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天休出生于甲午战争、维新变法间，正值国家受强邻刺激的多事之秋。1920年，余天休留学回国，时逢民国初建，跨越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典型新旧过渡时代[2]。余天休是民国第一批较早主攻社会学的学者，同时也涉猎其他学科，1920—1940年为他的学术开拓发展期。近现代以来，我国政治社会处于数千年未有变局中，有识学者不断思考如何挽救时势，积极向上，致力于推动国家独立进步。“晚近以来，国家多故，满目疮痍，每思复兴国家，与安抚人民之良策而不可得，乃从事研读。”余天休也是如此，他心忧国家，时刻不忘民族振兴，勤奋学知，探究国家发展、富强、团结之道。在国家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的内忧外患之下，他不断铸文呼吁“国家振兴工业，开通民智，保障民权，国民需惜时如金，去除奢华，破除封建思想，驱动勤奋热忱，始可以期除弊而利进取”[3]。其志在号召国人睡狮猛醒，夙兴努力，发展经济社会，以求救亡图存。他的学术志在探索乱世迷离中的治理良策，巨擘规划，诸多方案具有超前性。“言论卓然独到，探索救国济世途径及立身致力之正轨，当局目前最新规划，实则十数年前，已见于其著作中矣。”[4]“经多年研究，制成各种方案，以备建设新中国之需，救亡图存时切于中。”[5]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他的思想学术对于身处和平中的当代人而言仍不啻为良药鉴镜，具有启发意义。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二十五日，余天休出生于广东省岭南台山县。广东在近代得西方风气之先，擅长吸取海外新知，崇尚开拓进取。岭南之地，以海对外通商，同时倚负山岭，人民的性格兼具海与山的双重特征。“背山面海，水汇之都，东西通航，商舶云辏，其民朴质廉干，足智多谋，远中土而狎重洋，轻远游而习冒险，得欧风之先。”[6]广东以华侨多著称，其民众远渡重洋者日众，足迹遍布全球，而旅美华侨，又以台山、新会、开平、中山为最。余天休世居台山岭南之地，受粤海民性影响，个性甚强，情志操急，态度爽直，勇敢好动，主持正义，敢为天下先；又吃苦耐劳，起居有时，无烟酒之嗜好，无闲暇之浪费，好谈论访友，读书思考写文章，对事慎重而忍耐，待人平和有礼。[7]其个人性格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家乡风俗的影响，并潜移默化到自己的思维行为习惯中。余天休属于华侨身份，早期求学海外，后再移居美国，他在国内的三十年，敢于尝试新事物，历经世事沧桑，都与其个性有关。中年以后，性格变化，致力于道学，行事不露锋芒，动态为之一变，皆时势所致。
余天休乃广东台山荻海区上湾村人。余氏宗族在粤海是望族，自古有“荻海老余”之称，余姓在当地是大姓，聚村落而居者凡数万人，侨居海外者不下数千人。据考，先祖宋代起从中原迁居到岭南，至今二十余代，余姓人敬奉宋朝余靖为第一世先祖，余靖任过知制诰，又以左丞知广州，出使过契丹，平西平南，与欧阳修同为“庆历四谏官”之一，尊号忠襄公。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荻海建造余襄公祠堂，民国三年（1914年）竣工，又名荻海风采堂，因宋仁宗曾御笔亲题赞余靖“风采第一，广南定乱，经略无双”，据此“风采”二字世代相传，奉作余家后裔堂号，该祠堂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余靖幼子余叔英传余绍贤堂一脉，荻海余家即为余绍贤堂后裔，《余绍贤堂族谱》保留至今，内称台山荻海余族乡村，昔别名儒林里，意为余姓家族书香门第，绵延乡里。荻海余姓族人，文才武略，为国家社会出力者不少。
余天休祖父余章侃在太平天国期间远涉美国谋生，乘坐帆船横渡太平洋，时一次需花上一年时间；父亲余治中在美国经商，常回家乡探亲；母亲邓氏亦为岭南望族，其子女皆留在国内。余天休幼年随母家居，六岁至十三岁就学于乡，耕种之余背诵四书五经，具备传统文化根底。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余天休遵父命赴美读书，到美后居旧金山入预备学校四年。时逢孙中山在旧金山组织同盟会，参加者有《少年中国晨报》撰稿人黄芸苏[8]、崔通约[9]、黄伯耀[10]等，余天休与革命先行者为伍，日间与美国童子共读，晚上在同盟会创办的华侨学校学习，由同盟会者担任教师，由此接受革命思想，激发了变革社会的理想。余天休在美国就读学校颇多，初入旧金山工业预备学校（Cogswell Polytechnic College），学习木工、铁工、绘图等技术；1912年考入美国中部印第安纳州凡尔巴来素私立大学（Valparaiso University）学习法律和教育，1916年毕业，获得该校法律学士和教育学士双学位；同年夏天转入美国东部缅因省立大学（University of Maine）政治系四年级，次年获政治学学士学位；1917年夏再入麻省克拉克大学研究所（Clark University）深造，第二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得到该研究院学员奖学金及研究员奖学金。毕业后留校两年，研习社会学，1920年获得克拉克大学社会与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年仅25岁。[11]克拉克大学1888年由美国富商 J.G.克拉克出资在马萨诸塞州渥斯特建造，美国第一位心理学哲学博士、美国心理学会创立者格兰维尔·斯坦利·霍尔[12]担任该校第一任校长。在克拉克大学研究院，余天休师从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弗兰克·汉密尔顿·汉金斯[13]，汉金斯于1930年当选为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擅长心理学，这个学校社会心理学研究氛围浓厚，该领域对余天休影响较大，以致他后来经常在文章中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除上述正科外，余天休还选修了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农学等科目。美国学制相对灵活，可根据个人学力和知识达到程度授予相应的学位，不必修习固定的时间，这为余天休后来成为博学通儒、知识渊博类的学者创造了条件。在美国期间，余天休一边读书，一边利用假期游历美国各地，参观新工商厂业设施，加深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因求学国外时间较长（前后十余年），余天休精通英文，还熟悉日、德、法、意、拉丁文五种语言。
在余天休的学生时代，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公开承认日本承继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引发民众强烈的抗议游行。余氏愤起著书《关于山东问题与日本交涉等项》，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日本人占领山东的非法行径，该书印刷一万册，赠予美国上下议院议员以及各学校藏书楼，还登载于美国报纸。[14]
1920年，作为很年轻的博士，余天休回国任教，同年7月蔡元培先生聘请他到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15]余天休于回国途中抵沪，适逢孙中山居沪上著述三民主义，孙中山劝余天休在南方共任事。因与蔡元培有约在先，所以在上海居留数周的秋后，余天休讲学于北大，在北大讲授社会学原理、社会思想之派系、社会学理论课程。[16]他第一年用英语授课，教学之余，他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学说北京话，了解各地方言，阅览经史子集，很快之后便改用中文授课。同年，北平师范大学[17]聘请他教授教育社会学[18]，并兼在辅仁大学[19]、法政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前身）、农业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前身）、中国大学、北京朝阳大学任讲席[20]，又于1920至1921年间任《北平导报》（后改为英文版《北平时事日报》）英文总编辑。在北大、北师大的教书生涯确定了余氏以书生学者为主的职业身份，也使他对学术研究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1921年，余天休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第一个学术组织——中国社会学会[21]，地点在北平师范大学；1922年，余天休创办了《社会学杂志》并任总编辑，该杂志为双月刊，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由此诞生了第一份社会学定期刊物，这两个“第一”确定了他在中国社会学界初创期的元老地位。同年，余天休创立了殖边协会并任会长，出版《殖边运动周报》，创办边语学校，热心于实业教育，当时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兼驻北平南苑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22]为该校董事长。冯玉祥善于练兵，计划军队西北殖边屯垦，他的一部分士兵在这个边语学校肄业。[23]1923年，余天休将边语学校改名为北平私立东方大学，余天休自任校长。东方大学专门培养面向殖边的人才，设置蒙文、藏文、殖边、银行等学科，聘请满藏语言专家。北京以前建有满藏学校，将边地人送到内地学习语言，余天休的边语学校与它们不同，该校是在内地训练人才后将人才输送到边疆。此外，该校还组织西北旅行团，备有识之士实地考察西北、开发西北。余天休一直对西北有情怀。1925年，因熟悉华侨事务，杨晟任北京侨务局局长，聘余天休为顾问。1927年夏，东方大学与畿辅大学[24]合并，改名为北平铁路大学，此后在1933年更名为铁路学院[25]，七七事变后该学院校务停顿。
图1-1 余天休（右一）在西北
1920至1927年间，余天休在北京各高校任教。1927年秋，他与同乡冯仲拔合作，赴上海执行律师职务，兼任上海国际电讯社总编辑，主编英文《时事评论周报》。上海国际电讯社是首家民办性质的面对海外的大型国际宣传组织，面向国内外各报社刊发交换消息，成立于1927 年7月。[26]当时日本出兵占领山东半岛，制造了济南“五三惨案”，1928年余天休著《日本对华冒险行动》一书，论述了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对中国的野心、阴谋及其终必败的道理，显示出他对国际政治趋向的洞察。同年，余天休与冯玉祥会晤于南京，余被聘为顾问，旋与友人马鹤天同赴甘肃，行抵西安时，应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27]邀请，任陕西省政府顾问及西安中山大学（现西北大学）校长。[28]1928年，陕西大旱，至1930年这“三年不雨六料未收”，井泉枯竭，泾渭断流，车马从河道直接经过，粮食颗粒无收，旱情历史罕见。余天休任西北大学校长，提出8条学生贷款的办法，经省政府同意后通令各县执行。1929年年初，国民军北伐任务完成，在南京举行陆军编遣会议，会议意在削弱参加北伐的军阀势力，余天休随冯玉祥在京。1930年夏，余天休受济南市市长闻承烈邀请，担任济南市政府顾问，任齐鲁大学社会经济系主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奉军退出东北，余天休函朱子桥[29]将军组织东北抗日游击队。同年，余天休任中国社会学社第二届理事会理事（理事会理事总理学社事务，共9人），并自1930年至1933年主办英文版《中国社会学报》，按月出版，向海外介绍中国学者的学术。
1933年春，余天休返北平，宋哲元将军正在长城抗战，余天休协助宋哲元在北平参加抗日。1934年，余天休为《正风》撰稿，次年继吴柳隅[30]在天津接办《正风》杂志，并任总编辑，该杂志发行至抗战结束。1933—1934年，余天休继续担任中国社会学社第三届、第四届理事会理事。[31]1935年，余天休起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1936年，其被聘为北平市总商会顾问，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陷落，遂逃往天津暂且避难，另1934至1937年间，其仍在北京各高校任教。1938—1940年，余天休与金融业知名人士尚绶珊一起，联合美国律师法克斯在天津创办美业银行，任经理，经营地产股票信托业务，并与英商瑞隆银行合作经营美英投资事业，该事业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终止。1939年，余天休曾谋求从香港乘机转往后方，抵港后由于羊城陷落道路不通，在港20天后不得已返回天津。这一期间，余天休认识到道教的重要，于1944年创办道教学院并自任院长。抗战胜利后的1945—1948年，余天休复在北平各高校任教[32]，1948年离开北平抵穗，1949年短期任广州大学教授，教授社会学及西洋哲学。[33]以上是余天休在国内三十余年的概况。从这些经历中可见，1927年至1949年间，余天休主要居留中国，从西北到东南，从中原至边邑，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
图1-2 余天休博士
余天休自述他讲学和办《社会学杂志》的历程。
休自民二以还，即追随国外先知研磨该学（社会学），民九返国，即讲学于燕都，民十创办社会学会，民十一年创刊社会学杂志。初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签约，年出6期，但每年仅能出二三期，及至民十四年，休有事不能兼顾，遂托许仕廉君办理。本杂志出刊3年，刊登有价值的中英文论文不下百余篇，每期销量1 300余份，订阅常年者有各学校各图书馆及其他文化机关等500余家，此也一时之盛举也。因与商务印书馆解约不能印发一度停刊，后1930年复刊。[34]
这段话与上文对余天休的生平介绍呼应对照，能相互印证。孙本文[35]教授所著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介绍了民国社会学的发展，其中涉及余天休的部分同样可以作为佐证：“中国社会学界之有组织团体，以民国十一年余天休在北方发起的‘中国社会学会’为最早，当时由余氏主编的《社会学杂志》双月刊为该会的期刊，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自民国十一年三月至十四年八月共出两卷计八册，其中二期合刊者凡三次。民国十九年一月复在西安中山大学出版第三卷第一、二期，后在齐鲁大学出版第三期。”[36]
孙本文教授在这里提到的《社会学杂志》前后发行五卷，包括时事介绍和书评、消息在内，这份杂志共刊登文章近400篇，类别分别为社会理论、社会调查、资料汇编和对国内外的学术介绍。常道直、黄秉衡、应成一、许仕廉、陈青之、李景汉、陈劭南等名教授都曾在该杂志发表过文章。其中的社会调查都是由作者本人实地考察或访谈得来，生动细致地展现了这一时期民众的生活情状。后来，知名的李景汉[37]教授在该杂志登载过关于妙峰山香客、定县调查以及北京人力车夫调查的论文，该编辑甘南引在报纸设题撰写青年婚恋家庭观的调查，写成调查报告近300页，也发表在这个杂志上，保留了那一时期人们对待婚恋的原生态资料。该杂志还刊登过一些对士兵、乞丐、劳工、妇女生活的一手访谈，也同样具有价值。作为早期专业的调查类期刊，《社会学杂志》在学科史上留下了浓重墨彩的一笔。
1921年9月，《美国社会学杂志》第27卷第2期报道了中国社会学会成立的相关消息，并将之比拟于美国社会学会，肯定了中国社会学会成立的意义。同时《美国社会学杂志》还提及中国社会学会将定期出版期刊，应指《社会学杂志》，这份杂志当时还在酝酿中未正式出版，该消息称余天休博士是中国社会学会组织的领头人。从这个难得的证据推测，中国社会学会应成立于1921年9月前，而另有资料显示它成立于1922年2月，当然，成立时间不需纠结，因为一个学会从筹备到正式建立、备案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图1-3为《美国社会学杂志》消息报道的资料复印件。[38](www.xing528.com)
图1-3 《美国社会学杂志》关于中国社会学会的相关报道
综览余天休国内三十年的经历不难发现，他以大学教授的学者身份为主，然后运用自身的知识贡献着力于社会而不脱离学者本身，同时，其从事其他行业时积累的经验也帮助融汇滋养了其学术思考。余天休笔耕不辍，著有《社会学大纲》（初在西安中山大学油印200余份，由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出版）、《社会文化研究法》、《经济学原理》（北平北华印刷局发行，1933年）、《殖边问题之研究》（西安中山大学发行，上海界路101号天民书局分销）、《人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等30余种著作，另有论文数百篇，供为我们现在探讨他的资料。
1950年7月，余天休往赴美国，8月抵旧金山，不久便为旧金山《世界报》撰文，成为专栏作家，后一直为该报写稿。此后，余天休定居美国，历任合和总会馆主席、中华总会馆总董、商董、中华学校校董、余风采总堂主席、余绍贤堂主席、东华医院董事、三藩市总商会监事、世界报主任编辑、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特许投资顾问、美亚联谊会会长、中美学院院长。[39]另任投资法律顾问、美亚研究中心中国哲学教授。1953-1956年，余天休在本杰明·富兰克林成人学校教授公民课，1956-1961年他被聘为旧金山伽利略成人学校的中国语言、文化和历史的教导者。[40]余天休工作忙碌，从这些职务中隐约可见他居为旧金山华人社区领袖。虽然侨居国外，他所做的还是和中国有关的事情，他不仅做了大量促进华人互助以及中美交流的工作，还孜孜于增强中美两国人民文化上的沟通。1951年，余天休在美国创办中美学院，这是中国人早期向西方人传输中国文化的先行探索，类似于现在的孔子学院。中美学院一度坐落于旧金山唐人街保佑华人渡海成功的天后庙内，学院后来颇具规模，吸引了不少美国人合办入董事局。学院邀请众学者任教，课程科目有中国哲学、文学、法律、戏剧、文化艺术、中医宗教、政治、国际关系等。图1-4为中美学院教职员工名录和所开设课程的复印件。
图1-4 中美学院教职员工名录和所开设课程
中美学院结合国际发展形势，与美国其他大学联合举办学术会，如与胡佛学院、美国亚洲研究中心合作举行会议演讲讨论，参会者不乏在美华人和美国知名学者。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72年中美建交破冰前的1967年，他们就共同讨论过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在可能存在的问题、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和两国的未来，这些会议具有前瞻性的意义，反映了学术指导在政治行动之先的功能。1969年，中美学院又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介绍了新中国的发展，展示了现代中国的生活。从一份保存下来的学术研讨会议议程和参会名单（见图1-5）可见，会议参加者有乔治·泰勒[41]，华人学者Tao Pung Fai[42]、吴元黎[43]、陈世骧[44]、许芥昱[45]等，都是名噪一时的学者。中美学院为非营利组织，帮助新移民的华人就业和发展华人在美经济，让华人更快地适应美国环境。
图1-5 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议议程和参会名单
美亚联谊会全称美国亚洲联谊会，是一个非营利性非政治性的教育组织，联谊会的宗旨是为会员创造资本和事业合作的商贸条件，增加文化交流机会以提升国际公共关系，通过教育培养沟通愿望，进行公平、公正、文明的合作，增强社会福利团体和谐，鼓励美亚组织和个人为世界和平工作，提供相互的道义精神支持。[46]联谊会举办演讲活动，介绍东亚南亚形势，交流孔子学说，讨论建立孔子学校，分析中欧语言文化的异同，介绍中国戏剧等。每年聚集开大会一次，每月聚餐一次，每次参会人数达百人以上。协会出版月刊和年刊，播放中国电影戏剧，展示中国服装美食，向西方人宣讲中国历史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每次大会后，余天休都用他的那台老式打字机打印出会议讨论辑要，然后将文件亲自邮寄分发给与会代表。[47]余天休还自费将老子所著的《道德经》译成英文书，向西方人讲授中国传统文化。
图1-6 余天休与时任纽约州州长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握手。纳尔逊后为美国副总统
图1-7 中美学院Logo标志
中美学院不仅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而且帮助中国留学生适应美国社会。如果说在国内的三十年里，余天休致力于民族振兴更生，那么，在国外的这一时期他则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一位使者，勤恳踏实，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创造，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因积劳成疾，1969年3月5日病逝于旧金山。
在美国期间，余天休撰写了不少文稿，在一份关于任教者余天休的简介概要的中美学院通告中显示，余天休这一时期所著的学术成果颇丰。其中，英文成果有《中国思想文化的社会学解释》《中国宪政的失败：原因和结果》《中国和盎格鲁—美国法律：一个比较解释》《从国际混乱到世界统一：关于世界政府的提议》《海外华人：他们的境况与光荣》《门外汉经济学之框架》《“道”作为打开世界和平钥匙的哲学》《道德经注》《道德经关于“道”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中文成果有《动能：人类命运的哲学分析》《中国政治演化向何处去？》《现代国际政治演进》《现代中国民主重构》《文化和人类环境》《适应或非适应：现代人类问题》《中国秘密结社组织的社会学分析》等。这些文章在国外可能均未出版，但从文章题目看，它们皆符合余天休早期的文章风格，有些内容和他在国内所著的文章资料类似，而关于道德经译文和世界联邦政府的后期文章，都已被阅见和出版。这些论文是他对自己学术的拓展深化，汇总回顾了前期文章，取其精华。这些文章题目诱人，想必大有内涵，可惜本书作者多未见到，而且这只是他后期文章的一部分，因为其论著不会在教员介绍中全部列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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