理。微观则关乎人们的生活，包括人们如何在乱世中生存、如何开展社会建设和管理、社会在这种情境下怎样发展进步等，这些实在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我们的文章基本围绕后者展开，所涉及的各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发展论，以迎合所处的时代，带有强烈的时代和历史特征，其目标都是要改变社会，促使国家富强。这后一种方案具有典型的社会学特征，社会学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成为专业学科，在较多学校设系、开办课程、招收学生，其中原因固然是其受到关注或重视，它被列为解决社会问题、改造社会的首门学科。社会学实际而有用，被认为能够改造社会、变革社会。下面我们将论述社会学被寄予学科厚望的原因及社会学学科在民国的大致发展阶段。

由于社会环境的恶化，民众，甚至包括青年学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增加，青年人对于社会感到比较灰心。一项关于某所乡村师范学校入学学生的调查（学生多为15-21岁）显示，总数101人中，对社会不满意的有79人；已婚者对婚姻不满意的有38人，满意的有21人。^[48]虽然这项调查人数少，代表性不高，但不满意者达80%，这个比例足以说明青年人对人生的烦闷情绪与社会发展缓慢停滞有关，青年人看不到前途。社会急需改变和发展，社会学应运而生。当时，有人认为，“社会学是改造社会的利器，是协调人际关系、增加人生幸福的工具。现在社会的第一大吃紧的问题是改造，最能有益于改造社会的是社会学。社会学是寻求公众行为的定轨的科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相比不会只限于一方面的改造而不顾其他方面的利害，不会救了一弊又生一弊，而是各方都能兼顾。其中特别提到现在社会改造的一大阻力是占有权力的人不肯牺牲现有的利益，资本家过于重视物质方面而忽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工人当作做工的动物看待，弄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问题越来越多”^[49]。社会中问题丛生，贫富差距过大被认为是没有发达社会学智识的结果。社会学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具备兼顾各方利益、公平正义的特点，所以社会需要这个学科。这里可能将社会学的功能拔高了，社会学未必能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它只不过是众多学科中的一个学科而已。但是可以这么说，真实地描述社会，发掘人的客观需求，科学地分析解释原因，是这个学科的理想抱负，社会学学科发展是在朝着这条路径行进的。

严复比较重视社会学，他在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纲要》中提及社会学要旨时，将社会学称作群学。“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群学者，将以明盛衰治乱之由，而于厚生之事持其本耳。”^[50]群学是社会学在清末民初的流行称谓，严复揭示出群学，即社会学的几个特征：第一，它是科学的，而非思维的；第二，它是变化的而非不变的；第三，它能预测未来，同时明晰历史，不对未来茫然，并了解过去；第四，它有效用，非空谈；第五，它解释社会，主题围绕社会为何盛衰治乱而展开，其余遑论；第六，它特别关注民众生活问题，以民生为本，非普通民众的其他阶层的生活不在其主体范围内。重点在三个方面：察变化、求秩序、厚民生。严复的分析客观周到，这种分析即使放在现在，用来认识社会学学科的特点，也能起到强化和深入的作用。

人们发现了国家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就试图尽快地变革现状，这种心情极为迫切，很多热血青年成立了如北京实进会一类的组织，其动力和动机就源于此起彼伏的社会改造运动。^[51]社会不应该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应被改造，有志青年对未来社会充满期待。著名作家郑振铎^[52]那时还是学生，编辑学生刊物《新社会》，他撰写发刊词，集中表达了青年的志向和愿望。

中国旧社会应该改造，我们改造的目的是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什么是我们改造的方法、态度和手段呢？我们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我们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是彻底的——切实地述写批评旧社会的坏处，不作囫囵的新旧调和论；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的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矢；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工具。总括起来说，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

郑振铎早期接触社会学时，曾提出过改造旧社会、创立新社会的口号，呼吁社会改造活动应该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伍，到田间和工厂里去生产劳动，做调查研究，认识社会。社会改造不能流于形式和口号，应找准对象，实地施行，从小区域做起，建立新村，过新生活。这种论调显然吸收了社会学社会调查注重实证的学科特征。

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和科学的态度，调查社会情状，将思想学术传送给一般民众，使民众逐渐明事理、有觉悟，创造出新信仰、新人生观，改革一切旧制度、旧风俗习惯，这就是社会改造运动。社会改造运动力图革去过去种种陈规陋习，以热情无畏的精神，奋发向上的态度，无私奉献、不计个人得失的品格，号召民众一起，形成群体规模效应的驱动力，共同促使社会进步发展。瞿秋白^[53]发表文章，歌颂劳动幸福，提出劳动问题。劳动问题是指改善劳动阶级雇佣状态的问题，改进雇佣条件可以使劳动者能够自由发挥意志和创造的本能。像郑振铎、瞿秋白这样的有志青年不在少数，北京共进会这类组织将学生聚集起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举办了各种活动，包括公益卫生调查、公益联络、培育儿童智识、开发民智、补习中学生课程等，另外，夜学校、演说会、游戏场、人力车夫调查事业也都次第举办起来。北京共进会还编辑杂志以宣传活动业绩，《新社会》^[54]就是其中一种。《新社会》自述其任务是介绍社会学说，报告本会服务及服务成绩，关注社会临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开展社会研究与社会批评。总之，社会改造运动在北京大学及北京高校学生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激发了学生的热情；先进者发现了社会前景，积极投身社会建设，引领了社会风潮，后来参加者日益众多，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力量。学生思想的进步与北京大学教师步济时、陶孟和、康宝忠等人传播社会学知识是分不开的。新文化运动与社会学者也有一定的关系，一般历史学对此轻描淡写，追溯起来，社会改造思想的传播，社会调查促发的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给学生带来的触动，激发起年轻的热血，都对运动起到了先声的作用。社会学在激发思想、认识现实从而营造“五四”运动的氛围方面颇有业绩，思想成为运动的导火索，当然更主要的是整体时势使然，环境所致。这正是余天休将要回国的时候，当时国内大致的形势背景。

许仕廉^[55]后来在1930年回顾了这段历程，他主要叙述了从1920年中期至1930年社会学发展的情况，他说这期间发生了一个“社会学运动”，许先生将其描述为“运动”，可见社会学发展势头还是十分澎湃惊人的。他从出版社会学论著，各大学建立社会学系及开展社会调查、实验和研究，组织社会学学会，发行专业期刊，联络国际学者，开展社会服务行政工作及发动社会建设运动这几个方面的发展增速得出这个结论。许仕廉在分析社会学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进步的原因时认为，这是源于社会环境的刺激，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和我们的前述观点一致。同时，更进一步来看，之所以设置社会学专业，是因为人们的观念已经变了，社会学运动所取的观念来自以下方面：进化观念，即相信了解社会法则可以改造社会；人权观念，即人人享有发展自己的权利；建设观念，即社会改造是建设的事业，不是破坏的事业，是社会改良和进步；科学观念，即科学是社会建设的最大工具，用科学去解决社会问题。^[56]可见，社会学本身源于精英大思想家的社会思想，这些思想发生于学科的新变化。社会学学科在我国近现代加速拓展，起于社会环境的需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社会已然破败不堪，急需重新构造，社会学便应运而生，同时，社会学的出现加速了现代发展进程。(https://www.xing528.com)

1930年代以后至1949年，民国社会学进一步往前推动，过程波澜曲折，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和变化。依本书作者之见，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57]

第一个时期是民国前，这一时期以介绍社会学学科名称和翻译西方社会学著作为主。如1895年，严复介绍群学，翻译西方斯宾塞、甄克思等人的著作；还有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介绍社会学及译注西方著作。在翻译的西方社会学著作中，学者们往往结合我国传统和面对的社会运势现实，裹挟自己对社会学的认识和理解，对于何为社会学、群学抒发己见，尽管彼此间具有分歧。社会学在这一时期还没有成为专门的学科，学者们不以社会学为专门科业，他们还探讨了其他学科，这是这一阶段我国社会学的特点。

第二个时期，西方传教士对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我国社会学的进步有传教士的一份功劳，如美国人阿瑟·孟（Arthur S.Mann）1905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1913年美国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H.Kulp）在沪江大学，1918年美国传教士约翰·步济时（John S.Burgess）在燕京大学都教授过社会学课程，培养中国学生，带领中国学生调查社会，这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播撒了社会学专业种子的同时也收获了他们自己的学术成果。

第三个时期为我国社会学学术初创期，中国本土职业社会学诞生。1910年代中期至1920年代中后期为初创期，专业家寥寥不过数人，如1916年国立北京大学首次由中国人康宝忠开设社会学课程，其后陶孟和^[58]、余天休、许仕廉等社会学专业家学成后回国任教，我国本土的社会学者群体产生，与西方社会学相区别的我国社会学真正的学科特点开始形成。

第四个时期为学术发展期。自1920年年末至抗日战争前，社会学学者日益增多，学术队伍不断壮大。由于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故形成了1930年代的学术繁荣，产生了一批在本领域取得较为突出的成果的有名学者，如孙本文、吴景超、陈达、潘光旦等。本土社会学专业或职业刚产生不久，就快速达到学术的一个高峰，这种情形较为奇特。

第五个时期为抗战之后直至20世纪中叶，社会学虽有所发展，但抗战条件艰苦，交通阻滞，印刷资料缺乏，研究学术者减少，一部分前期的学者改行他业。剩余的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往往被爱国情绪激起，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围绕国家独立和社会建设展开，成绩较为显著。“抗战整体学术没有衰落，反有进步的气象，社会学知识渐见推广，理论渐见系统化，更加注重对社会事业、社会行政的研究，对社会应用发生兴趣。这是一种新趋向。”^[59]费孝通等为其中后起之秀的佼佼者，学术成果在这一阶段不同学者群中产生分化。

余天休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本土社会学家之一，我国社会学系、社会学课程、社会学学会、社会学刊物、社会学实践逐渐建立和完善，余天休一直致力于社会学学科建设。由于研究社会学时间早，余天休在社会学组织和社会学刊物方面占据了两个“历史首次”，社会学学科专业性日益凸显。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他在学术上大力拓展，40 年代继续发展，由此形成了他对社会学系列问题的独有观点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